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比较完整而系统地保留了西汉盛世主政派的决策思想，从中也可以看出桑弘羊对儒学作为时弊患害的批判句句切中要害。

桑弘羊指出，贤良文学信奉的儒家学说是以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坐言不行”（《能言》)为其基本特征。他们在方法论上以偏概全， “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惯凭个人好恶而作极端之论，“议不干天则入渊”（《忧边》)；把认识看作是先于实践的东西，“信往疑今，非人自是”（《论灾》)；其政治理论不过是华而不实的书斋里的虚言妄语，特别是文学贤良对自古至秦的政治评判实乃皮毛之见，“上无以似三王，下无以似近秦”（《世务》)，没有一计一策可举而行之当世，以安民众而宁边境。

桑弘羊据史实指出，孔子不能为世所用，孟子被战国君主贱视，都因“坚据古人以应当时，犹辰参之错，胶柱而调瑟，固而难合矣”（《相刺》)。儒者言行始终被中国人鄙视，“若穿逾之盗， 自古而患之”（《国病》)。外戚窦婴、田蚡执政时，以儒术举拔赵绾、王臧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褒贤》)。再看当时儒生则多为社会寄生者，他们学不验之语，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夺农妨政，虚言乱实，乃时弊之一。儒生虽喜爱以怪异的冠服招摇，无非平庸之徒，授政不达，危不能安，乱不能治。贤良文学的伪善面目，集中表现在满口仁义道德，却对朝野爱国热情与群落内属大潮无动于衷，“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欲罢诸用减奉边之费，未可为慈父贤兄也”。与执政官员相对比，贤良文学谀称幼帝为圣主，而评价先帝之功业又是非颠倒，“有司倚于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于文学之谋也”（《忧边》）。

桑弘羊指出贤良文学是典型的拘儒形象，即言辞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表面上看，他们心卑卿相， 志小万乘，其实如同不知天地之高的燕雀，不知江海之大的坎井之蛙。文学贤良也乐以拘儒自居，“燕雀离巢宇而有鹰隼之忧，坎井之蛙离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祸必大矣”（《复古》)。显然，桑弘羊对贤良文学“反本复古”（《执务》)思想路线的分析批判和对拘儒形象的观察揭露，都是千古不易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