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会想到，两位禀赋各异的国王不约而同地领会了培根的这句话：“知识就是力量。”

　　当然，他们谁也没有读过它。但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他们在相隔甚远的两个国家，缔造了各自的关于“知识”的盛世。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词替换为“科学”。

　　这两位国王，一个，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另一个，是清朝皇帝康熙。前者，自称为“太阳王”，后者，则是“龙子”。

　　300多年后，一场关于这两位君王在位期间的科学国策的演讲在北京故宫报告厅举行。无疑，仅仅是它举行的地方，就使它成为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

　　“要知道，在路易十四时代，人们还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场演讲的主讲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CatherineJami女士说，“但路易十四竟然把自己比做太阳，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两个国王

　　路易十四与康熙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都生活在17、18世纪，都是幼年继位，都是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都是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有着强烈地了解世界的愿望。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Jami来说，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康熙本人对科学充满了兴趣，而路易十四则热衷于跳他的芭蕾。”

　　是一封信把他们两人联系到了一起，作者即康熙的大臣南怀仁(F．Verbiest)。南怀仁是比利时耶稣会士，主要教授康熙欧几里得几何学。由于清朝初年对传教士的控制，令他担心传教最终会以失败告终。于是，1678年，他发表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希望欧洲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来华。

　　为了回应南怀仁的号召，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了四位耶稣会士远渡重洋，赐名为：“国王数学家”。这几个人很快被康熙所接受。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满语，并起了中国名字：洪若翰、白晋、张诚……

　　康熙无疑是个少有的聪明皇帝，但喜欢科学，却不是因为聪明。“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他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历法，关乎社稷存亡。于是，他“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注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

　　研究历法，要从数学始，南怀仁就这样成为他的第一位数学老师。接下来，便是白晋和张诚。

　　老师们惊讶于康熙的勤奋好学。白晋在1691年的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21日。皇帝回宫了。……一看见我们，他就笑问我们这一天过得如何。他在算学桌上做了几道算术，然后便到院子里去用半圆测量一建筑的高度，并让我们去帮他。陛下亲自摆放了仪器，进行观测，然后用他的中国办法(注：算盘)计算，速度快得惊人……”

　　传教士们的惊讶或许更来自对比。

　　“路易十四根本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Jami说。一次，他的科学家为全国测绘地图，结果比原来以为的小，路易十四很生气地说：“我的科学家比我的敌人让我失去了更多领土。”

　　但Jami认为，康熙这样做，在个人兴趣之余，还有更多的政治动机。在满族尚未在中原站稳之前，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的皇帝，满人也并非‘蛮夷’。”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韩琦提供的一段史料，或许印证了这一说法。1692年初，康熙在乾清门把大学士、九卿招至御前，讲授乐律、算术的关系，还涉及天文历法以及河道水流量的计算。没有尽兴，他命人取来日晷，用笔划出正午时光影应该的位置，一行人一直在日头下等到正午，以检视皇帝的预测。果然吻合。

　　大臣们“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又“退而相顾，惊喜深愧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

　　有意思的是，完全不热爱科学的路易十四，早在此前的1666年，却以国王的意志支持了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每周，他们都在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聚会。

　　1713年，康熙发布圣谕，在蒙养斋设立“算学馆”，翻译西方历算著作，编写《律历渊源》等书籍，被西方人同样称为“皇家科学院”。

    两种文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为什么康熙时代的科学热潮没能延续下来，而路易十四却做到了？

　　“我想，这是因为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中，科学的地位不同。”Jami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科学工作者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而在那时的中国文化里，只有你懂四书五经，才是个真正有学问的人。 ”

　　话虽如此，康熙依然认识到西方科学的作用，并期待能够利用传教士在华期间，多多学习，以达到将来自立的目的。韩琦在《“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一文中介绍，有耶稣会士这样写道：“多年的经验使皇帝确信，中国人主要或惟一对欧洲人的依赖是，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就无法正确地在天文学方面进行管理及准确地预知日蚀和月蚀。皇帝千方百计铲除这一弊端，使中国人能够自立。为达到这一目的，皇帝不惜代价按皇室排场建立起一所皇家数学院……”

　　但这个“皇家数学院”却和法兰西科学院有了差别。

　　法兰西科学院致力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当时知名的欧洲学者霍布斯、卡西尼、惠更斯等，都受其吸引并加入。科学院成员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他们还组织了几次海外考察。

