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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林语堂对中西国民性的比较 
作者:[俞祖华,赵慧峰] 来源:[《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 浏览:[3252]   2009-06-30

    摘要:本文分析了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和林语堂的《中国人》两本书对中西国民性的比较,认为两书是以比较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作。辜书褒中贬西,而林书褒西贬中,观点几近相反,颇启人深思。

    近代中外人士对中国国民性有以下三类言说:一类是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启蒙思想家以批判的目光审视“中国向来的灵魂”,着力于针贬国民劣根性;一类是来华传教士、商人、政客等外国观察家或说“中国通”对中国民族性格的评说;还有一类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或说“西方通”以西方民族性为参照对中国国民性的返观、照察。这里以辜鸿铭、林语堂为例,谈谈后一类的情况。辜氏所著的《中国人的精神》与林语堂所著的《中国人》,均用英文写成,均以异域文化的背景透视中国民族特性,是以比较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作。

    辜、林两氏致力于向西方介绍“吾国吾民”是为了让西方人更准确地认识、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在他们看来,外国观察家虽自命为“中国通”,然而却很少能够真正地理解和鉴识中国,很少能够真正地了解中国人。这些“中国通”对中国人的认识很肤浅,既因有语言的障碍、认识途径的限制与种族偏见等因素,也因为中西民族性格有太大的差异。
    辜氏认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①。这四大特征,西方各主要民族不是缺此,就是少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例如,美国人何瑟·史密斯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②。
    林氏也认为,要让一个外国人去理解像“中国这样与其他国家差别如此之大的异邦”是困难的。他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犹如已到髦重之年的老年人,温厚老成、麻木不仁、实利主义的态度,这是只有古老的民族与老年人才能有的态度,这种态度“西方年轻的种族不可能理解”,就如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可能懂得一样③。林语堂除了把中西民族比作老年人与年轻人外,还有一比,即说中国人主静,是一头猪,而西方人主动,是一条狗。猪不羡慕狗的颈圈,不羡慕狗的效率和拜金主义,只求狗不去打扰他,自己安静地呆着。西方人的观念在中国人觉得可笑,而主动的狗理解主静的猪也是难的④。
    外国人不可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然而,中国人能理解自己吗?林语堂认为,这同样极难,“尤其是需要对自己进行大量健康而清醒的批判时更是如此”。因为使外国观察家感到困惑的一切也使中国人感到困惑,而中国人与外国观察家相比也许更缺乏一种应有的冷静公正的态度,他心中进行着“对祖先感到自豪而对外国人又感到羡慕的斗争’,⑤。正如外国观察家或认为中国一无是处,或对中国热情赞赏,总认为自己对中国有真知灼见,实则不然,中国人对本国国民性如同霄壤的歧见,究竟谁的见解是对的?也让人困惑、茫然。本文论及的辜、林两氏,他俩的观察视角相同即均为走向世界的先驱者的“返观”,然而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林氏《中国人》一书中“吾国吾民”的总体色调不免阴暗,而辜氏《中国人的精神》所描绘的中国人形象则显得亮丽、光彩照人。

    辜鸿铭用以概括中国人总体特征的一个词“温良”,他说:“用一个词可以把典型的中国人所给你们留下的印象归纳起来,这就是‘温良’(gentle)。”他认为中国人重礼义,守秩序,温顺而温文尔雅,可称之为“良民”或“被驯化了的动物”。称这些“温良”的中国人“循规蹈距,懂得如何约束自己,如何按照一个良民的标准去办事”,他们自觉地遵循孔教的教诲,遵循道德礼义观念的约束,自觉地维持社会秩序,“甚至于都不叫警察或类似警察这种物质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又称中国人爱和平,虽然中国也有战争,“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中国没有发生过当前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中国人厌恶战乱和轻鄙战士,中国有句格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辜氏在谈及国人的温良、顺从、和平时是颇为得意、自豪的。
    在辜鸿铭的视野里,西方人的“粗暴”与中国人的“温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认为,欧美人是一种不受廉耻和道德观念约束,只能依靠教士和警察来保障社会安宁的人类。欧美人粗莽傲慢,蛮横无礼,北京的克林德碑即为德国人缺乏礼貌观念的标志。中国人是“良民”,是“被驯化的动物”,欧美人则是“群氓”,是兽性十足的野生猛兽。欧美人好斗成性,英法的群氓崇拜与德人强权崇拜制造了那畸形可怕的现代机器—军国主义,并最终“导致了当今欧洲德国军国主义那种畸形变态的残暴和凶恶”,使西方文明面临毁灭的深渊。
