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翟玉忠先生终于把大名鼎鼎的陈焕章博士的博士毕业论文《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翻译成汉语，并在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9年10月出版，这是学界盼望已久的事情。受译者和出版社的厚爱，希望我写篇书评进行介绍。本来这是一篇经济学专著，应该由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来写，只是这本书不但在经济学界，而且在儒学界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作为一个钟情于儒学的人来勉为其难地作这个工作了。

一、作者、译者

陈焕章（1880~1933年），字重远，广东高要人。18岁到广州长兴里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读书，与梁启超为同学。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后申请出洋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派为留美学员，先入库克学院学习英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纽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学，宣统三年(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当年即收入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师编辑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由哥大分两册精装出版。1912年归国，在上海创“孔教会”，任总干事。1913年被聘为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入京，与严复、梁启超等联名致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1930年在香港设“孔教学院”，自任院长。1933年10月，陈焕章在香港病逝。

翟玉忠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http://www.xinfajia.net）总编辑。

在1913年1月《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就说：“吾国人多劝余译（《孔门理财学》）为华文，余有志而未逮。以精力已疲而日力不足也。”之后，海内外多位学者公开呼吁将这本在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独占一席之地的著作译成中文。

二、该书的思想内容与结构体系

由于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确实有与众不同只处，答辩通过以后哥伦比亚大学就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该书应该是是中国人在西方出版的最早一部经济学名著，集中总结阐发了儒家的经济思想,是中国人第一次以西方语言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孔门理财学》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陈焕章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的。全书共分两卷，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总述儒家思想背景、中国人认识的经济学以及一般经济学原理；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要素，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接着继续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公共金融，主要是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显然，从结构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与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是基本上一致的。这是因为作者首先要考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评审，而当时评审者都是西方学人，同时也是为了使该书在公开出版以后在形式上为西方学读容易接受。但是，究其思想内部逻辑和写作的目的指向，还是中国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严格的按照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论述的。在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等的情况下作者主要是站在中西文化的视野上把中国思想与西方观点进行对比，以突显中国儒家思想的独特价值。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了极强的张力，而作者是以传统的体用本末、中和之道的思路将其组织成为一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结构，很好地化解了这种张力，显示了作者厚实的学术功底和高超的思想能力，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的体现。

陈焕章认为，孔子的思想博大而庞杂，完备地包含了一切理论。他揭示孔子思想体系的特点说：“他的体系不是非人性化的，而是人性化的；不是纯理论的，而是结合实际的；有点精神性，但是十分物质性；是伦理的，但同时也是关于经济的。……他不仅关注内心和思想，也关注身体；不仅注重个人，也注重社会和外交。”[①]他比较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孔子，马尔萨斯只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论，而孔子则提出了一个总体哲学体系。“这是因为马尔萨斯是一位专业经济学家，而孔子是最广意义上的一位大师。然而从他体系中的相关部分来看，孔子显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②]这就是说孔子是一位具有综合性的博大精深而思想大师，而马尔萨斯只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已。孔子的思想包含了进化论的一般规律，尽管这些进化论思想散落在很多地方，陈焕章则从各类孔门典籍中归纳出八条，分别是：

