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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谨守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边界 
作者:[童大焕] 来源:[] 2009-07-10

    话说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之初,想聘文化名流龙应台担任市文化局长。市长办公室职员打电话要求龙应台提交一封简历,龙应台说是你们聘我,又不是我求职,网上有资料,你们自己找去。随后,马市长办公室来电话说,市长想请龙先生来台北面议,龙应台干脆利索地回答,只有“王”拜访士的礼仪,没有士先拜访“王”的道理。马英久只好乘飞机去德国,换乘汽车到郊外龙家请龙应台回台任职,成就了当代政治家异国他乡求贤的佳话。马英久对龙应台以礼相待,龙应台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台北文化局工作在龙应台的主持下有声有色,传为美谈。

  在这一当代政治与文化佳话(政治的礼贤下士,文化的独立品格)的背后,更值得一提的,是龙应台作为一个在世界文化圈中成就斐然、影响卓著的华人作家,在自由出入于政界与文化界时,对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之间微妙的权力界限所持有的警醒和理性态度。她深知作为作家的影响力要大于且持久于作为一个官员,也深知作为一个官员直接办事的权力要大于作家。对于这两种权力,许多人都会采取“同时拥有”的方式,突出自己“在官员中是作家,在作家中是官员”的双重身份,从而在两边都左右逢迎,同时占据更加鹤立鸡群的优势地位。

  但是,龙应台先生没有这样做。她在正式履职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前,于1999年10月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迷阳,是荆棘??与我的读者暂别》,一方面表达了对个人介入官僚体制的担心与警惕,担心丧失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跟自己热爱和热爱她的读者暂时告别,提醒自己进入官场后必须放下写作的笔(至少不发表),不应该在拥有政治权力的同时,又拥有文化权力。

  中国传统的文官阶层历来遵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纵观中国古代历朝官员,他们大多自幼入学,熟读经史子集,以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信念,将读书写作当作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追求,并以“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作为精神追求。在这样的传统之下,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界限似乎并不明显。但是,现代社会却要求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之间保持严格的界限,形成大文化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甚至把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高度合一视为“政教合一”的高度腐败的象征。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旧传统已经断裂、新规则尚未建立”的当口。有人认为,中国近半干部在一年之内不会主动读书写作,其宝贵的阅读时间浪费在“文山会海”和冗长无聊的应酬客套、无止无休跑官要官的关系网中。另一方面,少数仍然保持高雅情趣和追求的为官者,或者一些“别有用心”的附庸学术与风雅者,缺乏或者自我放弃龙应台一样的自觉、自醒、自我约束的权力边界意识,或自身经不住表达的冲动,或经不住“马屁文化”的抬举和吹捧,或另有所图,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者被动地“捞过界”,在学术或者文化艺术领域频频越过三八线,形成“官大学问大”的普遍景观,“高雅的腐败”在神州大地畅通无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毒害政治空气,也极大地摧残臧害着学术和文化艺术。

  已经落马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任时学术论文频频获奖,博士、博士生导师的头衔纷纷“黄袍加身”。《物权法》还未通过之时,黄松有主编的一本物权法的书就已差不多出来,物权法一出台,这书就发到了各大法院,全国发行了200多万册。事实上,正如有法官私下指出的,这本书根本不能用,有些地方错误百出。但它不仅成为法官断案的依据,而且巨额版税也绝不会有人以腐败收入加以追究。至于其挂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之类的收入,人们更是习以为常。

  与之相似的还有另外一个高官,也是因腐败落马的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这名副部级金融高管虽然不识五线谱,但却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至2008年5月17日在深圳音乐厅最后一次演出,短短一年半时间,这部由王益“作词作曲”、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神州颂》在全国巡演超过50场,成为近年来最受欢迎的严肃音乐。当年这部交响乐受欢迎的热烈场景简直可以媲美“超女”现场:音乐会开幕前,主持人用“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引出作者的闪亮登场,接下来某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某某致辞,竟激动得语带哽咽。演出返场时,全场观众群情激昂起立高唱《神州颂》结尾曲《飞吧,中国》。演出结束后,前几排的女粉丝异口同声地尖叫着“王益、王益、王益”……

  《神州颂》可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国交每次外出巡演时获得的赞助规模基本都在百万元左右,利润可观。这使王益成为中国演出频率最高、最能赚钱的“交响乐作曲家”。国交也因推出《神州颂》项目被主管部门肯定为“最能赚钱”。音乐界评价也几乎一边倒,不少知名人士大量使用“中国的《安魂曲》。立刻想起《义勇军进行曲》”等词汇赞美这部作品。甚至还有的音乐家自责说:“这部作品是对音乐界的拷问,是对交响乐作曲家的质问,为什么这样可以感召大众的作品,专业作曲家写不出来?”

  实际上,2008年6月王益被“双规”后,参与《神州颂》演出策划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多位音乐界专业人士都参与过《神州颂》的“集体创作”。《神州颂》能火遍大江南北,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艺术价值本身,而是其背后的赞助人脉和公关推广。据 《财经》杂志报道,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企业有的直接提供赞助,有的则买下数百张票让员工去看,其中不乏一些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在庞大的赞助队伍中,有不少国内知名金融机构和名头很响的企业。《神州颂》的演出场次之多、耗资之巨,均创造了中国交响乐史上的纪录。而这看似繁荣的演出盛况,并非建立在真正的市场需求基础上,几乎是依靠地方政府出资邀请和企业赞助包场。

  类似的权力过界现象并不鲜见。某些当权人物或附庸风雅,或为博取学术、艺术头衔,搞权力通吃,“创作”、“主编”或“策划”理论、文艺作品,由相关企业赞助出版、录制,再以版税、稿费、润笔等方式巨额“回报”对方,既博得大名,又实现腐败的“安全软着陆”。至今,我们的司法实践对此好像仍处于盲区,使这类“高雅的腐败”层出不穷。

  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必须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三足鼎立、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的社会,任何一方权力通吃捞过界,都会导致社会的腐败乃至灾难性后果。其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严重错乱和无序。对此,不仅需要社会理念的提升,更需要有效的制度配合以严加防范。

  与很多政府官员、政治人物在位时权力频频向文化艺术、学术和经济领域“过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这里退休高官写回忆录、出版文化艺术作品的并不常见。后者恰恰是需要鼓励的。尤其是高官回忆录,可以极大地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一定程度上消解政治的神秘性,也使后来的政治人物乃至全社会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还好,这方面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开端,一些退休领导人开始出版与任职有关的回忆录。“为官时不言(即使有言论,也多代表公共政策而非个人学术观点和艺术水平),言时不为官”,经过退休后一定年限的“冷静期”后,官员要在什么领域畅所欲言,要发表和出版文学、艺术、思想、学术作品,要创作和录制影视剧等等,都是他的公民自由。而在任上,这样的自由要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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