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郑家栋近日在办理出国手续时被警方刑拘。郑家栋涉嫌利用访问美国的机会，几乎每次都申请一个“妻子”同往，然后“妻子”滞留美国不归，他先后有6个这样的“妻子”。（2005年6月26日《京华时报》）

    郑家栋的学术专长是儒家哲学与儒家思想史，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俨然是儒学大师了。

    作为儒学大师，在一般人心中，是会被认为有着较高道德修养的，因为儒家一直强调的是以德服人。郑家栋对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儒学经典应该是烂熟于胸的，但他的行为却远离“君子”标准。

    无论郑家栋与6个“妻子”之间有什么样的交易，都涉嫌违法，更难掩其在道德上的缺陷。儒家历来强调道德修身，但儒学大师却在道德上出问题，其讽刺意味无疑是十足的———这说明，在缺少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哪怕是很小的权力。

    郑家栋的丑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反思在权力约束上更应依靠制度，而不是道德自觉。

    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出台的反腐措施，诸如给官员发廉政台历、发廉政短信，让官员搞廉政承诺，让妻子当好“廉内助”等等，都是致力于从道德层面，而不是从法治层面着手，这也就决定了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

    “一些人认为道德改革是解决腐败的方法，这个事实本身是他们思想幼稚的标志……高尚的道德本身没错，但在种种诱惑面前，有多少人能依靠道德自律，拒绝诱惑，升华为专做好事不做坏事、大公无私的圣人？道德约束是软性的，还应该有刚性的约束。”有学者这样评价道德与制度的关系，可谓一针见血。郑家栋的丑闻证明了这一点。

    约束权力的根本之道在于法律与制度的制约，道德教育只能是在此基础上的补充，在前者充分有效的情况下，后者才可能发挥作用；如果颠倒两者位置，很可能事与愿违。

    但愿郑家栋这个极端的例子，能让我们对制度设计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