    （1）战争的废除。一个和平社会对于工业的发展是必须的。

    （2）技术发明。这是经济进步的基础，也是所有其他进步的基础。

    （3）自然的控制。它使人类成为天地的对手和助手。

    （4）井田制。每个人平等享有生产资料最重要的部分。

    （5）普遍义务教育。它给每个人平等的智力和道德提升的机会。

    （6）选举制度。它将代议制政府建立在学校体制的基础上。

（7）大同社会。取消了如国家、家庭和私有财产等社会体制。

（8）人性的改造。儒家体系的目的是使人性达到完美[③]。

德本财末原则下的理财观。儒家总是将经济问题置于伦理和政治的框架之中来谈论，往往先要作一价值判断，看其是否合乎道德义理，以至于不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考察，甚至不能觉察到其存在。道德为孔子所有思想的基础，其经济思想也不例外。中国人所说的财只有一个明确的意思：物质财富。由于原始货币为贝壳，所以财从贝，表示金钱和物质的总称，而且交换的商品“货”也从贝。但孔子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获取财的问题。《论语•述而》篇中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颜渊》篇中也有“诚不以富，亦抵以异”。《论语•宪问》篇中还有“见利思义”的论述。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义”（justice），而只有人才解“义”。由于人能群而禽兽不能，理财是为“人群”服务的，因此，理财同政治、伦理、社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让某种独立于人群之外的、带神秘色彩的“市场规律”或“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活动则无异于禽兽行。所以，陈焕章给传统经济思想做出如下的现代经济学定义：遵循社会公正原则的理财学，以人类的集体生活为目标。《大学》篇更发挥孔子的思想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所谓“财散”，也即是孔子“厚施薄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意思。都是针对统治阶级必须遵守的为政规范而言，如果外示以德，内争以财，则不仅民心离散，甚有民众逃散之虞。所以必须以“散财”或“厚施薄敛”之德为本。

关于孔子“罕言利”问题，陈焕章解释说：“人性已经是自私的，社会已经是功利的社会，人们天生就知道狭隘的利，不需要再教他们。如果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教师常常言利，将使人们更加重利轻义，更多地关注金钱，更少地关注品行。他们将以孔子教导为由原谅自己，用孔子的话作为借口。因此，孔子不常言利，而是代之以义。”[④]为了节制人类的欲望，孔子阐明了直接反对经济动机的三个学说。即命的学说、名的学说、灵魂的学说。陈焕章谈到名的学说时说：“如果我们不让人们取利，同时否定他们求名的趣向，那样将太残酷，是不符合正义的，人类社会将一点也不会进步。因此孔子创立了名的学说，为的是将人们从经济世界带到伦理境界，用伦理成就取代经济成就。”[⑤]在《<孔门理财学>之旨意趣》一文中他还详细阐述到：“问者曰：‘子罕言利’，载于《论语》，《孟子》首篇‘何必曰利’，今子乃以《孔门理财学》名其书,且多至三十六卷。非出于附会，从何得如许材料乎？对之曰：是书材料多出于经史，前既言之矣。至谓出于附会，其实不然。欲明孔孟不言利之真精神，当先明私利、公利之别。私利者一己之私；公利者一群之公。若不明公私之别，而徒执‘不言利’三字抹煞之，此宋儒之所以误中国也。群之公利，孔子何尝不言哉？先富后教，治庶之经，井田学校，双方并进，总括孔教全体。理财殆占一大部分也。”[⑥]

市场在整个社会地位。一般认为儒学只重心性而忽略事功，不谈经济，更没有什么经济理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儒家十分注重民生的开拓，儒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特点便是与法家“利出一孔”高度统制的经济思想对立，也与道家向往“小国寡民”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有别，而是主张相对灵活的自由经济政策。儒家的经济思想近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市场经济原则，甚至可以说就是我国古代的市场经济理论[⑦]。当然，市场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中的地位也同西方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人称经济史为“食货记”。这里面有两层意思。首先，民以食为天。“食”不仅是食品，而且也是农业经济活动本身。这是传统农本思想的体现。其次，所谓“货”乃指所有进入市场的交换物品。中国人本来只有“市”的概念，而无市场，因为交换场地本身并不是人们脱离家庭和国家政权的自由空间。中国的传统政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顺序，家庭是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而最大单位是天下。市场的位置在家与国之间。由于物品的丰富和市价的稳定成为“治国”的一个关键因素。“市”是家与国之间的有机黏合剂，也是政治稳定的晴雨表。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既不能归于“市场经济”，也不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它是一种两者兼而有之的经济形态。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的独到之处和传统经济成功的秘诀[⑧]。

