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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风云人物吕日周真相调查 
作者:[李红平 邓科] 来源:[国际在线2004年2月14日] 2009-03-15

    2000年2月,在山西省体改委主任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0年之后,55岁的吕日周获得了可能是他官员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出任长治市委书记。

  吕日周在言谈中毫不隐讳他对这次机会的珍惜。他喜欢引用毛泽东那著名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针对记者对他在长治的所作所为是否“太急躁”、以至于会导致形式主义的疑问时,他的回答是:“我只能说人们太不着急了。”

  正是在这种被认为“太不着急”的背景下,吕日周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毫无疑问,近3年时间来,吕日周一直想用一种强力高压举措,发动、动员起他数量达几万人的庞大下属,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个中国内陆有着3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面貌,实现他蓄积已久的理想。

  这是一场艰难的实验,甚至于让人感觉是一个人试图移动一座大山。但是,最终是他移动了这座大山,还是这座大山将他压在底下碾成碎片?今年4月初,本报记者即赴长治进行了深入采访。10月11日至13日,本报记者趁吕日周出差来广州、深圳之机,又与他进行了3次10多个小时的长谈。从记者的感觉来看,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结果依然难以预料。

争议人物“出山”

  尽管吕日周本人对自己被定性为“有争议的人物”极为愤怒,但是,争议实实在在地伴随了他的整个从政经历。

  1983年,在雁北地委和山西省委两级调研室从事基层调研工作10余年之后,38岁的吕日周被任命为原平县委书记。当年12月份,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在当时实行严格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大胆提倡打破所有制、城乡、行政区划、干群等一系列界限,实现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这一轰动全国的改革,给吕日周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吕日周即是原型之一。而全国各地20多个省市6万余人拥向原平参观,更是一时成为一个壮观的景象。

  吕日周在谈起这一点时,讲了一个现在看来颇为滑稽的故事。当时各地那些开车到原平的人,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尴尬事:他们的车开不回去了,因为没有油。原来,那时汽油实行严格的计划供应,到原平的车太多了,汽油当然短缺。吕日周不得不直接找到省委书记寻求支持,这一尴尬事才获得解决。

  “搭台唱戏”的效果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原平县一个县的利税居然相当于其所在地区另外13个县的总和。

  然而,巨大的声誉和显赫的政绩并没有给吕日周带来仕途上的飞跃,反而引来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有一次在查了100多天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便给他盖了顶“官瘾很大”的帽子。“上面查你100多天,你每天还坚持工作,也不病倒,这不是官瘾大么?”吕日周获得的是这样的解释。

  事隔20年之后再回头总结原平改革,吕日周认为,“搭台唱戏”理论延伸出来的一种模式——“干部搭台、农民唱戏”模式,可能确实给了反对改革的人以借口。这一模式,按照吕日周的想法,本来是想让臃肿的干部队伍中的一部分闲人,通过暂时挂靠在政府、但明确限定挂靠年限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以这种过渡的方式,解决历次机构精简的怪圈。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倒”成为社会积弊的氛围下,这一举措极容易给人以误解。

  不过,这显然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根本上应该总结的教训似乎是:过于超前的改革势必会触动上上下下的利益,而成为“改革典型”,通常并不会给他本人带来利益,反而往往带来“损失”。

  但当时的吕日周显然并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1989年,终于升任朔州市市长的吕日周又很快推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惹人注意的改革,其结果是使他仅仅担任了8个月的市长,即被调任省体改委主任。

  省体改委主任这一“虚职”,对于拥有一番抱负的人来说,无疑显得狭小。因此,虽然吕日周在省体改委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建议书,甚至写了一本《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无所顾忌地直接剖析山西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积弊,并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出路所在,但是,内心深处的失落,依然时不时袭来。

  “很多时候,我都会从半夜里突然惊醒,感到心是空的,脑是空的。难道我就将在这里终老此生?”吕日周说。

  1999年下半年,山西省主要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半年后,吕日周“复出”。


挑战“太平官”

  吕日周甫一上任,即把改革的重点“对准”了官员队伍。

  1996年,吕日周曾经受邀在省政协向各级官员们发表对形势的看法。这一讲演,后来扩充为《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在《分析》中,吕日周大胆断言,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名列全国中上游的山西,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落后,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力度不够”。