    “温良”、“粗暴”还只是中西国民的外在表征。辜氏认为,“中国人的精神”除了体现为“温良”的外表印象,更在于其内在的“一种宁静而如沐天恩的心境”、“那种灵魂与智慧的美妙结合”。辜氏以此解说外人对中国人特性之缺陷的一些批评。外人指出中国人物质贫乏,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他辨称“中国人之所以对缺乏优美和不甚清洁的生活毫不在意”,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太过注重心灵或情感的生活”,以至于忽视了“人所应该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外国人觉得中国的语言难学,辜氏称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而受过理性教育的欧洲人“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所以如此难学,小孩及未受教育的人则易学会;外人批评中国人缺乏精确的习惯,辜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头脑或智力一样,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外人说中国人对于抽象科学缺乏能力,辜氏说“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但中国人仍富有理性,这使得中国人成功地解决了社会生活、政府以及文明中许多复杂而困准的问题”。
    辜氏还认为“说良”的总体特征与宁静的、如沐天恩的心境可以消弥和补救中国人这样那样的不足。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有了温良之性,“真正的中国人或不免于粗鲁,但不至于粗俗下流;或不免于难看,但不至于丑陋骇人;或不免于粗率鄙陋,但不至于放肆狂妄;或不免于迟钝,但不至愚蠢可笑;或不免于圆滑乖巧,但不至于邪恶害人”。
    我们再看看辜氏对中西女性的比较,—他认为“一个民族中的发生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光”。他对中西女性的比较同样是褒中贬西。他称赞中国女性“为他人而活”,是手拿扫帚打扫和保持房子清洁的妇人,其典型是闻声救苦的“观世音”,而现代欧洲女性是华而不实的,其典型是“马利亚”—“假如你递给他一把扫帚,或者把可爱的马利亚送进厨房,那么你的房间准会灰尘满地,次日早晨也会绝对没有半点早饭可吃的”;还有“茶花女”—那么没有丈夫、因而用不着关心丈夫的衣着,而自己则打扮得华贵体面。他还认为中国传统女性具有西方各民族难以企及的“端庄(贞洁)’仪“温柔”和“幽闲”三大特征,尤其是“幽闲”这种腼腆羞涩的幽静之赋予了中国女性那种其它民族妇女所不具备的特质。
    辜氏言说国民性是为了言说文明,因为“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辜氏揭示中西民族性格的差异,藉以说明中西文明的不同特质:《圣经》教导欧人要热爱正义,孔子教导中国人要义礼并重,要行得正,还要识礼;欧洲科学与艺术、哲学与宗教两相分离,造成西方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孔教满足了中国人理性的需要,又使得人的心灵得到抚慰;西方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法律,中国玫冶则建立于道德的基础之上⑥;“欧洲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后义”,而“中国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⑦;西方文明偏于物质,西洋人“为赚钱而活着”,“贪得无厌不知足”,中国文明重道德、重精神,中国人“为享受人生而创造财富”,可能物质贫乏,然而“衣着槛褛心似锦”,“知足者常乐’,⑧;西方的“自由大宪章”教人奢谈追求自由,教人放荡不羁,所产生的人的类型是“群氓”,而中国的“忠诚大宪章”教人顺从,教人循规蹈矩,所产生的人的类型是“良民”。辜氏得出的结论是要拯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惟一出路为“彻底撕毁《自由大宪章》,而代之以一个‘忠诚大宪章”,,也就是采纳中国的“良民宗教”,走孔家的路,采纳中国文化。
    林语堂也把中国人的总体特征概括为与“温良”同义的一个词即“老成温厚”,也揭示了中国人的宁静、闲适、自得其乐的心灵。但他不像辜氏一味讴歌这种温厚、宁静,而是更多地剖析了这种民族特性的消极性。他对辜氏夸耀中国人的精神、夸耀“衣着槛褛心似锦”的精神优胜论是不以为然的。林氏在一篇题为《中国究竟有臭虫否?》的文章中说道:
        “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而这便是我们的精神的最好证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却他们的物质环境!”这位厚颜的吹牛者便是辜鸿铭。我们只能斥责他是在厚颜吹牛皮……认为一个应用卫生设备的新时代的人,是不及一个用茅厕的人来得近于‘精神’⑨。
    林氏对中国国民性多有针贬。他认为,中华民族大致有如下特点:(1)稳健;(2)单纯;(3)酷爱自然;(4)忍耐;(5)消极避世;(6)超脱老滑;(7)多生多育;(8)勤劳;(9)节俭;(10)热爱家庭生活;(11)和平主义;(12)知足常乐;(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旧;(15)耽于声色。“这些品质又可归纳为一个词‘老成厚重”,。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但最糟糕最昭著的是遇事忍耐、消极避世和超脱老滑三者。他尖锐地批评:中国人在忍耐方面走得太远,“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消极避世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社会中的处世态度,犹如乌龟的甲壳,消蚀了中国人进取冒险的精神,并导致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个狼藉的声名;超脱老滑“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动”。其他一些特点也是如此,即“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恶习”,如“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和平主义)可以变成怯儒”;知足常乐是一种像犬儒主义的消极态度,幸福“被降低到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中国人的滑稽幽默实质是“把人生看作演戏”,而且这种演戏是“闹剧性的”,如把葬礼办成有如婚礼;“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等⑩。