陈焕章从“消费”和“生产”两方面来阐述中国经济思想。西方学者认为经济过程分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陈焕章认真分析了《大学》中“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注意到《大学》里只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是涵盖整个经济领域的最综合性的原则。盖生之为之，皆属生产；食之用之，皆属消费。所以整个经济体系就可分为生产与消费两大部类。“消费”虽仅占一部，却最有中国特色，中国人对消费和生活的态度与西方截然不同，从不是单纯追求消耗财富。中国古代汉语本无“消费”一词，只有“节用”。移植词“消费”来源于consumption。但这个西词本来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开销或使用，二是指消耗或浪费。“消费”进入中国之初尚保留浪费的贬义，但在当代经济学里已成了价值中立的词，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成了褒义词，这显然是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节用”并无贬义，因为有该词有道德限制，即所谓“节用以礼”。可以说，西方的消费概念属“无礼”，同中国节用概念相悖。不少中国学人在探讨“孔子消费思想”时以西方经济学概念加以附会，而仅从“消费思想”这类题目而言，已失儒学大本。孔子并无“消费思想”。一般人所谓“消费物质渴求”，就是通常所说的，谋取物质利益，孔子称其为“求富”。他说：“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强调爱富贵、恶贫贱是人的自然之性。他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肯定求得物质财富的实际利益是“人之所欲”的正当行为。只有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欲求，社会才能得以安定，因为“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淮南子·齐俗训》）陈焕章提出“节制消费”的概念，认为对于“消费”应有四种约束。一是道德约束。由于礼的调节作用是正社会风气，防止动乱；其经济作用是鼓励人们扶贫济贫，人心向善。二是社会约束。按社会阶层等差消费在孔子那个时代是必要的，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经常落在基本需求之后。我们不能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众消费成为经济成长的动力的事实来诋毁古代的等差消费在社会稳定中所起的作用。三是财力条件。孔子最反对的是富人过度消费，穷人宁愿入不敷出，靠借贷也要保面子。两者都是违反“礼”的表现。《论语·学而》中，“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四是上因素。比如当农业歉收时，消费水平自然应当降低。

陈焕章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进行了讨论。他注意到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在生产中还是在消费中都是这样。他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甚至认为儒教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他说：“在儒教中，重要生产资料应属于公众，统治阶层只应得到傣禄。不过官员阶层可以将俸禄积累而成为资本家。现代社会主义不禁止拿薪水的官员从事赢利性活动，而儒家完全禁止他们取利。我们可以说二者的不同是由于古代贵族允许世袭官职，而在现代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儒家有必要禁止他们从事赢利性活动。这个说法不错，应是孔子的原本思想。但儒家社会主义意义更深远。首先，儒教不允许贵族政治，没有人可以世袭官职。其二，即使在封建制和贵族政治废除后，甚至对于临时官员，这一不得争利原则仍然适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⑨]陈焕章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类似于现代的社会主义。二者有同样的目标：即均平整个社会的财富。他说：“中国人民一直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他们不走极端。当学者们思考井田制时，尽管他们恨地主，但从来不认为应像Henry George所主张的那样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王莽是唯一通过没收政策将土地国有化的人。然而，即使是他也没有触动那些拥有土地不超过一井的人。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百亩土地，就会免遭没收。而且三年后他就废除了没收土地的法令。由于王莽为儒生们所谴责，没有人认为他的没收政策是正确的。因此，除非有社会主义的新形式，中国的土地可能将永远掌握在私人所有者的手里。”[⑩]他分析中国人的整个经济生活比西方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人的消费很大一部分是社交性的，中国的农业、商业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分配方面也是这样。“这一思想在孔子时代以前就酝酿了，但孔子大大地强化了它。”[11]