  改革开放力度不够的客观原因,吕日周分析了几点,包括不沿海不沿边的地理位置、中庸哲学的深刻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等等。而这些客观因素作用下得出的一个共同结果,便是“官本位”

  意识的强大和“太平官”的盛行。

  在上世纪80年代,吕日周曾经写过一篇《给太平官画像歌》,其序曰:“有人精于‘不做事没事’和‘做事会出事’的为官之道,也精于‘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的为官之道,世故圆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余深恶之,为之画像。”其歌曰:“要发文件,等待实践。要去实践,等待文件。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此结论,形成经验。……善于重复上级的话,从来不去具体化。这种官本事大,能把真话说成空话。不结果实光开花,花儿开得像云霞。你没饭吃去找他,他只是回答:吃饭对人意义大,吃饭好处有十大。他给你说顿空话,能把你气得肚子大。”

  无疑,在痛恨“太平官”的背后,有着吕日周个人“惨痛”的经历佐证。

  正因为如此,在濒临退休年龄重新获得机会、并试图有所作为的吕日周,毫不犹豫地将其工作重点放在了官员队伍上。然而,诸多客观因素和强大的传统,均使他的这一举动,被许多人看作是如同孤身一人挑战巨大风车的唐吉诃德。

  本报记者在长治采访时,一位当地人说,这几年他参加过一些同学聚会,人们多年不见,最关心的就是官当到了什么级别,是科级还是处级,这似乎成了衡量人们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

  一位记者说,他有时到下面一个地方去采访,根本找不到领导,为什么?乡镇干部往市里跑,县级领导往太原跑,都琢磨官去了。即使找到人,也谈不出东西,因为他根本就没考虑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着急,到下面没啥可写的,完不成工作量啊。”这位记者说。

  一位长治政府机关的人士还向记者描述了一些干部一天的作息安排:早上睡个懒觉,十点来钟到单位,干上一个多小时就中午了,然后凑几个人到餐馆吃饭喝酒,喝得醉醺醺后下午跑去泡桑拿,到了晚上再接着打麻将。

  “太平官”必然导致的结果便是跑官要官的盛行。2000年初,就在吕日周即将赴长治履任之前,长治市委常委、长治县委原书记王虎林突击批发官帽一事案发而轰动全国。1999年初,长治县进行乡镇换届。时任长治县委书记的王虎林在两个月间,突击提拔调整干部420人。事发后,有关部门在其家中搜出300多万元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长治县传出了“要想富,动干部”的民谣。而民间对长治的评价是,长治是“常滞”、“长止”、“没治”。

  挑战“太平官”,重整吏治,成为想有所作为的吕日周的第一选择。

“道德权威”的确立

  重整吏治,吕日周采取的第一步,是一把手“带头、带领、带动”。

  吕日周带头深入百姓家中调研、住宿的故事在长治被广泛地宣扬和传播。人们在当地的新闻报道中,往往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市委书记吕日周同志骑着自行车,到××地调研。并于次日清晨6点,给当地党员上党课”。

  这种调研,往往是头天晚上住在农民家中,第二天一早与农民聊天了解情况。太行山的夜晚,让这位新任市委书记尝到了刺骨的寒冷。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描述,“那个冷呦,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当‘团长’的滋味。身子在被窝里紧缩着,不敢伸展,靠体温只能暖热身旁的一小片地方,再一翻身,又是一个冰冷的世界。”

  长治市委办公厅提供的数字是,以2001年为例,吕日周下基层达到209天,住工厂、学校、农家86夜。

  另一个触动了许多人内心的例证是,2001年岁末,在全国煤矿事故接连不断的时候,吕日周到沁源县晋阳煤矿,沿着只有2尺高的坑道,下到600多米深的井下检查工作。一些工人说,别说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就连村支书也没有到过井下啊。

  这些充满道德楷模意味的行动,产生了两种颇为不同的结果。在民众中,确实大大缩短了与干部的心理距离;而官员们见市委书记尚且如此,也被迫至少从形式上深入到基层去。但是,依然有人认为吕日周是在“作秀”,在谋求“政治资本”。

