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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生活经历与科学国策比较 
作者:[江菲]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5年08月08日] 2010-03-29

    谁也不会想到,两位禀赋各异的国王不约而同地领会了培根的这句话:“知识就是力量。”

  当然,他们谁也没有读过它。但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他们在相隔甚远的两个国家,缔造了各自的关于“知识”的盛世。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词替换为“科学”。

  这两位国王,一个,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另一个,是清朝皇帝康熙。前者,自称为“太阳王”,后者,则是“龙子”。

  300多年后,一场关于这两位君王在位期间的科学国策的演讲在北京故宫报告厅举行。无疑,仅仅是它举行的地方,就使它成为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

  “要知道,在路易十四时代,人们还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场演讲的主讲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CatherineJami女士说,“但路易十四竟然把自己比做太阳,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两个国王

  路易十四与康熙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都生活在17、18世纪,都是幼年继位,都是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都是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有着强烈地了解世界的愿望。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Jami来说,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康熙本人对科学充满了兴趣,而路易十四则热衷于跳他的芭蕾。”

  是一封信把他们两人联系到了一起,作者即康熙的大臣南怀仁(F.Verbiest)。南怀仁是比利时耶稣会士,主要教授康熙欧几里得几何学。由于清朝初年对传教士的控制,令他担心传教最终会以失败告终。于是,1678年,他发表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希望欧洲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来华。

  为了回应南怀仁的号召,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了四位耶稣会士远渡重洋,赐名为:“国王数学家”。这几个人很快被康熙所接受。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满语,并起了中国名字:洪若翰、白晋、张诚……

  康熙无疑是个少有的聪明皇帝,但喜欢科学,却不是因为聪明。“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他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历法,关乎社稷存亡。于是,他“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注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

  研究历法,要从数学始,南怀仁就这样成为他的第一位数学老师。接下来,便是白晋和张诚。

  老师们惊讶于康熙的勤奋好学。白晋在1691年的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21日。皇帝回宫了。……一看见我们,他就笑问我们这一天过得如何。他在算学桌上做了几道算术,然后便到院子里去用半圆测量一建筑的高度,并让我们去帮他。陛下亲自摆放了仪器,进行观测,然后用他的中国办法(注:算盘)计算,速度快得惊人……”

  传教士们的惊讶或许更来自对比。

  “路易十四根本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Jami说。一次,他的科学家为全国测绘地图,结果比原来以为的小,路易十四很生气地说:“我的科学家比我的敌人让我失去了更多领土。”

  但Jami认为,康熙这样做,在个人兴趣之余,还有更多的政治动机。在满族尚未在中原站稳之前,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的皇帝,满人也并非‘蛮夷’。”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韩琦提供的一段史料,或许印证了这一说法。1692年初,康熙在乾清门把大学士、九卿招至御前,讲授乐律、算术的关系,还涉及天文历法以及河道水流量的计算。没有尽兴,他命人取来日晷,用笔划出正午时光影应该的位置,一行人一直在日头下等到正午,以检视皇帝的预测。果然吻合。

  大臣们“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又“退而相顾,惊喜深愧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

  有意思的是,完全不热爱科学的路易十四,早在此前的1666年,却以国王的意志支持了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每周,他们都在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聚会。

  1713年,康熙发布圣谕,在蒙养斋设立“算学馆”,翻译西方历算著作,编写《律历渊源》等书籍,被西方人同样称为“皇家科学院”。

    两种文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为什么康熙时代的科学热潮没能延续下来,而路易十四却做到了?

  “我想,这是因为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中,科学的地位不同。”Jami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科学工作者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而在那时的中国文化里,只有你懂四书五经,才是个真正有学问的人。 ”

  话虽如此,康熙依然认识到西方科学的作用,并期待能够利用传教士在华期间,多多学习,以达到将来自立的目的。韩琦在《“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一文中介绍,有耶稣会士这样写道:“多年的经验使皇帝确信,中国人主要或惟一对欧洲人的依赖是,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就无法正确地在天文学方面进行管理及准确地预知日蚀和月蚀。皇帝千方百计铲除这一弊端,使中国人能够自立。为达到这一目的,皇帝不惜代价按皇室排场建立起一所皇家数学院……”

  但这个“皇家数学院”却和法兰西科学院有了差别。

  法兰西科学院致力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当时知名的欧洲学者霍布斯、卡西尼、惠更斯等,都受其吸引并加入。科学院成员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他们还组织了几次海外考察。

  不断来华的传教士在朝廷受到重用,是件让大部分中国人心里不舒服的事。但由于中国的士大夫几乎没有受过科学教育,很难在这一领域与他们一拼伯仲。在这种情况下,“西学中源”的说法渐渐盛行。甚至有记载说,康熙自己就这样说过:“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