中庸之道的普遍运用。陈焕章论述儒家“节用以礼”的基本精神，指出儒家既不过度节俭也不奢侈。他引《礼记·杂记下》记载孔子对管仲和宴仲平的批评，因为管仲是奢侈的代表，宴仲平是过度节俭的代表，二者都离开了中和的原则[12]。那么，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恰倒好处，孔子宁要节俭而不要奢侈[13]。他认为基督教，特别是圣徒保罗的理论，有物质上的纵欲倾向，而佛教则走到禁欲的极端，只有孔子学说走中庸之道，比较符合人性的需要，因为纵欲伤身，禁欲厌世。一般人认为孔子代表的儒家主张等级制度，从而全盘否定孔子的节用观点。孔子是针对当时的奢侈政治和巨额的公共经费滥用而主张薄赋敛，反对不择手段，不顾人民死活的聚敛财富：“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也。”（《论语·先进》），而是要求统治者施舍要厚，聚敛要薄，不能违礼而贪得无厌。在对待节用上，孔子不赞成那种脱离现实条件而一律要将消费水准降至同一底线的做法。孔子自己是追求符合养生之道的生活方式，如在饮食方面他是“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论语·乡党》）可见孔子并不是象墨家那样不注重生活质量而一味强调节俭的。在政府调控和自由放任之间，陈焕章揭示出儒家的中庸之道对处理这一棘手的矛盾所体现中国智慧。他说儒家一方面赞成社会立法，另一方面也赞成自由放任政策，二者都有利于社会。儒家讲中庸之道，做什么事情都不走极端[14]。儒家的理财政策有二：一是保育政策，二是放任政策。相对地保育政策最多，而放任政策也不是极端放任，而是“一面谋生产之扩大，一面谋分配之平，双方并进，乃孔教之理财政策也。”[15]进一步，他认为孔子和儒家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反对不适当的垄断，但与现代一些学者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有着本质的不同。说到底，孔子和儒家赞同的是一种有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他说：“按照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如果竞争是绝对自由的，每个人将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小心关注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主张竞争为经济生活所必须，认为政府干预应降至最低限度。儒家学说与之正好相反：对于经济生活来说政府干预是必须的，竞争应当降至最低限度。”[16]陈焕章指出，如果政府严格遵从自由放任的政策，让竞争绝对自由，世界将只属于少数最强者。我们怎能忍看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弱者受难呢？因此，“没有一个宗教大师、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会放任自然，而不进行某种调控。既然有些自然选择只对强者、而不是弱者是好的，那么对社会整体的人为调整就是必要的。”[17]

在政策问题上，陈焕章特别推崇宋代的王安石和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永嘉学派。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家。他还十分欣赏宋代的永嘉学派，既讲物质财富，又重伦理道德。王安石变法中先后颁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疫、市一、方田均税（以上诸法是安石用于富国之法）、保甲、保马、将兵（以上为强国之法）等法，可以说，王安石制定新法时希望国富民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用家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道学家的空谈义理。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强调以民为本，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陈焕章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孔教，而且比其他一切宗教更富于人道的含义，“所有宗教的创立者都会关注上帝，不过孔子关注人。”[18]所以孔教更能够教化人们的行为，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处于孔教的教化之下才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本书谈到孔门经济思想大都用“孔教”一词，这与他一贯的倡导孔教是一致的。陈焕章入康有为之门并不算早，但他是康门弟子中坚持今文经学和孔教理想最坚定的一个。还在家乡的时候他就已经倡办孔教会，出国后也一直在纽约倡办教会。他虽然在专业上学的是西方近世的社会科学，但尊孔之心从未减弱，在事业上实际上是以孔教作为其终身追求的。陈焕章指出该书的宗旨是研究独立于西方发展的中国思想与制度，而且他的研究完全是根据原始经文,排除了当代思想对古老传统的影响,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思想对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他说“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识。”而他的主要思想也似乎是为了向世人说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主要是儒家经济思想,是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试图使人们信服孔子学说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和宗教体系,也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体系，包含了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办法。所以,当时的评论指出，“陈焕章博士之徒,皆非绝对守旧者可比, ……其爱国心之热忱,进步心之恳切, ……凡西方物质之良,教化之美,无不虚心采纳,以饷其国人。”[19]陈焕章毕业回国以后就积极地投入孔教运动之中，对理财、经济问题再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担任过与此有关的职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焕章内心深处真正的理想和追求是昌明孔教，复兴中华文化。