    林氏在抨击中国国民性缺陷时,同样是以与西方民族性作比较为背景的。他在《论中外之国民性—由动转人静的儒道》一文中就谈到:“中国民族与西方国家比较,进取不足,保守有余;勇毅有为之精神不足,而动心忍性之功夫甚深。”“中国主阴,外国主阳,中国主静,西洋主动。”“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攘。”总之,“中国人比西方民族,似乎少了一种奋发勇往迈进的生命力”(11)。“中国人缺乏西方人的一些高尚品德,比如豪爽、雄心、改革热情、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12)
    在女性观上,林语堂也是在与西方女性比较的背景上批评中国传统女性过于内向、娴静、文雅,“缺乏西方姐妹们那种自然的活力与独立的精神”。他表示极愿看到中国女性正在发生的交化,这种“从缠足到游泳衣”的巨天变化使她们更“接近于欧洲妇女那样天真活泼健美的女性”(13)。他还批评了辜鸿铭为纳妾所作的辩护。辜氏说,一夫多妻就像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林氏是这样回敬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是《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姬妾潘金莲的话:‘一个碗内两张匙,不是汤着就是抹着’。”(14)
    我们可以发现在辜、林这两位“皆有洋气”或曰皆有“蛮子骨气”的福建人之间的有趣现象:两氏对中西民族总体特性即“温良”或者“温厚”的概括及具体特征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对这些特性的价值判断却几近相反;顶礼与讴歌“温良”的辜氏却极不温良、极为偏激,激烈地偏袒中国民族性乃至于夸耀其“不洁之癖”,偏执地鄙视西方民族乃至于表现出他所批评的、在他看来应该体现在西方人身上的粗鲁无礼;对“温厚”无多少好感的林氏则要“温厚”得多,他对中西国民性的分析相对来说较为客观,对中国民族性既针贬恶习又表彰美德。两氏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可说是唱了反调,如辜氏说中国人有顺从的美德,故不太需要法律,而林氏说中国人因缺乏法律保障而被迫采取了顺从的处世态度。还有适才提到的纳妾问题等。林语堂毫无疑问是以辜鸿铭作为潜在的对话者了,这种对话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反现代化与现代化之间的一种交锋、辩驳。最为实质的对立是辜氏倡议西方倘要从毁灭中自救必须采用儒家,而林氏仍坚持中国要学西方。
    辜、林两氏对中西国民性的言说当有许多启人深思之处,以下略谈几点:
    第一,到底如何爱国,如何维护民族尊严?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自序”中预言,此书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自己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并说自己与这些爱国者不同,相信自己的国家具有坦率与自豪的资本,可以坦诚地暴露她的缺陷,公布她的麻烦,而用不着涂脂抹粉,用不着讳疾忌医。因此,作者在书中把转统中国伟大而古老的灵魂置于异域文化的背景上,同时把它的阴暗面暴露无遗,从而发现其灵魂深处存在着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一种老犬的狡黯……又希望民族特性有一种全新的改变,发展中国民族所缺乏而在西方人身上较为突出的改革热情、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品德。至于说到民族文化,林氏说到我们愿意保护,但“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拯救旧文化,而是旧文化能否拯救我们”(15)。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鲁迅是林语堂的论战对手,但在国民性观、民族文化观上,鲁迅所持的也是类似这样一种态度。他更为尖锐、更为深刻地剖视民族心理阴暗面,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保存我们”(16)。需要指出的是,林语堂在书中对那些敢作敢为、品格高尚的中国人也不乏赞美之辞,尤其是盛赞了抗战中所表现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辜氏属于会被林氏之书“激怒”的另一种类型的爱国者,只可惜他是老一代,故无从听见他对林书的回应。赛珍珠在为《中国人》一书所作的序中,称赞林书“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并认为此前中国人所写的同类著作是令人失望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到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辜氏的《中国人的精神》大概就属后一类著作之一。辜氏为了“替中国人争面子出出气”(17),遂对中国事物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呵护,乃至于为纳妾、缠足辩护,还居然称西太后,是“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最高典范”。辜氏爱国赤诚可嘉,但所抱的却是不惜为本民族护短的不健全的有害的文化心态。鲁迅先生批评的“爱国的自大”,指的就是这科爱团者,光有占老民族的自负,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如何批评西方,如何批评现代化?