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在东征日本前后，曾数次遣使赴日招谕，可是，均以失败告终。本文所介绍的，便是其中的一次遣使，以及赴日使者在被镰仓幕府杀害前留下的三首诗作。这些诗作在中国文献中不见记载，却有幸被抄录在日本《镰仓年代记》里书中。

    《镰仓年代记》又称《北条九代记》，上下两卷，编年体，上起寿永二年（1183），下迄正庆元年（1332），主要记载镰仓幕府举办的各种仪式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作者不明，推测为镰仓幕府的吏员。该书最初完成于元弘元年（1331），不久又增加了追记和里书（按：书于典籍背面的注记、校勘等）。由于载有许多通史中所没有的、关于镰仓时代后期幕府政情和镰仓内外情势的记事，《镰仓年代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该书原本为二十六折折本，原为壬生官务家旧藏，现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折本的写本分别藏在国立国会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1705年写）、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日本大学（1810年写）、神宫文库图书馆、无穷会神习文库等处。活字本皆以现京都大学藏本为底本，分别收录在《増补続史料大成》别卷、《続群书类従》29辑上《雑部五》、《改定史籍集覧》（第五册）中。
本文所录诗以竹内理三编《増补続史料大成》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江户时代编《続群书类従》写本，以及上述各活字本。

                    元使赴日
   
    从至元三年（1266）起，渴望实现“四海宾服、八荒向风”梦想的元世祖开始向日本派遣使者，“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1]可是，在六次遣使皆遭失败、无功而返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元世祖决定对日本晓以颜色。

    至元十一年（1274）十月，元世祖联合高丽发动了对日本的首次征伐，战事进行得颇为顺利，元丽联军势如破竹，自壹岐、对马一路攻至大宰府所在地博多附近。可是，就在攻下博多湾箱崎等地的十月二十日晚，元军统帅忻都却决定全军撤至船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当天夜里，海上突起风暴，元军战船或相撞被毁、或触礁覆没，“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余人。”[2]可谓损失惨重。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此次东征以失败告终。可是，事实上，当时的元朝未必这样认为，《元史·日本传》对此次战争的结果记载如下：“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3]何见丧师之辱？西还的将领们，也是非但未遭惩处，还获封赏。三个月后，元世祖再次向日本派出了使者，他显然认为，通过此次征伐，日本方面应该充分领教到元军的厉害，明白改变态度，俯首称臣才是唯一的出路。

    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初九，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书状官杲奉命出使日本。所持国书现已不存，日本《関东评定伝》“建治元年”条称：“今度所贡来牒状，如前可顺伏之趣也。”[4]可见，其内容与以往的国书无甚差异，无非是要求日本归顺元廷。三月十日，杜世忠等人抵高丽国都，高丽随即派舌人郎将徐赞及水手三十余人将其送至日本。四月十五日，杜世忠一行到达日本长门国室津浦（今山口县丰浦郡丰浦町），随后被押至大宰府。八月，元使一行抵达日本幕府所在地镰仓。这是元廷遣使以来，使者首次进入镰仓，可是，这并不代表幕府的妥协，相反，时任执权的北条时宗下令将来使斩首，“是则永为绝和亲、不通问之策。”[5]九月七日，以杜世忠为首的元使及高丽送使共五人在镰仓龙口刑场（现片濑、腰越附近）被害。五人的尸骨被葬在附近的利生寺（现称龙口山常立寺），一座专为祭祀在龙口被处死的亡者灵魂而建立的寺院。寺内还建有“元使五人冢”，为五座五轮塔，供养死者亡灵。

    使者被害的消息久久没有传到元朝，直到至元十六年（1279）八月，与杜世忠等人赴日的高丽水手上左、一冲等四人从日本逃回国，杜世忠等人被杀的情况才为高丽所知。高丽随即遣人押送这几名水手赴元奏报。次年二月，杜世忠等人被害的消息在元朝传开，既而成为元朝第二次征伐日本的导火线。

                          临刑诗三首

    那么，这些使者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被斩首的厄运呢？除了计议官撒都鲁丁和书状官杲，另三位使者皆有辞世诗存世，我们或可从中窥知一二。三首诗题名皆不存。

1、杜世忠诗

第一首诗的作者是礼部侍郎（礼部副长官，秩正四品）、正使杜世忠。此人生平不详，据《镰仓年代记》记载，其官阶为“中须大夫”，年三十四，大元人。然而，元代散官中并无“中须大夫”，从字形和礼部侍郎的官秩分析，其官阶应为“中顺大夫”（文散官四十二阶之第二十三，秩正四品。宣授，服紫。）所谓“大元人”，与后面出现的“唐人”相对，当指较早为蒙古统治的中原地区的人。诗文曰：

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6]