  Jami十分怀疑康熙是否真的赞同这种说法。“他是满族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他来说,一样是外来文化。但是,他也许要照顾汉人的想法。”他们最近的研究发现,康熙时代的皇宫里有20个西医,“他是个宽容的人”,但这种做法在当时依然难以被接受,因此,他想以这种说法来取得读书人的赞同。

  清廷也命令地方派送精通历算之人到京师考试,选出优秀者编写《律历渊源》等讲述西学的书籍。为了塑造“自立”形象,避免使人感觉所编写的书中一切皆取自外国,算学馆的大臣们亲赴各地去观测,并将这些结果记录在书中。遗憾的是,韩琦发现,传教士们认为这些观测的“依据和基础缺乏可靠及坚固性”,而“使建筑的整座科学和艺术大厦立于流沙之上”。

  Jami这样总结两家科学院的区别:“一个是为了取得新的发现,一个是为了整合旧的知识。”

  这也决定了两个机构的命运。《律历渊源》编纂完成后,算学馆完成了使命而终结。法兰西科学院却一直延续下来。

    分道扬镳

  “毫无疑问,推广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统治。”在Jami看来,两个国家毫无差别。路易十四期望科学家们为他建造漂亮的宫殿、美妙的喷泉以显示他的权威,康熙希望通过科学计算获得更准确的历法,更好地治理洪水和河道。 二者都希望通过科学测绘,获得自己疆域的版图。

  但是,康熙晚年时,由于历法之争已不存在,公开地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都被禁止——这些内容已和清王朝的合法性有关。1715年,他在科举考试中禁止了有关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主考官都被要求不许出有关天文、乐律或计算方法的策问。清朝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康熙皇帝雇用耶稣会士专家所作的宫廷项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以一人之兴趣,他成功地引导了考官及书生的兴趣,虽然这无法影响所有的人。

  爱好芭蕾的路易十四却没有这个能力。

  欧洲的科学家们渐渐有了自己的圈子。他们无须经过国王的考试求得工作,也不必谁来告诉他们应该学些什么。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科学渐渐成了不那么大众的领域。

  “直到晚年,康熙还亲自修改御用科学家的书稿。”Jami说,“但路易十四不能,即使他关心科学。”

  在当时的传教士们看来,康熙是个懂科学的好皇帝,也是惟一受尊重的科学工作者。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到中国后,这样写道:“凡是想一试身手的人得不到任何报酬。从历史上看,数学家的失误受到重罚,无人见到他们的勤劳受到奖赏,他们观察天象,免不了受冻挨饿……钦天监正假如是一位饱学之士,热爱科学,努力完成研究;如果有意精益求精,或超过别人,加紧观察或改进操作方法,在监内同僚之中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是要坚持按部就班的……”

  很多人以为,只是到了晚清,中国才渐渐落后。事实上,在那些早期的传教士信件中,中国已是一个“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只顾私利”,“不止一次为了黄历作战”的国家。

  而那时的欧洲,正准备进入牛顿时代。法兰西科学院成立之时,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柏林学院也先后成立。“他们有独立的刊物,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而不用害怕受到惩罚。”

  康熙一生勤俭,路易十四则奢靡无度;康熙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以孔子为自己的道德楷模,路易十四则期望像亚历山大那样,成为统治欧洲的霸主。但在科学这样一个决定国家未来的领域内,似乎前者远没有后者那样有功于后代。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对比当作康熙时代科学状况的全部。”Jami说。在20多年中法科学发展的对比研究中,她已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必须要看到,科学发展的确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文化传统来做任何事情。”

