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神原型。这种原型萌发于各民族的初始阶段，随后逐渐发展成为特定文化的特征。笔者认为，先秦赵文化是华夏文化这一庞大母系统下诸子系统之一，古希腊雅典文化则为西方的精神原型。因此，我们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本文拟对赵文化与雅典文化中体现的改革开放精神进行一些考察比较，期望在中西文化对比研究领域中能够抛砖引玉。

一、赵与雅典文化中改革开放精神产生的背景与动力

　　作为古代中西两大文明的子系统，赵国与雅典城邦比同时期各自所在地区的其他国家，有着更为迫切的改革开放的要求，它们所进行的社会改革也都频繁而深入。

　　先秦赵国是“三晋”之一，赵文化是由晋文化所孕育，由晋文化增殖裂变所形成。晋国地处中原黄河流域，远古以来就是兵家激烈逐鹿的主要场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名义上虽尊从周天子，但实际各自独立，都有吞并他国之野心。公元前476年三家分晋后，赵国领土包括今河北省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以及今山西省北部。从地理环境看，它是四面临敌，可谓“四战之国”。赵武灵王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1】又说：“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2】为了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赵国统治者不得不对内更注意改革、练兵、储粮，加强耕战，富国强兵；对外重视对外交往、缔约结盟，争取外援，积极开放。由此可见，赵国对改革开放的要求比当时其他诸侯国更加迫切。

　　晋国的改革始于晋献公的灭公族、任军功。其后，历代国君或执政大臣先后“作爰田”、“作州兵”，设县置郡、铸刑鼎等等。由于改革本身所具有的惯性，也使赵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赵烈侯、敬侯、成侯、肃侯在位时，也都调整政策，中原争霸。赵武灵王继位后，推行“胡服骑射”政策，使赵国的改革达到了顶点。

　　古希腊城邦始终以小国纷立的局面贯穿古典文明的始终。早期出现的殖民城邦，在传统上一般都不与其母邦交战。各邦公民都非常关心自己国家的独立，因为独立的丧失亦即公民身份的结束，因此城邦制度巩固以后，很难出现大邦吞并邻邦的现象。

　　雅典国家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地中海水将它与其他希腊城邦分开，仅其北端与伊留西斯城邦直接相联。雅典国家初步形成之后，氏族贵族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霸占了大量土地，同时用高利贷盘剥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这种情况使雅典城邦内部氏族贵族与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平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结果引起了公元前630年的基伦暴动和公元前621年德拉古法典的制订。此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雅典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但是处于无权地位。他们比其他希腊各邦上层平民更渴望获得政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梭伦于公元前594年就任执政官，并开始进行改革。梭伦改革后，雅典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仍很激烈。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夺取了政权，并和他儿子延续了约半个世纪的僭主政治。公元前509年，平民领袖克里斯梯尼针对当时四个血缘部落和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起着不小的作用，进一步改革雅典政权，使雅典成了一个奴隶主的民主共和国。至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臻于极盛。由此可见，雅典的改革开放要求迫切，并且逐步深入，比其他希腊城邦的改革开放精神更强一些。

　　赵与雅典文化中改革开放精神产生的背景与动力也有一些差异。赵是晋国分化出的一个国家。自它形成之日起，便处于列国争战、互相吞并的环境中。其文化中改革开放精神的直接动力是由于晋国社会改革的惯性，并且是迫于与周围各国战争的需要。雅典是在未遭到外族入侵，氏族制自身解体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形成之初，也未与其他城邦发生激烈而频繁的战争。其文化中改革开放精神的直接动力是由于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在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推动下，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建立自己统治的需要。

二、赵与雅典经济文化中的改革开放精神

　　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赵与雅典都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经济类型多样，经济文化具有开放性。