此诗中的“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无疑是用了苏秦的典故。据《战国策》卷三《秦策一》，苏秦（战国洛阳人，字季子）留秦岁余，游说秦王，书十上而不为所用，貂裘破败，黄金用尽，无奈，去秦还乡。归至家，见其形容枯槁、落魄潦倒，正在织布的妻子不肯下机迎接，兄嫂不为炊食，父母竟也不与言语。后苏秦以纵约劝说六国君王，其言得行，其身得佩六国相印，为纵约长。见其佩印还，家人皆一改故态，恭敬相迎。杜世忠反用该典故，以苏秦喻己，面对妻子询问归期，回答道“如果我功成归来，莫要嫌我庸俗，不肯下机迎接。”这种正典反用的作法并非杜世忠的创举，事实上，该诗基本为李白《别内赴征三首》之第二首的袭作。

李白诗文如下：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缪本作“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萧本作“学”苏秦不下机。[7]

李白此诗作于至德元年（756）十二月底，当时，为避安史之乱，李白与妻子宗氏在庐山屏风叠隐居。此前，永王李璘奉玄宗之命以平叛为号召，自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引兵率师东下，慕白之名，三次派人至庐山征聘李白入幕府。李白初有顾虑，妻子宗氏也加以劝阻，最后，经不住聘使韦子春的劝说，李白终于同意下山。这是李白临别时写给妻子的三首诗之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是淡泊功名、恋恋不舍的妻子，一个是对前途充满信心、踌躇满志的丈夫，其间，有离别伤感、有豪情满怀、也有诙谐调侃。然而，就在李白入幕后不久的至德二年(757年) 二月，永王李璘与其兄唐肃宗李亨发生了战事，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因附逆罪被投入浔阳（今江西九江）监狱。其妻宗氏闻此消息，焦急万分，四处奔走求援，在其妻等人的努力下，李白终于得免死罪，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乾元二年（759）春，肃宗下赦免令，正在流放途中的李白得以归家，与妻团聚。

结合李白创作此诗的背景和其后的命运，杜世忠的这首辞世诗可谓意味深长。首先，它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思念和再见无望的痛苦。其次，它告诉我们杜世忠在受命出使日本时的心情，既有儿女情长，更有豪情万丈。他对出使日本显然充满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顺利完成使命，封官加爵。最后，感叹自己出使后的命运竟与李白入幕后的遭遇如此相似，心中充满无限悲哀。或许，他还心存侥幸，希望能象李白一样，被免死罪，重归故土。

不难看出，杜世忠此诗基本是对李白诗的抄袭，无甚新意。杜本人虽然熟悉唐诗，但未必有很深的诗学造诣。清人宋荦在为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写的序中说道：“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人多轻扬，近太白。”明人李东阳在其《麓堂诗话》中亦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杜世忠的这首诗是否也多少证明了他们所持的元诗近唐的观点呢？

在今天镰仓常立寺内，立有刻着杜世忠此诗的石碑，可惜未能亲眼目睹，不甚遗憾！

2、何文著诗

第二首诗的作者是奉训大夫（按：文散官四十二阶之第三十阶，从五品，宣授）、兵部郎中（按：兵部尚书副贰，从五品）何文著。当时“年卅八，唐人”。所谓“唐人”，当指原南宋人。其临刑作颂云：

四大元无主，五蕴悉皆空。

两国生灵若，今日斩秋风。[8]

此处，“若”字诸本皆同，然文意难解，考虑到写本多字迹潦草，“若”当为“苦”之形讹。此诗源于东晋著名佛教学者僧肇（384？～414）偈。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僧肇法师遭秦主难。临就刑说偈曰：‘四大元无主，五阴本来空。持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据传，后秦国王姚兴命僧肇还俗，僧肇不从，王乃处以死刑。临刑时，僧肇悠然说上偈。关于僧肇的死亡原因，以及作此偈的原由，现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尽管如此，元使何文著对僧肇此偈的理解当基于《景德传灯录》的说法。

“四大” 是指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有形物质，都是由四大所造，如人体的毛发爪牙，皮骨筋肉等是坚硬性的地大；唾涕血泪等是潮湿性的水大；温度暖气是温暖性的火大；一呼一吸是流动性的风大。所谓“四大元无主”，是指由地、水、火、风四大所构成之身体，虽名为“我”，实际是无主体、无我。“五蕴”又称五阴、五众、五聚，指构成一切有为法的五种要素，即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就是一般所说的物质，是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受就是感受，包括苦、乐、舍三受；想就是想象，于善恶憎爱等境界中，取种种相，作种种想；行就是行为或造作，由意念而行动去造作种种的善恶业；识就是了解辨别的意思。在此五蕴中，前一种属于物质，后四种属于精神，乃是构成人身的五种要素。所谓“五蕴悉皆空”，指五蕴诸法，如幻如化，从因缘生，本无实性，当体即空，也是对自我实体的彻底否定。既然生命都是虚幻的，那么，杀头与“斩秋风”又有何异？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面对死亡时大彻大悟的平和心态，以及对遭遇战火的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切同情。

3、徐赞诗

第三首诗的作者是高丽人徐赞，他是奉高丽王之命陪同元使赴日的，被杀时年仅三十三岁。关于其身份，《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二》作“舌人郎将”，《镰仓年代记》作“译语郎将”，两者意同，皆为掌翻译之官。其辞世诗云：

