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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静:日藏赴日元使临刑诗三首 
作者:[江静] 来源:[《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9月第4期] 2009-06-24

    元世祖在东征日本前后,曾数次遣使赴日招谕,可是,均以失败告终。本文所介绍的,便是其中的一次遣使,以及赴日使者在被镰仓幕府杀害前留下的三首诗作。这些诗作在中国文献中不见记载,却有幸被抄录在日本《镰仓年代记》里书中。

    《镰仓年代记》又称《北条九代记》,上下两卷,编年体,上起寿永二年(1183),下迄正庆元年(1332),主要记载镰仓幕府举办的各种仪式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作者不明,推测为镰仓幕府的吏员。该书最初完成于元弘元年(1331),不久又增加了追记和里书(按:书于典籍背面的注记、校勘等)。由于载有许多通史中所没有的、关于镰仓时代后期幕府政情和镰仓内外情势的记事,《镰仓年代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该书原本为二十六折折本,原为壬生官务家旧藏,现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折本的写本分别藏在国立国会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1705年写)、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日本大学(1810年写)、神宫文库图书馆、无穷会神习文库等处。活字本皆以现京都大学藏本为底本,分别收录在《増补続史料大成》别卷、《続群书类従》29辑上《雑部五》、《改定史籍集覧》(第五册)中。
本文所录诗以竹内理三编《増补続史料大成》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江户时代编《続群书类従》写本,以及上述各活字本。

                    元使赴日
   
    从至元三年(1266)起,渴望实现“四海宾服、八荒向风”梦想的元世祖开始向日本派遣使者,“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1]可是,在六次遣使皆遭失败、无功而返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元世祖决定对日本晓以颜色。

    至元十一年(1274)十月,元世祖联合高丽发动了对日本的首次征伐,战事进行得颇为顺利,元丽联军势如破竹,自壹岐、对马一路攻至大宰府所在地博多附近。可是,就在攻下博多湾箱崎等地的十月二十日晚,元军统帅忻都却决定全军撤至船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当天夜里,海上突起风暴,元军战船或相撞被毁、或触礁覆没,“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余人。”[2]可谓损失惨重。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此次东征以失败告终。可是,事实上,当时的元朝未必这样认为,《元史·日本传》对此次战争的结果记载如下:“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3]何见丧师之辱?西还的将领们,也是非但未遭惩处,还获封赏。三个月后,元世祖再次向日本派出了使者,他显然认为,通过此次征伐,日本方面应该充分领教到元军的厉害,明白改变态度,俯首称臣才是唯一的出路。

    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初九,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书状官杲奉命出使日本。所持国书现已不存,日本《関东评定伝》“建治元年”条称:“今度所贡来牒状,如前可顺伏之趣也。”[4]可见,其内容与以往的国书无甚差异,无非是要求日本归顺元廷。三月十日,杜世忠等人抵高丽国都,高丽随即派舌人郎将徐赞及水手三十余人将其送至日本。四月十五日,杜世忠一行到达日本长门国室津浦(今山口县丰浦郡丰浦町),随后被押至大宰府。八月,元使一行抵达日本幕府所在地镰仓。这是元廷遣使以来,使者首次进入镰仓,可是,这并不代表幕府的妥协,相反,时任执权的北条时宗下令将来使斩首,“是则永为绝和亲、不通问之策。”[5]九月七日,以杜世忠为首的元使及高丽送使共五人在镰仓龙口刑场(现片濑、腰越附近)被害。五人的尸骨被葬在附近的利生寺(现称龙口山常立寺),一座专为祭祀在龙口被处死的亡者灵魂而建立的寺院。寺内还建有“元使五人冢”,为五座五轮塔,供养死者亡灵。

    使者被害的消息久久没有传到元朝,直到至元十六年(1279)八月,与杜世忠等人赴日的高丽水手上左、一冲等四人从日本逃回国,杜世忠等人被杀的情况才为高丽所知。高丽随即遣人押送这几名水手赴元奏报。次年二月,杜世忠等人被害的消息在元朝传开,既而成为元朝第二次征伐日本的导火线。

                          临刑诗三首

    那么,这些使者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被斩首的厄运呢?除了计议官撒都鲁丁和书状官杲,另三位使者皆有辞世诗存世,我们或可从中窥知一二。三首诗题名皆不存。

1、杜世忠诗

第一首诗的作者是礼部侍郎(礼部副长官,秩正四品)、正使杜世忠。此人生平不详,据《镰仓年代记》记载,其官阶为“中须大夫”,年三十四,大元人。然而,元代散官中并无“中须大夫”,从字形和礼部侍郎的官秩分析,其官阶应为“中顺大夫”(文散官四十二阶之第二十三,秩正四品。宣授,服紫。)所谓“大元人”,与后面出现的“唐人”相对,当指较早为蒙古统治的中原地区的人。诗文曰:

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6]