　　从考古资料分析，赵国属于复合经济生活型。1963年4月，山西阳高县天桥村发现战国货币13000余枚(该发掘简报附表具体数字12000枚)，重达102公斤。其中属于赵国的24种，共计7000余枚；韩国的3种，魏国的6种，东周君的1种。本世纪初至60年代在赵地阳高、原平、太原、忻县、交城等地以及内蒙凉城，共出土约2000枚钱币；建国后出土的东周时代钱币见于正式报道的共约7000余枚，而赵国就占了约三分之一弱。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赵国贵族及其他豪门为满足其享乐生活对货币需要量的庞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赵国除农业、手工业经济外，商业贸易也较为发达，外商的活动范围已遍布于赵国各地。

　　雅典的经济发展更与海外有重要关系。“希腊人的贸易大道是海路。”【3】雅典的粮食、某些日用品及其原材料不能自给，必须依靠外地进口。外地输入的商品主要如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等。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转引公元前5世纪喜剧作家盖尔米普的作品，还描述了古典时代各地汇集于雅典的其他一些商品：从基列那运来的西尔菲（佐料）和牛皮，从赫勒斯滂运来的青鱼和各种咸鱼，从帖撒利亚运来谷物和牛肋……叙利亚人运来猪和干酪……由埃及运来吊帆与纸草。从叙利亚运来神香，美丽如画的克里特为众神（送来）柏木，利比亚运来许多供出售的象牙，罗德斯运来似梦幻般甜美的葡萄干和无花果，从优卑亚（我们获得）梨，膘肥体壮的绵羊……帕夫拉格民尼亚人运来宙斯的橡实和上等的扁桃仁，专供宴会之用；腓尼基人运来地毯和花色繁多的枕头。由此不难推断出雅典对外贸易不仅空间范围扩大，商品种类也非常之繁多。雅典手工业繁荣，其产品也需要海外市场。雅典输出的商品有橄榄油、葡萄酒、蜂蜜、织物、大理石、金属制品和陶器等。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雅典成为“国际性”的商港。色诺芬称雅典是一个最能生利的贸易点。【4】

　　但是，赵与雅典经济文化中的改革开放性质有所不同。就经济多样化而言，赵之工商业是官营的，即所谓“工商食官”。雅典之工商业则是私营的，少有国家干预；就改革开放环境而言，赵国所面对的都是内陆国家和民族。在诸侯争霸的形势下，改革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以商战取得对其它诸侯国的优势。雅典所面对的是海外邻邦和东方古国。由于地域狭小，城邦的生死存亡系之于开放，所以雅典的经济开放精神更强烈一些。

三、赵与雅典政治文化中的改革开放精神

　　与经济文化的多样化和开放性相辅相成，赵与雅典的政治文化也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赵国政治文化中的改革开放精神突出表现在选官制度上。赵烈侯在位的九年，是赵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时期。他任用荀欣“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5】又任徐越“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6】即在考察功劳德行的基础上任用贤能干练的官员，而不纯任宗室贵族。实施官僚政治为异姓开辟了仕宦之途，吸引了大批贤能之士。从董安于、尹铎到蔺相如、廉颇、李牧等许多有才干的土人，都曾在赵国发挥过重大作用。廉颇曾被猜忌而逃至魏，犹“思复用于赵”【7】。再至楚，仍叨念“我思用赵人”【8】这种心理是赵国官僚政治深得士人之心的证明。赵国也曾实行军功爵制。公元前493年，赵简子在前线誓师时宣告：“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9】这种任官制度是用奖励军功的办法诱使民众为国效力之术。

　　赵国政治文化中改革开放精神的另一表现是其君主政体中保留了一定量的共和民主成份。这突出表现在赵武灵王的改革上。“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军事改革的措施。当他与楼缓、肥义议定变服之举时，遇到以公子成为首的贵族集团的反对。武灵王派王緤去说服无效，只好亲自出马，并抬出赵简子、襄子的遗愿来为自己撑腰。在得到公子成的同意之后，方才正式下达胡服令。但是其他一些赵氏族人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仍持反对态度。武灵王又——向他们讲明道理，才使胡服骑射得以顺利施行。这种现象表明赵国君主不具有“乾纲独断”、大权独揽的专制权力，臣民还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和途径。

