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衡山，但没有听说过南岳忠烈祠，更没有前往拜祭过，上山途中，在祠前匆匆经过，也没有过多的留意。

　　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说南岳忠烈祠是当今中国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陵园，谈起规模之大、内容之广、震撼之深，语气已是极为激动，并力促我上山看看。对于抗日英烈，向来崇尚，粗做准备，就跳上了往衡山的车。

　　车到山下小镇时，已近黄昏，初冬的天，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不敢在镇上过多停留，踏着暮色，就急急忙忙地上山去。

　　忠烈祠位于香炉峰下，依山而建，松柏掩映，翠峦环抱。正门是一座拱形三门重檐牌楼，汉白玉的门匾上有“南岳忠烈祠”5个镏金大字，落款是一代抗日名将，原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

　　怀着崇敬之心，跨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纪念碑，型如5颗直指青天的炮弹，中间1颗较高，另4颗环绕四侧，象征着汉、满、蒙、回、藏，碑基上有醒目的“七七”大字。遥想60余年前，日寇大举兴兵，侵入中原，千年古国，面临亡国灭种之灾，陈布雷起草檄文，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元首的身份，疾呼“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抗日”，各族儿女之略有血性者，无不携手齐心，共赴国难。思虑及此，已是热血沸腾。

　　站在纪念碑旁向上看去，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陵园是模仿南京中山陵式格局，坐南朝北，左右对称，层次分明。两侧石级之间的山坡，绿草如茵，草地上用大理石镶了“民族忠烈千古”6个大字，衬以邻近的苍松翠柏，更显得十分庄严，令人肃然起敬。

　　拾级而上，偶而抬头远眺，整个忠烈祠，从走道、阶蹬、庭苑，到建筑的纪念堂、牌坊等，均由清一色的花岗岩砌成，沿中轴线逐级递升，在蒙蒙的暮色下，更显气势恢弘、庄严典雅。

　　石阶分9层，共276级，据说是为了纪念第九和第六战区阵亡的276位中高级军官而专门安排的。四周的山头上，共有13座大型烈士陵墓，安葬了抗日阵亡的国民党第九战区和第六战区将士。其中最大的一座坟中，有原国民党三七军十师在湘北阵亡的2728名将士。当年，日寇南侵，国民政府以薜岳为首，三湘子弟，首战常德，三战长沙，再战衡阳、宝庆，最终湘西一役，中日双方共出动兵力50余万，日军兵锋推至雪峰天险，再难前移半步，最终国民政府芷江受降，抗战结束。八年间，若不是长眠于地下的民族英烈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民族、国家绝无幸免之理。

　　享堂神殿，是忠烈祠最主要的建筑，位于石阶尽处，飞檐翘角，石墙碧瓦，气势宏伟。正门上是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忠烈祠”匾额，其中“烈”字下面少了一点。据载，忠烈祠始建于1939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期间，许多将领提到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言者伤心，听者敛容，蒋介石对此异常痛心，嘱咐陈诚、薜岳主修忠烈祠。期间战事激烈，修建工作时断时续，至1943年6月全部竣工时，以身殉国的民族英烈已是不计其数，其中仅少将以上的高级将官就有35名之多。蒋介石作为抗战最高指挥官，题写匾额时，思及此情此景，将“烈”字刻意少写一点，寓以“烈士少一点，胜利快一点”之意。古语说，“时穷节乃现，危难出英雄”，英雄辈出的时候，也正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之时，抗战早日结束，战士解甲，铸剑为犁，应是当日四亿亿人民的心声吧！

　　享堂内呈“十”字形，可容500人，大厅靠后墙正中为祭台，台后竖立巨碑，上刻“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1943年7月7日，抗战六周年纪念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持落成大典，在忠烈神位前恭读祭文：“抗战以来，各忠烈将士，即日入祠，岁时奉祀”，并定每年7月7日为公祭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更是于1947年颁布了《春秋二季致祭阵亡将士办法》，明确规定：每年3月29日为春祭，9月30日为秋祭。薜岳还题写享堂碑文：“恭立忠烈祠，以怀忠烈神，我怀忠烈魂，誓继忠烈神。”

