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一套审察现实，反对守旧学说，是在封建体制崩溃过程中渐次形成。由于贵族政治的衰落，诸侯大大的攘夺，维系政治、社会架构的“礼”已虽再发挥高度效能，故列国感到要求存，就须有改革，完成一套客观、有效的行政系统以达到富强以求御下，法家思想体系，由是而日趋完备。
在春秋战国期间东西各部既通而术融，既混而未一，则各地政治思想的兴起，自有相异的倾向。则法家之盛行于齐，三晋及秦，自有其特定的地域环境政治条件及一民俗民风，益随着所在环境的差异性而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首就地域而言，与外族刺激有关：无论齐、晋或秦皆华戎杂居。齐有莱夷等族的环同，晋境内戎狄遍布，秦居西戎之中，故与外族竞争，必须加强军事力量统一政令，始能克敌制胜。因此，国家为求完成军事方面之活动，须严君臣上下之分，讲求富国强兵，信赏必罚，是为法家思想的渊源，如在西周初年，齐太公即受莱夷之乱，为加强统治，遂施行变法，使齐富强。而且外族民风本质朴强悍，与国民杂居，必须以严刑竣法，方足使他们服从命令，驱使他们并力于耕织，安定四部。在此环境下法家思想最为滋长。

其次就政治条件而言，此与齐、晋、秦三国变法需求有关：齐国依山带海，饶有渔盐之利，但自西周以来三百多年，常有内乱，政治始终未上轨道，及齐桓公即位，立志富强齐国，加上旧有日贵族的势力日弱，不足阻挠齐的变法，遂有管子法学思想的出现，主张通货积财以富国，作内政寄军令以强兵, 是为法家的开山祖。

法家思想之盛于三晋，萧公权“中国思想史”称“三晋之环境尤适用于法家之萌长”。晋离鲁较远受鲁国重视周礼的影响较少。故法家现实思想自易产生，且晋献公尽诛群公子，及后六卿弱公室又尽灭公族，有助于君权之伸张，由是旨在裁抑贵族，稳固君权之法家思想，于斯人自然较易萌芽滋长。此外，又与晋文公霸晋有很大的关系，据“左传”的记载：文公为被庐之法，作执秩之官，整军经武，法家思想由是而大盛，加上晋范宣子铸刑鼎，早开任法风气及至战国，法家思想更大放异彩，因韩、赵、魏争雄于列国之间，于是赵有慎到，魏有李悝、韩有韩非等法家人物的出现，人才荟萃，法家思想得以绿叶扶疏而大盛，故后世之言法术者之人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