　　以法治国与以礼齐民是春秋战国思想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新旧两种政治制度的分界线之一。三家分晋后，赵国在一定程度上摒弃礼制而行法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10】可见赵法是比较严酷的。

　　雅典政治文化中改革开放精神突出表现在梭伦改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上。在雅典，全体自由成年男子均可参加的公民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普选权、监督权、立法权。伯里克利曾说“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11】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参加议政的热情，“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12】伯里克利时代还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开放的选举制改革，年满30岁的公民都有通过抽签选举法而担任各种公职的平等机会。这就消灭了贵族和富人在官吏选举中的特权，实现了真正的政治开放。

　　雅典民主制的另一项原则是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伯里克利指出：“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负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殊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实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在政治上湮没无闻。”【13】雅典的民主政体是古代世界政治开放的典型和顶峰。

   赵与雅典的政治文化虽然同具有改革开放精神，但差异也是明显的。赵国的政治开放属于原始民主制的残余，仅是一种历史传统而已。从赵国政体的走向看，有向专制主义发展而不是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雅典的政治开放是在清除了氏族制残余的基础上，经过平民反贵族的长期斗争才得以实现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法制精神，一种较高层次的制度文明。可见，赵与雅典政治文化中改革开放的内涵是有质的差别的。

四、赵与雅典精神文化中的改革开放性

　　与经济、政治文化中的改革开放相比，赵与雅典精神文化的开放表现的更为突出，赵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主要表现在学派的兼容并包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赵建立之时，在文化上至少有中原炎黄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和胡族文化四源合流，形成赵初的文化格局。这种开放的格局有利于吸收新思想乙赵统治者长期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在学术上不拘一格，任各家自由发展。至战国时期，赵国出现了著名的法家慎到和积极为封建大一统政权制造理论根据的先秦学术思想之集大成者荀子。赵国不仅是法家，同时是纵横家和名家的活动中心。苏秦、张仪和公孙衍等纵横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14】他们都曾在赵国留有足迹。名家代表公孙龙出生于赵，作平原君门客达数十年，屡为平原君和赵王出谋划策，深受重视。这些学者在赵国都可畅言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仅议学，而且议政。他们大都善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赵国政府也鼓励他们这样做。

　　赵文化的各派思想学说也反映了赵文化的开放性特点。如慎到是法家，兼有道家倾向，公孙龙是名家，又有法家倾向。这反映出各派都有融各家之长的开放性倾向。

　　雅典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首先表现在它善于吸收外来异质文化。雅典外部与东方古国互相往来。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都是开放的”，“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充分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5】这些产品之中无疑包括来自东方的哲学、诗歌、音乐和艺术等精神产品。希罗多德《历史》中就提到雅典许多事物源于埃及和巴比伦。雅典与希腊其他城邦也频繁交往。尤其在伯里克利时代，“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会有广泛的施展才能的余地”，【16】“希腊世界的其他知名人士都到过雅典”。【17】雅典成了全希腊文入学者的荟萃之地。

　　雅典文人学者的思想言行不受任何禁锢和干预，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相当浓厚。雅典政府对各学派的学术活动并不干涉，让他们同时并存、自由讨论、互相竞争。德谟克利特公开宣扬原子唯物主义；柏拉图向学生讲授神学唯心主义；亚里斯多德开办学园，进行自然科学研究；伊壁鸠鲁则开办学校，提倡无神论。还有一批“智者”创办的学校，是专门讲授论辩技巧的。在各个学派共同发展的条件下，雅典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局面。

　　赵与雅典的精神文化虽然同具开放性，但差异也是明显的。赵文化的开放是诸侯争霸图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历史现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18】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和新的统一思想的完善，这种局面必须结束。即使当时的学说也多主张君主专制，学派间的争辩也常常互相诋毁，讽刺挖苦。这说明赵百家争鸣的主流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帝制运动造说，其结果只能促进君主专制制度的完善和强化。雅典文化的开放则不存在外来的强有力东西的支配，雅典人“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即使存在什么外力神、国家、社会)也往往并非起妨碍而是起促进作用。”【19】无拘无束的文化的自由开放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五、赵与雅典文化中改革开放精神的影响