此诗中的“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无疑是用了苏秦的典故。据《战国策》卷三《秦策一》,苏秦(战国洛阳人,字季子)留秦岁余,游说秦王,书十上而不为所用,貂裘破败,黄金用尽,无奈,去秦还乡。归至家,见其形容枯槁、落魄潦倒,正在织布的妻子不肯下机迎接,兄嫂不为炊食,父母竟也不与言语。后苏秦以纵约劝说六国君王,其言得行,其身得佩六国相印,为纵约长。见其佩印还,家人皆一改故态,恭敬相迎。杜世忠反用该典故,以苏秦喻己,面对妻子询问归期,回答道“如果我功成归来,莫要嫌我庸俗,不肯下机迎接。”这种正典反用的作法并非杜世忠的创举,事实上,该诗基本为李白《别内赴征三首》之第二首的袭作。

李白诗文如下: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缪本作“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萧本作“学”苏秦不下机。[7]

李白此诗作于至德元年(756)十二月底,当时,为避安史之乱,李白与妻子宗氏在庐山屏风叠隐居。此前,永王李璘奉玄宗之命以平叛为号召,自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引兵率师东下,慕白之名,三次派人至庐山征聘李白入幕府。李白初有顾虑,妻子宗氏也加以劝阻,最后,经不住聘使韦子春的劝说,李白终于同意下山。这是李白临别时写给妻子的三首诗之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是淡泊功名、恋恋不舍的妻子,一个是对前途充满信心、踌躇满志的丈夫,其间,有离别伤感、有豪情满怀、也有诙谐调侃。然而,就在李白入幕后不久的至德二年(757年) 二月,永王李璘与其兄唐肃宗李亨发生了战事,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因附逆罪被投入浔阳(今江西九江)监狱。其妻宗氏闻此消息,焦急万分,四处奔走求援,在其妻等人的努力下,李白终于得免死罪,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乾元二年(759)春,肃宗下赦免令,正在流放途中的李白得以归家,与妻团聚。

结合李白创作此诗的背景和其后的命运,杜世忠的这首辞世诗可谓意味深长。首先,它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思念和再见无望的痛苦。其次,它告诉我们杜世忠在受命出使日本时的心情,既有儿女情长,更有豪情万丈。他对出使日本显然充满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顺利完成使命,封官加爵。最后,感叹自己出使后的命运竟与李白入幕后的遭遇如此相似,心中充满无限悲哀。或许,他还心存侥幸,希望能象李白一样,被免死罪,重归故土。

不难看出,杜世忠此诗基本是对李白诗的抄袭,无甚新意。杜本人虽然熟悉唐诗,但未必有很深的诗学造诣。清人宋荦在为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写的序中说道:“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人多轻扬,近太白。”明人李东阳在其《麓堂诗话》中亦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杜世忠的这首诗是否也多少证明了他们所持的元诗近唐的观点呢?

在今天镰仓常立寺内,立有刻着杜世忠此诗的石碑,可惜未能亲眼目睹,不甚遗憾!

2、何文著诗

第二首诗的作者是奉训大夫(按:文散官四十二阶之第三十阶,从五品,宣授)、兵部郎中(按:兵部尚书副贰,从五品)何文著。当时“年卅八,唐人”。所谓“唐人”,当指原南宋人。其临刑作颂云:

四大元无主,五蕴悉皆空。

两国生灵若,今日斩秋风。[8]

此处,“若”字诸本皆同,然文意难解,考虑到写本多字迹潦草,“若”当为“苦”之形讹。此诗源于东晋著名佛教学者僧肇(384?~414)偈。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僧肇法师遭秦主难。临就刑说偈曰:‘四大元无主,五阴本来空。持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据传,后秦国王姚兴命僧肇还俗,僧肇不从,王乃处以死刑。临刑时,僧肇悠然说上偈。关于僧肇的死亡原因,以及作此偈的原由,现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尽管如此,元使何文著对僧肇此偈的理解当基于《景德传灯录》的说法。

“四大” 是指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有形物质,都是由四大所造,如人体的毛发爪牙,皮骨筋肉等是坚硬性的地大;唾涕血泪等是潮湿性的水大;温度暖气是温暖性的火大;一呼一吸是流动性的风大。所谓“四大元无主”,是指由地、水、火、风四大所构成之身体,虽名为“我”,实际是无主体、无我。“五蕴”又称五阴、五众、五聚,指构成一切有为法的五种要素,即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就是一般所说的物质,是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受就是感受,包括苦、乐、舍三受;想就是想象,于善恶憎爱等境界中,取种种相,作种种想;行就是行为或造作,由意念而行动去造作种种的善恶业;识就是了解辨别的意思。在此五蕴中,前一种属于物质,后四种属于精神,乃是构成人身的五种要素。所谓“五蕴悉皆空”,指五蕴诸法,如幻如化,从因缘生,本无实性,当体即空,也是对自我实体的彻底否定。既然生命都是虚幻的,那么,杀头与“斩秋风”又有何异?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面对死亡时大彻大悟的平和心态,以及对遭遇战火的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切同情。