  对此,吕日周的说法是,“那你们也一年骑自行车1000多里啊,也早晨6点去上党课啊。”

  一位山西省人大前主要领导也对记者表示,“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搞这样的‘形式’,那就是件好事。”

  不过,吕日周还是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更为理性的解释:“这也是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紧密相联的。实际情况是什么?长治是革命老区啊,老百姓平时都是步行和骑驴,能骑自行车都算是洋气的了。我要在深圳,当然不可能去骑自行车。”

  吕日周认为的另一个实际情况是,“当地一些干部作风实在太差,传统的好的东西急待挖掘。在这种情况下,一把手的行为自然至关重要。”

  为此,吕日周提出了他到长治的一个核心口号:“干部必须重新回到人民中去。”这一口号同样引起了争议。有人说,说“重新”,这不等于说我们曾经不在人民中吗?吕日周说,“我就是认为,相当一部分干部现在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在吕日周的带动下,5000多名长治市直机关官员轮流下到产生“边区农民榜样”李顺达和一至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平顺县西沟村,新任市委书记对他们的要求是,“在西沟冻掉身上的官气,领会群众的怨气,懂得为长治争气”。


舆论监督牌

  然而,道德楷模的确立,或许能够在短时间内扭转民众对官员的印象,但官员的官气并不是感受一下山沟里的寒风,便能够彻底“冻掉”的。

  当地知情人士称,多年以来,长治官场实际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官场惯性和运作特性。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决策者的施政意图很难得到迅速贯彻,用吕日周的话说就是难“落实”。一个决策下去,由于惰性或者利益的关系,执行起来往往变了样。

  2000年4月,这位就任仅两个月的市委书记便真切地体会到了“落实”的艰难。2月份,吕日周在上任之初的调研中发现拖欠教师工资严重,当即要求马上解决欠发教师的全部工资。结果,有的采取县委书记、县长带头停发自己的工资,有的采取拍卖机关小汽车、压缩行政经费等各种方式,宣称拖欠问题已经全部解决。然而,4月5日,吕日周到沁源县王陶村“暗访”,赫然发现学校依然有23名教师3年未领到工资。

  前面的宣称被证明是一场谎言。王陶村的问题,因为市委书记发现了,自然好解决———吕日周要求分管教育的乡党委副书记在次日中午12时的最后期限内全部补发工资,否则摘掉官帽。结果,当天夜里,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可大量没有发现的怎么办?吕日周想到了舆论监督。当地一位政界人士说,吕日周实际上选择了一套现成的制度安排,来发动、动员乃至于“逼迫”被他称为“懒惰”的官员们。

  于是,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和总编辑弓德旺发现自己成了全国最为奇特的报社社长和总编:市委书记逼迫他们去搞舆论监督。

  有了市委书记的强力支持,舆论监督自然变得好办了许多。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基本上每来一位领导都要提“深入基层”,干部们早已有了应付之策,因此大多数领导提“深入基层”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缺乏督促之术。吕日周则力图使自己的决策落到实处,他使用了一个长治的干部从未见过的办法。

  在吕日周提出深入基层一个月后,长治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的主要领导突然发现,自己报给市督察室的下基层的情况被登在了《长治日报》上,每个人的情况后面还有按语进行点评,多数是“一般化”、“没法交待”、“下基层太少”、“要解决实际问题”等评语。据内部人士说,这些评语都是吕日周所加。

  《长治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刊登这些情况是“让事实说话,让群众评议”。一位政府人士分析说,公开曝光的方式让领导们意识到有双眼睛在注视自己,因此在第二个月的深入基层情况通报上,领导们的行动有了明显转变。

  这种“公开化”的方式被用在了更多的方面。

  山西省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一些县委书记、县长无故缺席,结果他们的名字在4天后被公布在了《长治日报》上。