　　不断来华的传教士在朝廷受到重用，是件让大部分中国人心里不舒服的事。但由于中国的士大夫几乎没有受过科学教育，很难在这一领域与他们一拼伯仲。在这种情况下，“西学中源”的说法渐渐盛行。甚至有记载说，康熙自己就这样说过：“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

　　Jami十分怀疑康熙是否真的赞同这种说法。“他是满族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他来说，一样是外来文化。但是，他也许要照顾汉人的想法。”他们最近的研究发现，康熙时代的皇宫里有20个西医，“他是个宽容的人”，但这种做法在当时依然难以被接受，因此，他想以这种说法来取得读书人的赞同。

　　清廷也命令地方派送精通历算之人到京师考试，选出优秀者编写《律历渊源》等讲述西学的书籍。为了塑造“自立”形象，避免使人感觉所编写的书中一切皆取自外国，算学馆的大臣们亲赴各地去观测，并将这些结果记录在书中。遗憾的是，韩琦发现，传教士们认为这些观测的“依据和基础缺乏可靠及坚固性”，而“使建筑的整座科学和艺术大厦立于流沙之上”。

　　Jami这样总结两家科学院的区别：“一个是为了取得新的发现，一个是为了整合旧的知识。”

　　这也决定了两个机构的命运。《律历渊源》编纂完成后，算学馆完成了使命而终结。法兰西科学院却一直延续下来。

    分道扬镳

　　“毫无疑问，推广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统治。”在Jami看来，两个国家毫无差别。路易十四期望科学家们为他建造漂亮的宫殿、美妙的喷泉以显示他的权威，康熙希望通过科学计算获得更准确的历法，更好地治理洪水和河道。 二者都希望通过科学测绘，获得自己疆域的版图。

　　但是，康熙晚年时，由于历法之争已不存在，公开地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都被禁止——这些内容已和清王朝的合法性有关。1715年，他在科举考试中禁止了有关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主考官都被要求不许出有关天文、乐律或计算方法的策问。清朝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康熙皇帝雇用耶稣会士专家所作的宫廷项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以一人之兴趣，他成功地引导了考官及书生的兴趣，虽然这无法影响所有的人。

　　爱好芭蕾的路易十四却没有这个能力。

　　欧洲的科学家们渐渐有了自己的圈子。他们无须经过国王的考试求得工作，也不必谁来告诉他们应该学些什么。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科学渐渐成了不那么大众的领域。

　　“直到晚年，康熙还亲自修改御用科学家的书稿。”Jami说，“但路易十四不能，即使他关心科学。”

　　在当时的传教士们看来，康熙是个懂科学的好皇帝，也是惟一受尊重的科学工作者。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到中国后，这样写道：“凡是想一试身手的人得不到任何报酬。从历史上看，数学家的失误受到重罚，无人见到他们的勤劳受到奖赏，他们观察天象，免不了受冻挨饿……钦天监正假如是一位饱学之士，热爱科学，努力完成研究；如果有意精益求精，或超过别人，加紧观察或改进操作方法，在监内同僚之中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是要坚持按部就班的……”

　　很多人以为，只是到了晚清，中国才渐渐落后。事实上，在那些早期的传教士信件中，中国已是一个“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只顾私利”，“不止一次为了黄历作战”的国家。

　　而那时的欧洲，正准备进入牛顿时代。法兰西科学院成立之时，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柏林学院也先后成立。“他们有独立的刊物，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而不用害怕受到惩罚。”

　　康熙一生勤俭，路易十四则奢靡无度；康熙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以孔子为自己的道德楷模，路易十四则期望像亚历山大那样，成为统治欧洲的霸主。但在科学这样一个决定国家未来的领域内，似乎前者远没有后者那样有功于后代。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对比当作康熙时代科学状况的全部。”Jami说。在20多年中法科学发展的对比研究中，她已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必须要看到，科学发展的确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文化传统来做任何事情。”

　　在她看来，康熙的科学国策有其明确的目标：一部好的历法，一张准确的地图，一套数学、天文学和韵律学的系统理论。

　　“他做到了。”Jami肯定地说。只是，康熙或许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些——而不是超越别的国家——就能保证江山永固，那么，是他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