三、该书的写作特点

《孔门理财学》深刻地揭示了儒家经济学从不把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割裂开来考虑，这大概也是他比较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的高明之处。

《孔门理财学》在中国学术思想语境中是以儒家为主兼容各家，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是以中为体，以西为用。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之旨意趣》一文中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孔子以前之学说，亦在于是。诸子朋兴，各持异说，且与孔孟为同时。故诸子之学说，不得不取以比较，故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不过于诸子学说，尚未详备耳”[20]陈焕章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将西方学术规范与对儒家社会理想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他自己解释过写作这本书的用意，“理财为进化之母”，而“《春秋》之意，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进化之说也。”[21]所以，他说这本理财学的写作动机是“欲于孔教有所发明，以已既习理财专科，因就理财以谈孔教。取孔教中之言理财者发明之，欲以解从前迂儒之弊，而揭示孔子之真面目，使天下之人，知孔教之切实可行，迨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也。”[22]

在《孔门理财学》中，陈焕章把斯密的《国富论》同康有为的《大同书》相结合，一方面诠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一方面又坚持孔子纪元、传统思路。他理论严谨，论辩清晰，这就是《孔门理财学》的精彩之处。

《孔门理财学》的基本特点是既不反对市场的合理运作，又不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律能够超越社会独立存在。他师承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并以此来解释经济发展，立论虽然过于牵强，但对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采取不偏不倚的持中观念却深得孔学精要。陈焕章在介绍孔子生平的第一部分之后立即契入经济学同其他科学学科的关系问题。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学”实为“理财术”。《易传·系辞传下》第六章中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理财的目的是达到社会公正和防止人们为非作歹。他认为“理财”乃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术”（art of political economy）是有道理的。理财非学而为术，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相吻合。理财是国家治理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正是《淮南子·主术》所诠释的总体为政思想[23]。

四、该书在学术界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陈焕章是近代中国追随康有为推动孔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儒学圈的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有这么一本非常重要的儒家经济学著作。而中国经济学人对陈焕章基本上不屑一顾。即使是比较认真的经济思想史专家也只是简单提一提《孔门理财学》而已。究其原因，无非有二：首先，《孔门理财学》至今未有中文版，大多数经济学人没有看过原著，或由于国学和英文底子不够，根本看不懂那些引经据典、横贯中西的内容；其次，由于陈焕章的尊孔政见，该书多遭国人诋毁，以为是欺世盗名、蒙骗洋人之作[24]。其实，《孔门理财学》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25]，是在欧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第一部以中国题材为博士论文且在欧美国家出版的著作，故其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该书已经大致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发展脉络，是中国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一部专著，不但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而且是唯一一本全面诠释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鸿篇巨制。1949年以前最重要且比较全面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是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迟至1936年才问世。这样一部具有开山意义的特殊作品，直到问世九十多年以后的2005年，始由岳麓书社首次在国内影印出版，而它的中文译本今天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谈敏先生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重印后记”他指出,陈焕章的著作给美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在西方产生了“独特的影响”。确实是这样，这本书一出版就在西方学界的产生了重要影响。书前有当时著名的汉学教授施格作的序言，除了对陈焕章本人是康有为的弟子这一背景进行简介外，还高度评价了陈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做的精湛研究。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内各种英文报刊对其倍加颂扬。此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财政学专家兼经济思想史学术权威塞利格曼(Edwin RobertAnderson Seligman,1861～1939年)在主持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答辩时常以此书中的观点提问[26]。《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Ｅ．Ｒｏｓｓ）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另一篇重要的书评则是后来成为经济学巨匠的凯恩斯所写，1921年发表在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凯恩斯当时在剑桥经济学圈中崭露头角，刚刚当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对此书甚为推崇，认为这本书“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篇和格言，其所涉话题只与最广义理解的‘经济’有关。其章节标题虽为‘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等，但装入这一牵强框架的是大量讨人喜欢的教诲性内容。”认为孔子以后的中国人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同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孔门理财学》中，凯恩斯意识到孔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首先，因为孔子肯定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凯恩斯引了《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有何加焉？曰：教之。”显然，孔子把富民放在了首要位置。在谈论财富分配时，凯恩斯引用《中庸》“日省月试，既癝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认为这里是典型的按劳分配思想。讨论到妇女地位时，凯恩斯则引用《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所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就具有超前的女权思想了。陈焕章认为中国的伦理体系涵盖的范围十分之广。凯恩斯不懂四书五经，也不了解陈焕章师承的今文经学的学术背景，但他却能从陈焕章的书里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地位的尊重，对老年人的保障，读出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和发展，人口理论的特点，土地制度的类型等等。当然，他更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含义。中国的货币理论尤其让他着迷，他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直觉也在这些方面充分发挥出来。二十余年之后，凯恩斯写出了自己的《论货币》。凯恩斯的眼光非凡。比如他从《周官》里看到了最早的货币交易制度。他还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和“货币数量说”。他引用了明初大儒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为什么凯恩斯推崇这部书？大概是凯恩斯是把经济学同道德伦理相结合的最后一位经济理论大师。

