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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 杨帆:梁启超的全文明视野与世界眼光 
作者:[摩罗 杨帆] 来源:[] 2011-04-08

编者按:本文是《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后记,该书由摩罗、杨帆编选,杨帆标点。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初读梁启超,我们的用意很功利,就是看他如何批评中国的国民性,所以我们首先拜读《新民说》。此前我们多是根据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论调,来推测梁启超的观点和态度。《新民说》的思想和气质,大异于鲁迅。梁任公的论说,远非义愤之词,而是从历史文化、地理风水、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方面,体认中国国民性格的特征,并进而思考,需要通过怎样的改造和调整,才能有助于中国的社会变革。

    梁启超的辽远、深邃、坚韧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我们就像研习佛经时被其吸进去一样,也被他的著作吸进去了。那阵子我们拜读梁启超,真是手不释卷,欲罢不能。饭前饭后谈的都是梁启超。他的亡国的哀痛,他的亡种的忧患,他的救世热情,他的担当患难的雄健力量,他的知识的宏阔辽远,他对于中国文化价值的痴情热爱和坚韧信念,他预言中国必将起死回生的伟大眼光,没有一样不是世所罕见的。宋人盛赞孔子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就是上天送来给中华民族从精神上结束惨遭殖民蹂躏的漫漫长夜的(真正的结束有待毛泽东那一代)。惜乎天时不济,地利不备,人和尤其作孽,致使康梁功业不展,壮志未酬。

    但是,在中华民族遭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全面危机的时代,梁启超以天纵大才,廓清了世界格局和天下大势,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东方被殖民弱国的角色和关系有准确的定位,对中国革故鼎新的必要性以及复兴前景、复兴途径有细致的说理和描述。他是这个伟大民族的赤子和巨人,他对芸芸众生和民族的至爱深情,彪炳日月。他的仁德、他的诚敬、他的义勇、他的柔爱、他的雄健,恰与伟大孔子遥相呼应。当我们读到他的如下言辞:

    “於兮,美哉我国!於兮,伟大哉我国民!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吾欲草此论,吾之热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气焰之何以喷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兮!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2册56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我们禁不住潸然泪下,心潮激荡。我们不但从这里读懂了一个伟大人物,也从这里读懂了一个伟大民族和伟大文化。

    由于从梁启超这里受到振聋发聩的启示,我们将中国近代以来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奋斗史,立时贯通起来。日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独秀、毛泽东、彭德怀、邓小平、鲁迅、梁漱溟、费孝通,都可以说是从这一段话起步的。康有为、梁启超,是我们民族复兴运动真正的先驱。在日后的困厄与波折中,这些伟大的名字将是我们驱邪的咒语。

    对于当下的知识界,梁启超的意义,决不限于精神上的感染和照耀。梁启超晚年致力于中国文化价值的阐释与弘扬,他的这一学术工作,是在宏阔的世界视野中进行的。他对于西方殖民刀剑下出现的全球一体化格局的认知和阐述,既是前人所不知,也是今人所未及。所以,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对于当今知识界的启示,依然有待于我们的发掘与领会。这里列举他的两个优长之处,以期引起读者重视。

    梁启超是近代以来少数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之一。什么是世界眼光?是不是积累了若干世界知识就自然拥有世界眼光?是不是参观过英国的蒸汽机、法国的流水线、美国的投票选举、非洲的巫术、波利尼西亚的草裙舞,就具有世界眼光?是不是在五大洲各留学十年就一定具有世界眼光?肯定不是。世界眼光乃是对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及其权力结构的解读,是对这种权力结构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博弈、互动及其游戏规则的发现和认知。有了这样的世界眼光,才能切实地为一切被殖民者、被掠夺者、被控制者谋求获得解放的方法,探索富民强国的道路。梁启超和其师康有为就因为具有这样的世界眼光,才有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战略思路,以及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道路和方法。

