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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为何我们要“增续六经,再造中学”(答崔晟老师) 
作者:[翟玉忠] 来源:[大六经工程网] 2024-05-29

崔晟老师,首先感谢您长期关注我们,像您这样重视中国大本大源,大是大非问题的人已经很少了。没有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如何能独立自主地解决现实问题?迷失自我如何能洋为中外,古为今用?

过去几十年来,太多学人在西方学术专业的华丽外衣下埋头越来越琐碎的问题,甚至忘记了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个重要使命——从史学到经济学都有这样的趋势。

我曾多次论及大六经工程的主旨“增续六经,再造中学”,看到您的留言,觉得可能还有很多地方没说清楚。所以专门向您汇报。

为什么不强调延续和“赓续”六经,而是强调“增”之一字呢?关键是要摆脱汉学和宋学固化的经学框架,回归人类轴心时代的经学观念。比如汉宋之学承认《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为经,但《逸周书》在先秦也同样称“书”,它和《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并无高下之别,且一些篇章十分重要,如《逸周书》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再加上清华大学入藏的清华简尚书类文献,需要增加的内容甚至超过了《今文尚书》《古文尚书》53篇的总和,所以我们就不能只谈延续了,必须强调“增”!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经学”,当时为了快速取得思想统一,将官方经学限定在伏生所传《今文经学》28篇,孔安国所传古文25篇未立于学官,未开利禄之途,只在民间私下传授。《古文尚书》至东汉才逐步流行起来,且异本并存。《后汉书·儒林列传》说,右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杜林同郡人贾逵为古文《尚书》作训诂,马融为古文《尚书》作传,郑玄为古文《尚书》作注解。从此以后,古文《尚书》才风行于天下。“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这个源于杜林的郑注本实际和目前流传下来的《古文尚书》有很大区别,其中有13篇为今本所无。

今天我们所说的《古文尚书》,就是汉武帝末年出自孔子故宅墙壁中、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尚书》,其数量竟有百篇之多。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孔安国只整理、注释了五十多篇,并没有继续整理下去。若将孔壁《尚书》全部整理出来,对于中华文化来说是怎样的幸事啊,后世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关于《尚书》的复杂论争了。

今天早上,读到当年御史大夫孔臧写给从弟孔安国的信。孔臧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孔安国将整理工作继续下去——古人重视经典之心,千载之下,仍令人感动。他说,谁会想到古文《尚书》原有百篇呢?我知道你以今文配古文,以隶书、篆书推定科斗文,定为五十多篇,并且为其作传。其余竹简错乱,磨灭不可分辨的,欲将它们留给后贤,这确实合乎孔子的阙疑之义。世代推移,名物制度变化,文体字义难知,以仁弟之博闻聪敏,既善于推理,又精习其书,尚且放弃整理,不肯留意三思,那么就算将来有爱好古学的大儒又能怎么样呢?哎,真是可惜啊!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籍,有缺失而不补;圣祖的事业,有一半沦为泯灭。后世君子将到哪儿取法?如果颜渊、闵子骞不死,子游、子夏复生,岂能这样做?岂能这样做?《孔丛子·与丛弟书》:“何图古文乃有百篇邪……知以今仇古,以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云。其余错乱,文字摩灭不可分了。欲垂待后贤,诚合先君阙疑之义。顾惟世移,名制变改,文体义类,转益难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习其书,而犹尚绝意,莫肯垂留三思。纵使来世亦有笃古硕儒,其若斯何?呜呼!惜哉!先王遗典,阙而不补,圣祖之业,分半而泯。后之君子,将焉取法?假令颜、闵不殁,游、夏更生,其岂然乎?其岂然乎?”

我们生于和平盛世,大量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出土,地不爱宝,至层出不穷,又没有汉宋两朝利禄之途的羁绊,又怎能不去增补六经,而任其重要篇章被漠视、遗弃呢?若株守五十多篇今古文,岂是孔臧那样先贤的本义?——“假令颜、闵不殁,游、夏更生,其岂然乎?其岂然乎”?

至于阐发六经义理,沟通古今的学者,21世纪之中国简直可说是凤毛麟角。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不能以经学为文明法典定义自身,空谈中国模式,又何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岂不悲乎?岂不悲乎?