许多年以后，1915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就已把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重要参考文献，他在其他论及中国经济制度的地方也大量参考这本书。

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也曾经引用该书思想观点,说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存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先行因素[27]。

华莱士常平仓思想渊源也来自陈焕章。在1910年读到中国留美学生陈焕章的这篇博士论文，对其中的常平仓制度甚为推崇,悉心研究[28]。在30年代美国为对付经济大萧条而推行“新政”期间，时任农业部长的亨利·A·华莱士（后任副总统）曾提出“农业调整法”，其指导思想，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evernormalgranary）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而“常平仓”的名称，便是从陈焕章的书中得来的。“农业调整法”曾为解决当时的农产品过剩问题起到了缓和作用，并构成美国农业制度的一个基础。如此重要的农业经济政策，其创议者华莱士本人一再声明这是他多年来关注中国古代农业问题并对陈书中提出的“常平仓”法悉心研究的结果，而他周边的知情者也在不同场合证实了这一说法[29]。一本由中国人用英文写的经济学著作能够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与关注，的确是一个奇迹。

陈焕章在书中揭示的儒家的经济思想和制度安排，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儒家的节用观在贫富差别急剧加大的今天世界上就更加显示出其化解矛盾，消泯冲突，解决危机的意义。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消费拉动”优先的发展模式已经引起难以消除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儒家一方面肯定人的欲望，一方面又认为应对人的欲望有所节制，儒家的观点可以称之为节欲论。孔孟认为不能为了满足欲望而丧失人的尊严，也不能为了一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以至公众的利益。荀子则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问题。他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政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以礼义对人的欲求适当加以限制，使之规范化，反而更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利用礼义的调节作用，还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物指财货之类，由于礼义的居间调停节制，使欲不必虑物竭而受到遏制，使物反因欲节而得到增长。欲望与财货相扶持而并进。从而赋予礼义以实际的经济意义。唐代柳宗元《封建论》亦云：“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搸搸，鹿冢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者而听命焉。”因此，儒家节用以礼才是国泰民安，平治天下的对症良药。正如本书的译者翟玉忠先生在《译序》中所云：“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学开始摆脱伦理学走向独立，本书让我们意识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摆脱伦理学可能会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物欲横流、环境灾难频发的时代，《孔门理财学》让我们重新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和谐的重要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