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深化之际,我们却在谈论它何时结束。人们不得不持续下调经济预期。不过,只要具备四个条件,经济就有望出现相对较快的复苏。
首先,必要时政府当局必须当机立断地接管银行,重组、改写金融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其次,财政支出必须取代摇摇欲坠的私人需求,在下行螺旋演变成土崩瓦解之前挽回颓势。第三,此举必须通过国际协作来完成,从而使导致这场危机的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减轻、而非加剧。第四,必须援助那些最脆弱的人,以免他们陷入毁灭性的绝望境地。
政界是否会允许这一切及时实现,从而避免灾难的发生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经济可能在2010年的某个时候恢复增长。但即使在这种乐观情况下,世界也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出于形势的需要,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力将会有所提升。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政府必须管理所接收的资产和施行的计划。此外,有关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无需公共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观点已彻底无人相信。这意味着,全球各地都将寻找将政府行动与私人市场相结合的更好途径。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在世纪之交达到空前的“繁盛”———推崇这种思想的分析师当时预测,10年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上涨三倍以上,达到36000点。这种观念已经破产,道指目前仅为上述点位的20%。
许多市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短视和羊群效应。其实很多金融业人士已经感觉到,纸牌砌就的房子可能即将倒塌,但竞争意味着,当所有投资经理都能拿出8-10%的回报率时,回报率只有4%的投资经理就得丢掉饭碗。作为根本性调整的组成部分,必须涉及监管框架和公司治理,将报酬与较长期的绩效挂钩。
全球经济能够再次实现我们曾经预期的表现吗?长期增长率能够达到危机前似乎可能达到的3%-4%的水平吗?从供应面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凭借自身的高储蓄率,亚洲目前的投资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全球平均水平为22%左右),因此,亚洲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这将拉高潜在投资率。信息革命使技术和知识得以迅速普及,使新兴市场中生产率的平稳增长与较高的投资率并存。技术前沿不断向前推进,应使发达经济体得以实现像样的增长。就供应面而言,美国、欧洲和日本总潜在产出的长期增长率接近2%、亚洲达到6%-7%,而其它地区达到4%-5%似乎是可能的。未来10年内,随着亚洲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有望达到3%-3.5%。
然而,能否实现上述潜在增长率,将取决于如何管理总需求。这场危机已经表明,潜在供应不会自动转化为有效需求。要使需求以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恢复扩张(以往,资产泡沫和美国消费者推动了需求扩张),必须做到两点:在不远的将来,经常项目盈余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但以中国为首)必须在需求扩张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更长时期内,各国内部和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必须朝着减少上层集中度的方向转变,支持覆盖面广泛的消费者需求的扩张。
目前存在着未得到满足的巨大需求,即便在发达经济体亦是如此。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将推动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预算提案看,他计划通过税制、医疗和教育改革,实现更均衡的收入分配,倘若盈余国家以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之配合,应有助于美国和全球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否则,对于需求增长的需要,可能与日益扩大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难以控制的全球失衡相抵触。
这场危机应教会我们如何管理全球范围内的风险,以及不要低估看似不可能发生或难以预料的事件的潜在危害。与某些与不可逆转的全球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或核武器扩散相关的长期风险相比,金融危机的代价或许不值一提。一场危机也可能是实现根本性改进的契机。如果当前这场危机使我们懂得,在人类事务上,稳健与效率同等重要,那么,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