至于您说到的“再造中学”,这是不得已的事啊!因为至清末,先秦系统圆融的内圣外王之道术,已经成为散乱的知识堆积,根本提不起来用以支撑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清末民初学者不得不用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导致中学成为西学的附庸,一直到今天这种趋势也没有整体的改变。

我们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跟着汉朝的章句之学讲,也不能跟着宋明理学的路子讲,更不能依附西方学术的路子——将经学肢解入哲学、史学诸科。在21世纪的全球大争之世,我们要向世人讲清楚中华文明于东亚大陆持续发展、持久和平,生生不息5000年的奥秘,为人类未来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可行、可靠的中国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借鉴西方体系化的学术形式,按研究内容分门别类——重整文化山河,再造中学!

具体说,就是我们不能再只讲传疏,也不能只讲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我们要按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合并经史子集中的同类内容,合并同类项,创立新学——这就是我们提倡的孔门四科,包括德行、政事、言语、经学(文学)四大类。

以言语科为例,它由名学和纵横术构成。名学主要在墨家和名家之中,只有将二者整合起来,才能让世人看到名学的全貌,看到中国存在不同于西方的逻辑体系,才能让中国逻辑体系挺立于世界逻辑体系之林;纵横术也是这样,除了研究《鬼谷子》这样的经典,还要研究被后世归入史学的《战国策》,因为《战国策》是纵横家的游说范例集。要深入理解《鬼谷子》,不研习《战国策》是不行的。可喜的是,关于纵横家与《战国策》的有机联系,当代已有许多学者看到这一点。比如缪文远先生就指出:“纵横家对游说之术非常重视,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他们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的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1】

我们研究政事科法家也是一样,如果不研究黄老道家、名家,法家的诸多概念将不能被理解,因为法家就叫形名法术之学。可是学者们习惯于西方越发细化的专业分工理路,还要分为齐法家、晋法家、商君学派之类。至于中国治国理政的法则及其时代意义,则不是这些先生们关心的,因为他们早已将中国文化本身史学化了——研究的基本路线就是将对象不研究死不停止。

研究学术如医生治人,是为造福人类。但中国学界研究国学的基本范式却是“不死不休”;我们不愿如死鱼般随波逐流,这就是多年来我们遭到学界排斥的根本原因。

经学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大宪章,中国人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的基础。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贯通被汉武帝割裂的经学和子学,这里的子学不仅是诸子百家,还包括众多法律制度。比如《尚书》《礼记》等经典重视选贤与能,我们只与《墨子》等诸子百家关于贤能政治的论述相参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将之同汉朝的选举法《功令》和其他众多法律联系起来,看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要将中国特色的贤能政治同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体系作横向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贤能制与民主制的异同,如何使二者美美与共地发展。不能一提中国政治就是封建专制,一提西方就是自由民主,这样不利于东西方互相了解,互相学习。

“再造中学”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一场革命,其困难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因为我们知道,不超越西学、宋学、汉学,就不能恢复人类轴心时代生机勃勃、自洽圆融的内养外用之学——中华道术,就不能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以现代人更易理解的方式贡献给世界!

“增续六经,再造中学”的提法可能不太温文尔雅。面对中国与世界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范式的大转型,这却是现实所急需的。

多年来,我们在各界友人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应看到,我们仍处在“孤僧守祖庭”的阶段。让中华文化龙腾于全球,需要大家“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地不懈努力!

改天换地,拯救不可持续的西方现代文明于水火的伟大事业,需要像您这样仁人志士的参与!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翟玉忠

2024年5月17日于北京奥森

注释:

【1】缪文远:《中华经典藏书·战国策》,中华书局2012年版,“前言”第1页。


崔晟老师留言原文:

我一直关注您的朋友圈儿,因为我身边像您这样有根基有学养的人不多。

我很是敬佩,所以对您说一些实话,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现在各方面,从民间到官方,已经提到“赓续”六经,你用“增续”,这个词一般都要少用,气势上没有赓续好,赓续也可以增之嘛,也可以变嘛!我是这样想的,这个词儿,不是特别雅正。

还有你用“再造中学”。“再造”这个词儿也不是特别美,总有一些硬斧头砍的感觉,而文化是一种浸润。用于“再造山河”,暴力色彩多一些,我感觉那是一种对立、强势,不是那么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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