　　赵与雅典在文化改革开放精神的导引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那个时代各自地区的高峰。

　　赵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其国力一度强盛，特别是武灵王后期至惠文王前期，政局基本安定，受兵患较少。尔后，国力渐弱，但面对秦国大军的凌厉攻势，关东各国大都无力抗击，仍唯有赵楚二国尚有余力争衡，而赵国尤为关东六国之中坚。长平之战中，秦倾其全国之力参战，才使赵军失败。但赵在大败后，任李牧为大将军，在各国屡战屡败的颓势之一，两次大破秦军，创造了战国末期秦军少有的败战记录。邯郸失陷，赵王被俘，赵嘉移地自称代王，又坚持六年之久，更为各国所未有。这就显示了赵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多元化文化在抗击外力冲击方面，较之因循守旧政策和单—文化的优越。

　　虽然，随着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的建立，赵国不复存在，进而汉武帝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了，儒学成了统治思想的正宗，但是，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儒教，用周政乎！”【20】不仅汉代，历代封建王朝几乎莫能例外。所以，赵国大地所蕴育的文化传统并未断绝，而是如同百川归大海，延续了两千余年，尤其是法家思想传统，对于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雅典文化中的改革开放精神也带来了国家的强盛。它很快从一个二等城邦发展成为可与斯巴达抗衡的希腊世界两大超级城邦之一。希波战争期间，雅典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组织并领导了第一次海上同盟，即提洛同盟，对付波斯。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不断把同盟国降于附庸地位，利用海上同盟变成了海上霸国。雅典的强大和对外扩张，遭到了另一霸国斯巴达的反对。在双方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虽然失败，但斯巴达也从此元气大伤。公元前4世纪末，在希腊各邦的争霸战中，雅典重新崛起，许多城邦又和雅典结成了第二次海上同盟。这个同盟因雅典对同盟国的勒索和压迫引起同盟国的反抗而解体。在马其顿城邦南下征服全希腊之际，中希腊各邦又在雅典反马其顿派首领德谟斯梯尼领导下组成了反马其顿联盟。由此可见，雅典城邦在希腊历史上的地位之重要。

　　雅典的城邦民主制是古代民主制的典范，它所体现的某些形式和原则对近代欧美政治思想、制度都有影响。以雅典为主体的古希腊文化更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代科学是直接从希腊科学导来的，并由它备下了一个大纲、一种方法或一套语言。所以现代科学从之成长的那些一般问题，如天空的性质、或人的身体、或宇宙的运行等，都是希腊人为之定出表述的方式。”【21】因此，当我们提到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成就时，常常不能不追溯到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人。

　　但是，赵与雅典文化中的改革开放精神所造成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从总体上讲，赵文化所体现的改革开放精神并没有被统一后的秦所继承。代表封闭内向文化的秦最终以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兼并了六国。从此，经济的单一内向、政治的极端专制、文化的封闭保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精神，改革开放进取的精神不复可见。这也是明清以后中国逐渐落伍于西方国家的深层原因之一。

　　雅典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随着城邦分立局面的结束而逐渐湮没无闻，中世纪欧洲陷入经济庄园化、政治分封化、文化基督教化的黑暗时期。但迨至14、15世纪，西欧人文主义者高举复兴古典文化的大旗，对以雅典文化为主体的古典文化进行了广泛、全面、深人的挖掘、整理、再认识，从而使近代西欧对这一文化所体现的改革开放精神得以全面继承。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西欧的迅速崛起正是由于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雅典文化中的改革开放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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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3】【1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30、132、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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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苏）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242、242页。
【18】（战国）[荀况]撰 ，（唐）杨倞注 ；（清）卢文弨，（清）谢墉校：《荀子·解蔽篇第二十一》， 北京 : 直隶书局，民国间，(抱经堂丛书)，影印本 (线装)。
【1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2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帝纪第九》，北京 :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21】（英）贝尔纳著，武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