  在她看来,康熙的科学国策有其明确的目标:一部好的历法,一张准确的地图,一套数学、天文学和韵律学的系统理论。

  “他做到了。”Jami肯定地说。只是,康熙或许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些——而不是超越别的国家——就能保证江山永固,那么,是他想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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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0-04-01 18:21:17.0)
    大(鞑)清帝国颂 ---------------------------- 八旗的珠宝,一眼看不完. 大(鞑)清的贪官,官官相连到天边. 胡酋和奴才,在这里颂“盛世”. 风吹雨打中,耸立二百七. 大(鞑)清帝国大(鞑)清帝国. 经不起考验,只要主奴配合敛财不断. 大(鞑)清帝国大(鞑)清帝国. 遗臭万年直到永远.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58:23.0)
    通古斯人满清余孽是搞文字狱和篡改中华古籍的罪魁祸首!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54:21.0)
    [1]袁媛《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江晓原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53:12.0)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席泽宗院士的弟子江晓原教授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2],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由此可见虽然崇祯皇帝没有象康熙那样自己摆出精通西方科学的姿态,或者搜罗那些天文仪器当成皇宫里的摆设玩物,但他对徐光启和李天经两人的支持,使得明朝末期中西方科技交流与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培养取得了远比康熙时期要大得多成就,而且民间得科学兴趣科学活动也康熙时期要活跃得多。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52:31.0)
    崇祯皇帝对于科学进步的实质推进 与康熙的行为对照,明朝的崇祯皇帝虽然没有如康熙那么摆出一副钻研西方科学历算,卖弄自己科学精神科学兴趣的作秀姿态,但他实行的一些政策,他对徐光启等人活动的大力支持,倒是切切实实地推动中西方科技的交流,科学水平地进步,培养了一批科学人才。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清朝统治下也散失。其实清朝统治下,不仅是这类明代翻译的科技书籍遭到如此命运,本土《天工开物》也都长期失传。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一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相关介绍,徐光启的《造强水法》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提到了制造无机酸(如硝酸或硫酸)的方法以及一些无机酸的性质。 明代崇祯政府组织的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和他的大臣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1]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供给康熙一个人看的,应该就是前面席泽宗院士提到的被康熙阻止出版的《解剖学铨释》(AntonieMedchoue)。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崇祯年间的李天经时期,还有政府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回过头来关于《崇祯历书》,特别介绍一下。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9:14.0)
    [1]江晓原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2]谢国桢《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见《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73页 [3]江晓原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8:16.0)
    但话说回来,清朝统治下,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凋零,固然是一些明朝遗留的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气节不愿与清廷合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对汉族知识分子竭力摧残打压排挤限制的结果。 从摧残来说,明代留下到清代的一些中国自己天文历算人才还是有一些的,但康熙三年(当然这时候康熙没有亲政)历狱案中,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最后的结果是,外国传教士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和李天经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批汉人的数学天文人才,基本被杀灭扫荡干净。 从打压排挤限制来说,包括康熙在内清朝统治者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用西方人担任钦天监负责人,因为对他们来说西方人更接近自己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法原",在清朝统治下,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清朝统治下,没有成为现实。 江晓原教授说"《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3]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7:33.0)
    "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一1682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 当然这里应该说句公道话,清初一些最优秀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很多是有强烈民族气节,对清朝统治不满,以明朝遗民自居,坚决不愿出仕清朝,这其中包括了王锡阐。就算康熙想用,他也绝对不可能为清廷效力的。《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中对他有详细介绍,此外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一文对他也有简略介绍。1644年,得知崇祯死讯,满清入京的消息,王锡阐"自缢,投河,绝食,三度以死殉国",但没有死成,明亡以后,基本上一生都是在痛苦愤懑中度过。他参与其中的这个惊隐诗社,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反清成分。其创始人吴振远、吴宗潜本身就参加过太湖抗清义师。诗社成员潘怪章,吴炎也死于庄氏史狱。王锡阐也是顾炎武最好的朋友,顾炎武评价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2]。象王锡阐这样的人能够侥幸逃过清廷屠刀,就已经是命大了,至于说到用他,那似乎是两不相干。 其实清初的时候,李天经也还健在,并且他本来就是崇祯朝的在职官员,如果能被清朝用的话,也就是顺延用下去了,但实际上,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不愿为清政权效力,毅然弃官回家。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6:29.0)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清朝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再有一个情况也值得说一下,在明代钦天监这个职位一直是中国人担任的,明末崇祯时期,即使是引入西方历法,主要负责者也是中国人,先是徐光启,徐光启之后是李天经,这两人本身就是具备深厚的科学功底,其综合水平还在西方传教士之上。并且他们在自己负责的同时,底下还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跟随他们工作,一起学习引进的西方科技。 一件事情也能说明问题,引用江晓原教授的话说"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1] 而在满清统治下的,150多年的时间里"钦天监"实际负责人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清廷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席泽宗院士说"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一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Monteiroda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5:44.0)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仪象志》和《仪象图》南怀仁1674年 地理知识:《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1674年 动物习性:《狮子说》利类思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清朝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4:59.0)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寰宇始末》王丰肃1637年出版;《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出版。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方面:《五纬历指》罗雅谷1637年《崇祯历书》中的一部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远镜说》汤若望1626年。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性学粗述》艾儒略1637年;《主制群征》汤若望1636年 几何学:《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算术:《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工程与机械:《奇器图说》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十个范畴;四元素说:《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4:24.0)