3、徐赞诗

第三首诗的作者是高丽人徐赞,他是奉高丽王之命陪同元使赴日的,被杀时年仅三十三岁。关于其身份,《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二》作“舌人郎将”,《镰仓年代记》作“译语郎将”,两者意同,皆为掌翻译之官。其辞世诗云:


朝廷宰相五更寒,寒甲将军夜过关。

十六高僧申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9]


其中,“十六高僧申未起”中的“申未”二字,参考诸版本略有不同:《増补続史料大成》

本作“申末”,《続群书类従》本作“申来”,唯《改定史籍集覧》本作“申未”。从下文

对全诗的分析来看,“申未” 二字为妥。


    所谓“朝廷宰相五更寒”,是指朝中大臣在五更(按:凌晨四点)就得起床准备上朝。“寒甲将军”一词在电子版《四库全书》中无用例。联系下文相似之诗皆作“铁甲将军”,此处之“寒甲”或为“铁甲”之误,当然,也可据上文“五更寒”理解为“寒冷的战甲”。所谓“寒甲将军夜过关”,意为身着铁甲的将军夜间行军跋涉。“十六高僧”或指承佛敕命,永住世间守护正法之十六尊罗汉,引申指寺庙高僧。“申未起”意为“到了申时(按:下午三点到五点)仍酣睡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是作者在对入世求名者与出世求佛者的生活加以比较后,联系自己即将被斩首的噩运发出的强烈感叹:与其辛辛苦苦追逐名利,不如平平安安享受清闲!

    与前面两首诗一样,徐赞的这首诗应该也是仿作,不过,其依照的诗文现已不明。说其是仿作,因为至迟在元明时代的文献中,就出现了内容颇为接近的诗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徐赞的这首诗曾经传至中国,并广为流传,因此,只有一种可能,即徐赞和以下这些文献的作者参考了同一首诗作。
 
    古代有一部流传很广的童蒙读物《名贤集》,其中有:“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与徐赞诗的后两句如出一辙。《名贤集》的作者不详,有人认为是南宋以后儒家学者撰辑。它汇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以及民间流传的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格言谚语。

    元朝末年高明(1306~1359)所做的、被推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第十五出《伯喈辞官辞婚不准》中,亦有“朝朝宿卫,早早随班。做不得卿相当朝一品贵,到先做他朝臣待漏五更寒。休嗟叹,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兀的名利不如闲。”[10]

    明人冯梦龙(1574-1646)编的《喻世明言》第十四卷《陈希夷四辞朝命》在说到追逐名利会使人寝食难安时说: “所以古诗云:朝臣待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度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11]既言“古诗”,自然是作于明代以前。这首所谓的古诗,与徐赞的诗已是极为雷同。

    在明末杨尔曾(生卒不详)著《韩湘子全传》第五回《砍芙蓉暗讽芦英 候城门众讥湘子》中,有人见道士打扮的韩湘子气定神闲地坐等开城门,便对他说道:“师父,从古来说得好:‘朝臣待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12]以上文献在古代均属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读物,他们在提到参考的那首诗时,都未说明其作者和时代,因此,可以推断,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较早,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为高丽人所熟知。

    以上三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模仿的痕迹太过明显,有少见新意之嫌。不过,它们均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即将遇害时或百感交集,或气定神闲的心情,读来毫无勉强之感。

    三首诗皆不见于我国文献,事实上,还有不少宋元明时期中国人的作品或是散载于日本典籍中,或是以墨迹的形式保存在寺院、博物馆等处。这些散逸诗文的发现,不仅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因此,日本所存中国诗文的辑逸这一课题,有待中日学界更加深入地探索和研究。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注释:

[1] 明·宋濂等编.1996.日本传,元史〔M〕.中华书局:4626.
[2] 朝鲜李氏王朝金宗瑞等编.1960.忠烈王世家一,高丽史〔M〕.延世大学校出版部.
[3] 明·宋濂等编.1996.日本传,元史〔M〕.中华书局:4628.
[4][5] 日本塙保己一编.1893.関东评定伝,群书类従〔M〕.経済雑志社:348.
[6] [8] [9]日本竹内理三编.1979.镰仓年代记裏书,増补続史料大成〔M〕.临川书店:52.
[7] 李白.1998.李太白全集〔M〕.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旧版本影印出版:578.
[10] 元高明著,钱南扬校注.1980.元本琵琶记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90.
[11] 明冯梦龙编,许政杨校注.1958.喻世明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215.
[12] 清刘璋,明杨尔曾.1995.钟馗全传·韩湘子全传〔M〕.华夏出版社:159.

参考文献:

明·宋濂等编.1996.日本传,元史〔M〕.中华书局.
(朝鲜李氏王朝)金宗瑞等编.1960.忠烈王世家一,高丽史〔M〕.延世大学校出版部.(日本)竹内理三编.1979.镰仓年代记 裏书,増补続史料大成〔M〕.临川书店.
郭沫若.1971.李白与杜甫〔M〕.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浩逊,史耀朴.从赠内诗看李白的爱情生活〔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1):9-13
刘成有.僧肇生平考辨〔J〕.五台山研究.1995,(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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