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卷首词，于寥寥数字之间，尽写宇宙人生之境界。将历史的沧桑，古往今来，沧海桑田，演绎得酣畅淋漓。人生之渺小，时空之广阔，感念于此，则顿然入空明之境，内心淡然。有道是以歌言声、以舞言情、以文言心、以诗言志，以人为镜知得失,以史为镜知兴衰,以铜为镜整衣冠。
相传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国一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重庆去延安。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弹指一挥间，人类社会发展走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调整矛盾问题也暴露无遗，在统治与执政之间，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执政而不是统治，这是一个大的进步，质的飞跃。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将不在是一句空话，将通过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定位政府功能来实现服务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建国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二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从“为阶级斗争”保驾护航向为“经济建设”转变，第二次是从“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变革，其目的是改革成果要让多数人去分享而不是少数的既得利益集团去掠夺占有。
“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的最初萌芽思想来源于哪里？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出现？我们要搞“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我向很多专家学者咨询，让我比较满意的是一个这样的答复：“据我所知，这并非一个严格的具有独创性的学术概念，也不是哪一个人提出的，更不是起源于哪个国家。现代国外的政府本身就是服务的，所以不需要提服务，只是思考怎么样服务更好。但在中国就不同了，原来我们是管制型的，所以中国理论界对中国政府发展方向以及新公共管理系列改革理念统称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集合概念。温家宝最新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到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至于障碍，很多，很难说哪个最大，比较核心的还是政府职能转变。”从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对其探究一下，我们注意到：
“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的最初萌芽思想来源于中国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是中华文化最初始的文化之根，也是中华文化之主根。在主根的基础上才相继诞生儒道的孔孟之学和后来引进并于之融合的佛学。这三者共同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根文化的三大支柱。（注一）黄老之称，始见于汉代史籍。汉初，曹参为齐相，“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注二），齐国大治。“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注三）“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注四）“黄老”的“老”指老子，老子开创的道家学派在战国时期也分化为庄子之学和黄老之学，它们继承和发 展了老子学说的不同方面，将道家学派引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前者流为后世的老庄之学，成为魏晋以后道家学派的正宗和主流；后者则在战国中后期和汉初的两个时段上盛极一时，两度成为真正的“显学”。 “黄老”的“黄”指的是谁呢？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黄”应该是指黄帝，黄老即黄帝、老子，这是有充足的史料证据的。“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注五）对“黄老”有明确的界定：“贤之纯 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注六）至于另外的二种说法，一说是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认为是汉初的黄生（注七），一说是近人李长之，认为“黄”是指张良所见之黄石公，是不可信的。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注八）战国中后期的百家争鸣中，黄帝为诸子百家所乐道，但多是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或假托黄帝之言以伸张自己的学说，可见黄老之学的兴起，与战国时期流行的所谓黄帝之言有很大关系。虽然是“百家言黄帝”，但以道家为最。开创道家的老子之言流传到战国 ，与当时盛行的黄帝之言相结合，冠黄帝于老子之上，就形成了所谓的黄老之学。（注九）
黄老之学的主要著作笔者认为主要是《管子》、《黄帝阴符经》、《鹖冠子》、《邓析子》、《申子》、《慎子》、今传《老子》和《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楚简《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秦统一六国前夕的《吕氏春秋》虽是杂家代表作，但其中某些篇章也具有较为浓厚的黄老色彩。这些书籍为我们今天如何去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与方法。之所以敢这么说，是这些著作里确实存在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萌芽思想，可以为当前改革进程中，在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国家立法的原则和依据；提高以法治国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执法过程中的原则；党、政府与法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相类似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论证，为中国变革图强、强国富民的时代需求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举例如下但不完全展开比较论证：
（一）、《管子》：《管子》中《大匡》、《中匡》、《小匡》、《牧民》、《牧民》、《形势》、《权修》、《立政》篇记载了齐桓公任用管仲的故事， 保存了管仲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思想主张，如：“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言出必信，则令不穷矣”、“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相地而衰征”和“四民分生而居”“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心术》《内业》等篇是关于治身、治心、行气、养生的问题，如：“天道之数，人心之变”、“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有体谓之礼；简物小大一道，杀戮禁诛谓之法”。这些思想对当前我国经济转轨、政府转变职能和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提供了相关的汲取内容。
（二）、《黄帝阴符经》：“阴，暗也；符，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称阴符”（注十）。说明所涉的主题，是关于人的实践行为，是否与天道运行法则相合之理。其三篇《神仙抱一演道章》、《富国安民演法章》、《强兵战胜演术章》分别对“道”、“法”、“术”相对应的“基本原则与决策依据”、“实践方法与模式和组织形式与保障机制”、“具体手段与行为方式”系统的加以分析阐述。