朝廷宰相五更寒，寒甲将军夜过关。

十六高僧申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9]

其中，“十六高僧申未起”中的“申未”二字，参考诸版本略有不同：《増补続史料大成》

本作“申末”，《続群书类従》本作“申来”，唯《改定史籍集覧》本作“申未”。从下文

对全诗的分析来看，“申未” 二字为妥。

    所谓“朝廷宰相五更寒”，是指朝中大臣在五更（按：凌晨四点）就得起床准备上朝。“寒甲将军”一词在电子版《四库全书》中无用例。联系下文相似之诗皆作“铁甲将军”，此处之“寒甲”或为“铁甲”之误，当然，也可据上文“五更寒”理解为“寒冷的战甲”。所谓“寒甲将军夜过关”，意为身着铁甲的将军夜间行军跋涉。“十六高僧”或指承佛敕命，永住世间守护正法之十六尊罗汉，引申指寺庙高僧。“申未起”意为“到了申时（按：下午三点到五点）仍酣睡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是作者在对入世求名者与出世求佛者的生活加以比较后，联系自己即将被斩首的噩运发出的强烈感叹：与其辛辛苦苦追逐名利，不如平平安安享受清闲！

    与前面两首诗一样，徐赞的这首诗应该也是仿作，不过，其依照的诗文现已不明。说其是仿作，因为至迟在元明时代的文献中，就出现了内容颇为接近的诗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徐赞的这首诗曾经传至中国，并广为流传，因此，只有一种可能，即徐赞和以下这些文献的作者参考了同一首诗作。
 
    古代有一部流传很广的童蒙读物《名贤集》，其中有：“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与徐赞诗的后两句如出一辙。《名贤集》的作者不详，有人认为是南宋以后儒家学者撰辑。它汇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以及民间流传的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格言谚语。

    元朝末年高明（1306～1359）所做的、被推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第十五出《伯喈辞官辞婚不准》中，亦有“朝朝宿卫，早早随班。做不得卿相当朝一品贵，到先做他朝臣待漏五更寒。休嗟叹，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兀的名利不如闲。”[10]

    明人冯梦龙（1574-1646）编的《喻世明言》第十四卷《陈希夷四辞朝命》在说到追逐名利会使人寝食难安时说： “所以古诗云：朝臣待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度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11]既言“古诗”，自然是作于明代以前。这首所谓的古诗，与徐赞的诗已是极为雷同。

    在明末杨尔曾（生卒不详）著《韩湘子全传》第五回《砍芙蓉暗讽芦英 候城门众讥湘子》中，有人见道士打扮的韩湘子气定神闲地坐等开城门，便对他说道：“师父，从古来说得好：‘朝臣待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12]以上文献在古代均属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读物，他们在提到参考的那首诗时，都未说明其作者和时代，因此，可以推断，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较早，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为高丽人所熟知。

    以上三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模仿的痕迹太过明显，有少见新意之嫌。不过，它们均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即将遇害时或百感交集，或气定神闲的心情，读来毫无勉强之感。

    三首诗皆不见于我国文献，事实上，还有不少宋元明时期中国人的作品或是散载于日本典籍中，或是以墨迹的形式保存在寺院、博物馆等处。这些散逸诗文的发现，不仅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因此，日本所存中国诗文的辑逸这一课题，有待中日学界更加深入地探索和研究。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注释：

[1] 明·宋濂等编．1996．日本传，元史〔Ｍ〕．中华书局：4626．
[2] 朝鲜李氏王朝金宗瑞等编．1960．忠烈王世家一，高丽史〔M〕．延世大学校出版部．
[3] 明·宋濂等编．1996．日本传，元史〔Ｍ〕．中华书局：4628．
[4][5] 日本塙保己一编．1893．関东评定伝，群书类従〔Ｍ〕．経済雑志社：348．
[6] [8] [9]日本竹内理三编．1979．镰仓年代记裏书，増补続史料大成〔Ｍ〕．临川书店：52．
[7] 李白．1998．李太白全集〔Ｍ〕．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旧版本影印出版：578．
[10] 元高明著，钱南扬校注．1980．元本琵琶记校注〔Ｍ〕．上海古籍出版社：90．
[11] 明冯梦龙编，许政杨校注．1958．喻世明言〔Ｍ〕．人民文学出版社：215．
[12] 清刘璋，明杨尔曾．1995．钟馗全传·韩湘子全传〔Ｍ〕．华夏出版社：159．

参考文献：

明·宋濂等编．1996．日本传，元史〔Ｍ〕．中华书局．
（朝鲜李氏王朝）金宗瑞等编．1960．忠烈王世家一，高丽史〔M〕．延世大学校出版部．（日本）竹内理三编．1979．镰仓年代记 裏书，増补続史料大成〔Ｍ〕．临川书店．
郭沫若．1971．李白与杜甫〔Ｍ〕．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浩逊，史耀朴．从赠内诗看李白的爱情生活〔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1）：9－13
刘成有．僧肇生平考辨〔J〕．五台山研究．1995,（3）：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