　　总神位四周，散布抗日以来22次著名战役中阵亡的将士神位石碑。沉沉暮色下，显得异常灰暗。享堂内异常冷清，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一块块冰冷的大理石碑，傲然挺立，一如当年抗日将士毅然承担起民族国运的笔直脊梁。细数之下，享堂内共有24块石碑，48篇碑文，除却11块纪念祷文外，其余37块皆是我中华英烈、民族长城之灵位。其中殉国时职位最高的，是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兼33集团军部司令张自忠、36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李家钰，两人都是陆军中将。此外35名英烈，殉国时军衔为中将的还有11名，少将22名，上校2名。英烈的舍身为国，战事的凄厉壮烈，于碑文记载中可见一二。第九战区中将军法执行总监章亮基，1941年在江西宜春阵亡，可见战状之险，牺牲之众，连非战斗秩列的高级将官亦不能例外；第三军12师师长寸性奇少将，夏县自杀殉国，“不成功、则成仁”，这六个字放在抗日战场上，确能摧人泪下；37名英烈中，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所谓蒋介石嫡系的，共有7名，高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6名据首位，其中副军职1名，正师职3名，可见当日不分中央地方，嫡系杂牌，一体抗日，也非虚言。

　　石碑上不但有较详细的记载，而且有清晰的肖像，每张脸庞，无不是坚毅、英武，透着年轻。统计起来，殉国时年龄超过50岁的，只有唐淮源中将、李家钰中将，而最年轻的方叔洪中将，殉国之时为51军114师师长，年仅27岁（一说为31岁）。其中40岁以下，有18名之多，倚门望归的娇妻幼子、伸手可及的大好前景，竟都挡不住“民族国家”四字的招唤，压制不了胸中那点血性的沸腾，慨然上阵，英勇殉国。

　　忠烈祠建成后，先后遭日军、文革两次大破坏，但当局有识之士还是对此进行了比较完善的修复和保护，1997年便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整修，逐步恢复旧观，也可慰抗战英烈于九泉。但，在宣传上却是始终低调，在政府公祭方面，更是毫无举动，连县级官员都没有过公祭的举动，也没有听说过公祭的计划。相对于连续几届日本政府首脑，三番几次，不顾周边国家、民族的抗议，一意孤行，大张旗鼓地参拜所谓的“靖国神社”，对那些凶残暴虐、兵败身亡、理应遗臭万年的侵略者顶礼膜拜的举动，两相对照，使人难禁长叹。忠烈祠中，摆放着搞战以来22次著名战役中阵亡的将士神位，记载详细，规模宏大，却从未见宣传。中国向来有崇尚英烈的传统，如果宣传得当，知道的人一多，绝不会出现今日这样凄冷的场面，思虑及此，心情也变得像这殿内的空气一样阴冷灰暗。

　　近年来，舆论日见宽松，对于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评价也越来越公正。对于抗日主力的问题，我一向自认是比较清楚的。但根据殿内的碑文来看，从意识形态、两党对峙的观点出发，对于国民党系列的抗日英雄、民族忠烈的歧视，仍是远远超出想像。殿内37位英烈，只有15名在1949年以后被追封为“革命烈士”，其余22名都没有得到这一理所当然应得的称号。这种情况，倒也不是一方的责任，国民党也没有显示出最宽广的胸怀，1942年5月殉国的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将军，也没有在1943年落成的忠烈祠中得到应有的承认。

　　可叹时至今日，立足两党之争的抗日观仍未消除。民间街头巷尾，半虚构的双枪老太婆，名气大过实实在在、功在千秋的殉国大将张自忠、唐淮源、李家钰、陈宝安，忠烈祠中也是这般冷冷清清。“谁祭忠烈魂”，已不仅仅是有识者茶前饭后的笑料，而是整个民族国家的悲哀，更是授人口实，说我中华没有民族英雄了！

　　人生短短几十年，朝代更替几百年，就连人类有历史记载的，也只不过几千年，相对于宇宙的变迁，都不过是一瞬间而已。一时一地、一个观点的争论，在如火如荼、不可开交的时候，双方都以为真理在握，不肯越雷池半步。时光流转之下，回头再看，却不过是为蝇头小利，做蜗角之争罢了。洪承畴降清后，在皇太极、顺治两朝极尽荣宠，终免不了康熙朝受名列《贰臣传》之羞；朱由检中反间计，冤杀袁崇焕时，市井之徒争啖其肉，乾隆还是要给他翻案，还他一个清白。

　　忠烈浩气长存，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女神高悬天际，不为人间烟火所动，她翅间的清风，必有一日吹散迷雾，还长眠于九泉下的中华英烈、民族长城一个公道，“谁祭忠烈魂”的悲哀，也终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令人痛心的瞬间而已！
　　
　　后记：思绪万千，整理出这篇小文，和几组照片一并贴出，也算是为宏扬忠烈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从而如保钓行动一般，形成民间自发的祭拜热潮，以慰英烈在天之灵，尽一点绵薄之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