1、神仙抱一演道章的“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这是一套完整的思想结构，与《周易·说卦传》里的“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的“三才合道”相映成趣，既有来源有又发挥并为“阴阳五行论”这种具有抽象关系的符号的循环、运动、矛盾、制化、协同、统一，去深刻揭示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维导图。
2、富国安民演法章的“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承接上一章的“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变定基。”思想。重点提出了自然、社会、人的运动规律和复杂关系，特别强调内部矛盾与关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激化冲突、发生变革或革命。而且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还作了特别强调，与《周易·彖传》说的“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是异曲同工的。如果引申当前的中国共产党所制订、颁布和提倡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党内民主，意味着旧事物的死亡与新事物的新生，也就是“应时变革”——当变革的时机和条件成熟之际，变革就一定会发生，这时候只要顺应规律，助成变革，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3、强兵战胜演术章的“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胜。”“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就是绝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因素并一定要遵循发挥人的能动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不是单纯的、单一的形式表现出来，总是在隐藏在种种纷繁复杂的具体社会事物现象之中，如何通过现象，抓住本质，就有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注十一）
“天地”、“万物”、“人”，虽然是可各自构成独立的系统，有“分”的一面，可相互对应，但三者之间是不能绝对分离的，万物从天地获得滋养，人从万物中汲取营养，人“盗”万物，是人这个“主体”能动的“有为”发挥，这种发挥要有把握度的问题，不注意节制就会转益为害。《黄帝阴符经》一再告诫人“适度”的重要性，就是在于人的主体能动性。一是要顺应潮流而行，二是要不可违背人总是要努力发挥自我表现的价值。因为“天命与民心同，天意与民意通”这是悬在历史各个时期统治者和当代世界各国执政者头上的“双刃剑”
（三）、《鹖冠子》、《邓析子》、《申子》、《慎子》：笔者受资料有限，没有过多做深入的比较研究，暂不论说，日后容补。
（四）、今传《老子》和《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楚简《老子》：老子五千言，注释千万家。我只摘取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关的语句，供相关专家学者比较玩味。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爱国治民，能无为乎？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
绝巧弃利，盗贼亡有。
绝仁弃义，民复季子。
三言以为辨，不足，或命之，或呼属。
（五）、《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此书又称《黄老帛书》，分《经法》、《十六经》、《称》、《道原》，重点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决不会是个静态的和谐世界，而应该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运动发展过程的世界。如“高阳问力黑曰：天地□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谋相复（覆）顷（倾），吾甚患之，为之若何?力黑对曰：勿忧勿患，天制固然。天地已定，规侥（蛲）毕挣（争）。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母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姓生已定，敌者早生争。不谌必定，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央。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刑。明明至微，时反以为几（机）。天道环（还）于人，反为之客，争（静）作德时，天地与之。静不衰，时静不静，国家不定。可作不作，天稽环周，人反为之（客）。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夫天地之道，寒涅（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居则有法，动作循名，其事若易成，若夫人事则无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德则无有。昔（措）刑不当。居则无法，动作爽名。是以戮受其刑。”（注十二）提出的“规侥（蛲）毕挣（争）”和“不争亦无以成功”、“敌者早生争”就是告知有志者更要先下手为强，在竞争中先发制人。这是对老子的“无为”与“有为”的辩证统一关系最好的注释。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矛盾依存关系不是不变化的，而是在相互斗争中不断向各自的相反方面转化，而其缓冲机在强势群体要充分认识到“看欲无穷，死”（注十三）的奢侈炫耀之行为，反对“用雄节”（注十四）的骄做独裁，主张运用与老子“柔弱胜刚强”、“知其雄，守其雌”一脉相承的“圣人不为始”（注十五）、“弗敢以先人”（注十六）的“主柔守雌”战略决策原则，否则必产生革命而不是变革。
《黄帝四经》的宗旨我个人理解是“无为而治”，“无为”是方法，绝不是目标，目标在“治”，“治”就是一种“争”的时代精神，但“治”需要“审名察形”和“名实相应”，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名功相抱”（注十七）和“声实调和”（注十八），现代理解就是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官员必须做到声名与实际功绩相符合。如果“声画实寡”或者“声溢于实”，有好大喜功、自吹自捧的炫耀性政治行为。不但自己“灭名”，而且还会“危亡国土”，造成国家分裂。二是“正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按规矩办事，使“看不见的手”和“闲不住的手”不要互博，只有这样才“名实相应则定”（注十九），否则就是“名实不相应则静”（注二十）。三是“言行一致”，少“虚浮”作风与“自诬”行为，耗费大量财力和物力大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是绝对损害自身的。通过“治”达到“养民”，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身危机，使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富裕，稳定国家。
上述所言与当前国内学者大力呼吁加速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实现对人的关怀，满足人的基本权利的需求，使多数人能够不断分享改革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确有不谋而合之处。
注释：
注一：熊春锦《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
注二：《史记·曹相国世家》
注三：《风俗通义·正失》
注四：《汉书·礼乐志》
注五：《史记·外戚世家》
注六：见《傅 孟真先生集》(1952，台湾)中编丙《战国史家叙论》
注七：《论衡·自然》
注八：《史记·五帝本纪》
注九：白奚《先秦黄老之学源流述要》
注十：唐·李筌《黄帝阴符经疏》
注十一：沈德松：《社会运动学原理》
注十二：《黄帝四经·十六经·姓争》
注十三：《黄帝四经·称》
注十四：《黄帝四经·十六经·雌雄节》
注十五：《黄帝四经·称》
注十六：《黄帝四经·十六经·顺道》
注十七：《黄帝四经·经法·四度》
注十八：《黄帝四经·经法·名理》
注十九、注二十：《黄帝四经·经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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