  市委召开大会,一些人在会场上打起瞌睡来。第二天《长治日报》即进行了曝光,相关报道进行了“黑色幽默”式的描述:“有人伏案而睡,有人仰面打呼噜。还有人竟然溜到会场外靠着墙壁睡了起来,督察人员问他姓名、单位时,他说是常青公司,名字坚决不说。经向常青公司负责同志核实,他是说了假话。他的真实名字是郊区大辛庄镇梁家庄村村委主任梁××。会场睡觉的还有……”下面是一连串的具体人名和职务。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该文还配了4张照片,分别是市科协副主席、市房管局副局长、潞城市建委主任、平顺县林业局局长姿态各异的睡相。

  一位分析人士说,司空见惯的官场做派突然被公开曝光,这让很多官员感到了“刺痛”。像会风这类问题只是官场“沉疴”的表现之一,而吕日周则力图把公开曝光作为“猛药”来对其进行根治。

  随后,出现了长治市舆论监督的标志性事件。

  2001年3月29日,《上党晚报》报道了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因没有教师导致“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的问题。3月31日《长治日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刊出了吕日周对此事的批示,而且将责任直指长治最高的分管领导———副市长秦来英:秦来英副市长,……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7天……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吗?可在山后河村,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村”了!

  措辞尖锐,指向具体,而且这个批示没有转给副市长本人而直接公开发表,秦副市长当即赶到了山后河村,一星期后问题得到解决。她说:“说实话,本来我心里有些怨气,认为吕书记不直接把批示转给我却发在报纸上,面子上下不来。但是一进村,一开村干部座谈会和村民大会,群众反映非常热烈,反映了村里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怨气当即就消了,而且给我的感觉是,我们不但应该来蹲点,而且来得太迟了!”

  这是长治舆论监督涉及到的最高官员,在全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一位内部人士说,这件事实际上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吕日周按照施政意图推进工作的决心。实际上,吕日周并不是单纯为推动舆论监督而去推动,在他那里,舆论监督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威权政治”+公开政治

  舆论监督在市委书记的支持下,在长治被发挥到极致。长治市委办公厅向本报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00年3月10日至2002年9月23日,吕日周共对《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批示274次381条。

  仔细翻看这381条批示可以看出,吕日周对于有些事情的管理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有人戏称,吕日周是手拿一条鞭子,时不时提醒他的下属:卖力干活,不然我抽你。

  而有些批示则显示,有的时候,这种“从严治吏”的方式,有悄然向“从严治民”转移的倾向。这一点较为明显地体现在长治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和安全城市的过程中。

  吕日周惹起的一项全国性争议是“黄马甲事件”。长治定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后,为了尽快消除市民的不文明行为,采取了一个严厉措施:随地便溺、四处涂抹制假证广告等不文明行为的市民,在大街上穿上黄马甲,黄马甲的背后写着“不文明行为人”五个字。此举出台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而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只有这样的重罚才能有效遏制市民的不文明行为。今年4月初当记者来到长治时,这种做法已被悄悄取消。

  但10月13日,吕日周面对记者时说,那主要是因为不文明行为在长治已经基本杜绝,“你们那么多城市,不是到现在还为制假证广告泛滥成灾而苦恼吗?如果别的办法治不了,那我还是会让他穿黄马甲。”

  有分析者认为,可以看出,吕日周具有威权政治的倾向。

  不过,在吕日周的思路中,威权政治并不是惟一。或者说,实现其威权政治目的的手段,并不完全是靠威权,他的另一砝码,便是公开。

  长治的舆论监督,其本质无疑是“公开”。而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比如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等,全部在《长治日报》上公开发表。此举一举打破了政治的神秘性,将政治前所未有地端到民众面前。

  公开政治的另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当不少地方,领导都要时常防备着、躲着群众时,长治的市县级领导却被要求定期不定期地与群众在广场上进行公开对话。这被不少人认为是“石破天惊”。

  有分析者认为,不管是威权政治还是公开政治,对吕日周而言,他都还是把这当作一种手段,而这一切的核心,还是效率和成效。


人治与法治之争

  毫无疑问,吕日周在长治进行的这一系列实验,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对此,吕日周认为,“这个道理谁都懂。上世纪80年代我去美国访问,碰到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我知道他在国内非常懒,但是他却在那里的街道上认真地扫雪。我问他为什么要扫,他说我不扫就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可我们呢?我们能幻想着有一天眼一睁,便是完善的法治社会吗?法治也是要靠人来推动的。”