    梁启超另一个过人之处是,他对世界进行过“全文明研究”,因而具有全文明视野。什么是“全文明研究”?就是对地球上有史以来所有的文明实体及其演变,进行观察研究,描述他们各自的地理、历史条件,考察他们的互动关系,辨析他们在当下世界格局中不同的地位和表现,进而理解他们各自的特点。比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希伯来文明、非洲古代文明、美洲古代文明,都在他的关注之中。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所有政治实体,更是他的研究对象。当西方殖民者借助坚船利炮杀伐世界的时候,世界各种其他文明和政治实体都在劫难逃,甚至土崩瓦解,并不是只有中国无以应对。所以,以中国在殖民者面前的失败来证明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民劣根性”,并进而否定中国文明、历史、社会的正当性,乃是谫陋无知的表现。

    梁启超在“全文明研究”基础上,再来领会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之处,理解其历史合理性、维护其现实正当性,最后的愿望,当然是不遗余力地引导民族及民族文化克服危机、走向复兴,他一生的政治参与、学术研究,都是服务于这个宏大愿望的。殖民者给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格建构了一系列诬陷性的弱点,全面否定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国民行为模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梁启超虽然背负着亡国灭种的哀痛,可是他对殖民者的这种文化建构和文化战略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审视、抵制和批判。他对中国国民性格的一切弱点,既有严厉的批评,希望促其改良,又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予以理解,毫无粗暴否定与谩骂之意。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文化造福世界的潜质,和中国民族起死回生、腾飞于世界的前景,坚信不疑。当一部分中国人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屠杀吓破胆的时候,他的如炬目光看到的是这种野蛮文明必将衰落,当一部分中国人沉溺在国破家亡的哀痛中绝望嚎哭的时候,他所倾力为之的,是用坚实的努力,促进中国的复兴与崛起早一天来到。梁启超的远见卓识,得益于他“全文明研究”的宏阔视野。西方战略家以五十年为期讨论得失,中国的贤哲以五百年为期观察兴衰。梁启超的胸襟与眼光,正是具有悠久历史和辽阔疆土的中华民族远大智慧的体现。

    可惜梁启超这种全文明视野和世界眼光,在后来的学界不是被发扬,而是遭遗弃。后世学者知识结构越来越小,眼光越来越狭窄,他们只知道有西方和中国,最后只知道有美国和中国,至于埃及、印度、非洲、澳洲,以及中东和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不在视野之中。他们按照西方人建构的意识形态体系,把美国人对全世界的掠夺,解释为民主对专制的胜利、先进对落后的统治。他们把被压迫民族对殖民者的反抗,解读为对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的破坏。他们把弱势国家在经济、贸易领域与强权国家的博弈,解读为给“全球化体系”和“国际惯例”的挑战。他们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全球化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在对中国现实的观察、理解上,他们只知道拿美国最吸引人的因素,甚至拿西方文献中几个迷人的意识形态概念,跟中国最消极最负面的因素作比较,越比较越自卑,越比较越自虐。对于中国在国际霸权的压制、掠夺下,小心翼翼谋求发展空间、维护国家利益的良苦用心和悲屈境遇缺乏同情心,甚至干脆视而不见。他们在西方殖民者的屠刀和威权面前吓得失魂落魄,面对殖民者建构的霸权秩序和权力结构,甚至失去了国家立场和民族立场,只知道跪倒在殖民强权面前,天天颂扬殖民者的文治武功,天天用所谓“国民劣根性”否定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正当性,天天念着“中国绝望论”的咒语,等待着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崩溃。

    似这等颠倒黑白的谫陋无知之徒,已经横行学界几十年,真需要梁启超来拨乱反正啊。

    梁启超,是中国文化造就的雄健坚韧、雍容正大的贤哲。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都是我们民族复兴大业所需仰赖的伟大资源。

    本书专门辑录梁启超研究国民缺点、批评社会痼疾的著述,分作《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政治》、《中国国民性与中国精神文化》、《中国国民性与中国地理》、《中国国民性之自觉》、《中国国民性综合研究》五辑,每辑论题各有侧重,旨归却很一致,那就是激励国人引进西学、革故鼎新、变法改良。这些文字虽充满了激越和慷慨,但是不至于怨愤和绝望。我们时时能从中读出他的温厚、阔大、耐心,跟后来出现于中国学界的所谓“国民性批判”的愤激文字,别若天壤。与那帮刻意用“国民劣根性批判”名义否定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正当性的谫陋之徒,更是针尖对麦芒。所以,我们将他的文字命名为“国民性研究”,而不是按照学界习惯称之为“国民性批判”或“国民劣根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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