    康熙等清朝统治者应为中国科学落后负责 再来看阎教授把中国科技在清朝的落后以及与西方科技交流的中断,说成是"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这符合事实么? 我认为是不符合的,首先一点可以明确,从明末到清初,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呈现倒退的局面,如果说这和社会条件有关,那也是康熙统治下的社会条件有关。 席泽宗院士说"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然而清朝康熙,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一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席院士说的还仅仅是本土科学发展的倒退,关于当时中西科技交流从明末到清初的倒退,可以看如下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重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2:25.0)
    [1]《康熙起居注》(二),1104页,康熙22年11月14日。转引自《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第65页 [2]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但拒绝,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 [3]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以下席院士的话都从此处引用,不再另外注明。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1:50.0)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就已经知道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2]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明代人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康熙和他的大臣那里那里就变成了“文辞甚悖谬不通”“于理实为舛谬”! 在中国科学史大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写的《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3]一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现引原文如下“当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据潘吉星先生研究,巴多明原稿书名为《根据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Dienis或Diones)的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简称《解剖学铨释》(AntonieMedchoue),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 也就难怪席泽宗先生感叹说“‘一门新学科由于他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这个人又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关系太大了。这样,这位皇帝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梁启超)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那康熙表现出来对科学的所谓兴趣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同样是席泽宗院士文中叙述的一件事情或许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这里只再转述李光地本人受捉弄的一例,以见康熙之为人。 1689年二月康熙到南京后,先派侍卫赵昌向天主堂远西学士法国人洪若翰(JeandeFotaney,1643一1710)、意大利人毕嘉(G.Gabiani,1623一1694)询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南京)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毕、洪等一一计算,又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呈文送上。康熙得知详情以后,在一班大臣的前护后拥下登上南京观象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据李光地自己回忆:‘既登,余与京江(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余:你认得星?余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抄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什么星?答以参星。上云:你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的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余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李光地本来是想讨好康熙,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这年五月康熙回到北京以后,就将他降级使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光地记得这么详细。但从上述对话中,康熙说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看见,又反映出他的天文知识不够深入。事实上,在福建、广东一带,南极星是看不见的。” “南京观象台上的这场天文对话,完全是个预谋,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习天文的目的是什么了,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炫耀自己,批评别人,梁启超的论断是对的。” 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一方面是用来炫耀,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而不是用于实际需要。“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据李迪、白尚恕调查,收藏在故宫中的科学仪器近千件,望远镜就有一二百架,多为康熙、乾隆时物。这么多的科学仪器,收藏在深宫秘院中,不让发挥作用,该当何罪!” 通过上面叙述的这些内容,可见阎教授赞颂康熙“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并不是那么符合事实。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41:03.0)
    阎会长对康熙的科学精神,对西方科学的兴趣赞颂备至:“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康熙的“科学精神”是怎么回事! 康熙学习科学的目的是炫耀和消遣 阎崇年教授对康熙皇帝的科学精神,对西方文明西方科学的兴趣也赞颂备至“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至于后来中国科技大幅度落后西方,则认为和康熙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 按阎教授的说法,康熙自己是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对科学感兴趣的,只是下面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百姓都太愚昧了,都对科学不感兴趣,,社会条件不具备,所以中国错过了与西方交流的机会,落后了。 我觉得阎教授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大量事实表明,在明末的时候,已经呈现出上至朝臣大官,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浓厚热情兴趣的现象,无论是翻译著作,还是学习研究都呈现不断上升增多的趋势,而到了清代,这种现象逐渐消失,趋向倒退。 明代的时候,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仅是在官方层面展开,同样也在社会上展开,与传教士打交道的主要是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交流的侧面也注重于科技,并在社会上传播,而到了清代,传教士完全成为了皇帝私人的奴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器械,也仅仅成为了皇帝和少数贵族大臣的个人玩物,而在民间层面,传教士也从明代的科学传播,演变成清代初期完全以宗教传播为主,知识分子学者已经不在是和传教士打交道交往的主要人群了。 所以问题可能不是只有康熙和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而是康熙和清朝统治阶层只想把科学限制在他们少数人叶公好龙似的玩物新鲜刺激的层面上,而不允许对科学的兴趣在广大的社会层面尤其是汉人知识分子层面散播开来.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所谓对科学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兴趣,他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那样尊重科学精神么?先说两件事情。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于康熙二十二年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康熙看了这部书,然后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1] 《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所谓“文辞甚悖谬不通”,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写《康熙起居注》的人,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倒可以用说明一下康熙所谓科学精神科学兴趣是怎么回事。
新法家网友(2010-03-31 10:29:17.0)
    阎崇年说:我大清是最伟大的朝代,万岁万万岁!辫子满天飞!牛粪变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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