  应该说,“人治”在长治短暂的实验,便已经在某些方面面临瓶颈。就拿公开曝光来说,以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一些人便麻木了。”市督察室主任丁文松说。

  法治化的尝试应该说已经开始。从今年起,长治市已经开始将单纯的舆论监督扩展成为“五大监督”,即以纪检委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统战部牵头的民主党派监督和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

  与此同时,“威权政治”的实施方式,在长治已经开始试图从领导的批示转向制度化和程序化。吕日周对此的概括是:实施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公开问题、追究责任(撤、免、停、调、罚)“五步曲”和让干部过“三关”(寻找问题关、追究责任关、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

民意和仕途

  与10多年前“敢为天下先”相比,现在的吕日周其实已经“成熟”了许多。比如,他面对记者时多次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比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缓解干群矛盾、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发展民营经济等等,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他只不过是“落实”了,也要求他的下属认真“落实”。

  与此同时,大刀阔斧的实验,已经在短短2年多时间内收到明显成效。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安定程度和城市面貌,都有了极大改变。

  但威胁依然存在。因为触及了比较广泛的利益,吕日周向不少人承认,在长治,他“一度非常危险”。即使是现在,在太原也有多位官员向记者透露,吕日周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是一个“异类”,不少人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明显是为了升迁。

  的确,应该说吕日周的所作所为,在“官场”和在世俗化的社会两方面看来,都是明显“违反了游戏规则”的。两方面都感到困惑的是,吕日周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此,吕日周跟记者谈到他的家庭。他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因为父亲被诬陷为“叛徒”而长期入不了党,在问题即将解决时,又查出他妻子的大舅和舅妈均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当时,有了这种关系的人,很难再有政治上的进步。领导为此连续找他谈话说:你很能干,很有前途,但要想入党,必须离婚。否则,不仅影响你,还会影响你的儿子和孙子。

  吕日周说,“那我就学学雷锋吧,她嫁给谁谁也要受影响,干脆让她影响我算了。”

  吕日周说,你要相信,对有些人而言,他就是愿意坚持一些东西的。

  而对于“官场”中的所谓游戏规则,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

  “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太平官’什么事都不干,反而往往能够升迁,这岂非咄咄怪事?”

  吕日周认为,“如果少数人就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命运,那么,官员自然都会选择以一种较小的成本,来获取较大的回报。所以,某些地方官员根本不用考虑做事,不用考虑政绩,而是一心向上跑官要官。”

  吕日周甚至说,“我也不是没有送过礼,没有说过好话,但我有自己的底线。而一个不驯服那些所谓的规则的人,不管怎么装也总会暴露出来,并会受到规则的惩罚。”

  吕日周说,他因此时常会感到“灵魂被撕裂的痛苦”。

  因此,对于权力,吕日周显得颇为矛盾。一方面,他坦承自己在长治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能够强力推行,就是因为拥有上面所赋予的权力,拥有决定下属官员“乌纱帽”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又从本能上希望,这种权力在来源上更多一点下面的因素。他甚至提出,“谁能决定干部的命运,干部就对谁负责。”在他提出的干部过“三关”中,他显然最看重第三关,即“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惟有这样,干部才能在“对上负责的同时,也对下负责”,作风才能真正转变。

  10月7日,《长治日报》公布了《中共长治市委组织部关于吕日周、张兵生实践“三个代表”群众民主测评情况的通报》,通报非常明晰地列出了民主测评的“组织单位”、“测评时间”、“测评地点”、“参与范围”、“发出及收回测评票”以及“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弃权”的详尽票数。

  结果显示,在先后10次总共14961人的测评中,吕日周的满意票为13912票,基本满意932票,不满意63票和弃权54票。

  对这一测评结果,吕日周无疑颇为得意。

  但对于自己的前途,吕日周依然表示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被上面认同,但是,也做好了万一不被认同的准备。“我曾在大连的棒槌岛上观海潮,那迎面扑来的浪头,排山倒海般轰地扑向海岸,似乎力量惊人。可浪退后一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两个人的一两次冲击,不能期望过高,但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人的持续不断的冲击,就能改变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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