西方远非尽善尽美,现代化也不可能没有弊端,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因此,对西方模式、对现代化的批评伴随着现代化从西方向世界范围扩张的历程,这种批评有其独特的价值。辜鸿铭就是欧战爆发后中国批评现代化的最早的代表人物,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的一个重要人物(18)。从这一思潮背景看,应该说辜氏的对现代化的批评,对西方人的批评是有一定意义的,而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而言则具有开拓性。然而对西方的批评、对现代化的批评应有一个底线,这就是坚了剖‘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19),坚信现代化是无可回避的选择。辜氏力图以中国人的美德凸现、低毁西方人的道德沦丧,于己有失自欺欺人,于彼有失君子“温良”风范。林氏坚持用西方进步的尺度审视中国古老的灵魂,衡量中国精神上的变迁,并认为中国人民族性格和民族遗产不会失去,“认为现代化会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驱向于更加新鲜和伟大的发明创造活动”(20)。这种自信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如何看待“古怪”?辜氏以“古怪”著称于世,胡适称之为“怪物”,林语堂誉之为“怪杰”,他自己也以“辜疯子”自居。有人这样刻画:“他为人刚惶,过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崇拜者,他则蔑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与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想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21)辜氏旷远自喜,脾脱中外,反抗流俗,狂言傲世。怪人的“怪论”,自然多偏激之辞,甚至于流于胡说,如谓中国不需法治,不需军替,又如骂英人是群氓,是鼠是猪,自然都经不起推敲。但也因其“怪”,他可能发常人所未发,某些观点可能新鲜、独特、精彩。林语堂还称誉辜氏“能言顾能行,潦倒以终世,较之以奴颜婢膝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22)。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也特意容}’}辜氏等“遗老派”。林氏、蔡氏这种胸襟是值得敬佩的。千人一腔,千人一面,拒绝狂傲,排拒捐怪,是国家与民族的莫大悲哀。
    第四,如何倾听来自异域文明的“批评”,对本民族来说,辜氏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外国人的视野”,辜氏骂语“一人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袒怀资为他人之助。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理计者”。(23)西方人对待辜说的态度值得国人学习。鲁迅曾说到:“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夔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冷峻地批评中国民族性格的缺陷,鲁迅就颇为赞赏,一生中多次介绍并力主翻译该书。因此,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既不能说明辜说有多大价值,也不能说明西方民族确实该骂,倒是他们坦诚倾听置言责语的态度,爱听好话的中国人当引为自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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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第5-6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书此后收人《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以下引辜氏言论出自此书不再性明。
②该书译本有多种,收人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的为:明恩溥《史密斯之中文名》著,匡雁鹏译的《中国人的特性》,光明日报版出社1998年。
③④⑤(12)(13)(14)(15)(19)(20)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第66、27、28、70、175-176、170、344、347、350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
⑥《宪政主义与中国》,《辜鸿铭文集》下册,第180页。
⑦《读易草堂文集·义利辨》,《辜鸿铭文集》下册,第229页。
⑧《东西文明异同论》,《辜鸿铭文集》下册,第305页。
⑨(11)引自林太乙著《林语堂传》第86246-24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
⑩此段引文均引自林语堂著(中国人)之“第二章中国人的性格”。
(16)《热风·随感录》。
(17)(22)林语堂《辜鸿铭》,《人世间》1934年第12期。
(18)〔美〕艾恺著《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第145-15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林颖今译《辜鸿铭》,《人世间)1934年第9期。
(23)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陈裕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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