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1、生平简介
魏源，原名远达，字良图，又字墨生、汉士，号默深，法名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公元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五十九年），卒于一八五七年（清咸丰七年）。
一八0八年（嘉庆十三年），考取秀才。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考中举人后，受江苏布政史贺长龄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八二六年会试落地。一八四一年，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参谋。鸦片战争失败，愤而写成《圣武记》。一八四四年，中了进士，分发到江苏高邮州作知州。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他在林则徐《四洲通》的基础上编纂作成《海国图志》。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克复南京时，他在高邮以知州身份办团练，抵抗之。一八五四年以“坐迟误驿”被劾去职。后来回兴化老家，皈依佛门，专治佛学。一八五七年死于杭州。终年六十四岁。
魏源一生著述甚丰，在经学、佛教、诸子学上均有论述。
2、关于《老子本义》著述时间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老子本义》二卷是魏源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四年之间所作。”[1]
黄丽镛、许冠三关于魏源《老子本义》成书年代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黄丽镛认为《老子本义》成书年代最晚不会迟于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年)，即为魏源二十六岁前所作。许冠三坚持认为《魏源年谱》之一八四O年说，即魏源四十六岁所作。理由是怀疑今传本《老子本义》是否为‘嘉庆二十五年奉母东下录于舟中’之原本？他分析“今传本《老子本义》非但经过增订，而且增订之痕迹相当明白。大致是《本义》上、下篇之撰述最早，其次是《论老子》四章，最后才有《序》。《论老子》优，而上、下篇劣。”[2]
笔者基本同意许冠三先生认为《老子本义》上、下篇之撰述最早，其次是《论老子》四章，书成之后作《序》，也同意他对作品优劣的分析结论，但不同意其一八四O年之说。
笔者以为魏源的《老子本义》研读注释大致是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五年期间，即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为官高邮期间主要从事注释，被革职回老家皈依佛门之前乃修改增订上下篇，并著成《论老子》四章。因为：
（1） 通观《老子本义》，就能发现魏源前后思想的矛盾、不一贯，有些章节评注资料丰富、详细，有些则相当简单，如第十二章。魏源最先动笔的是考证《史记·老子列传》及收集《附录》的资料，其次是作《老子本义》上、下篇的注释，在此基础上他把握了《老子》思想的基本脉络，遂写就了《论老子》1——4章，集中阐述了他对《老子》以及老学研究的看法，可以认为是一鼓作气完成的，最后是《老子本义序》。魏源在当时是以“好时务者”而著称，作为今文经学一员干将，在儒家经典里苦苦寻找治国方略，结果发现：“内圣外王之学，闇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谷荑稗，同归无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为学，则仁义之实行其间焉可也。”[3]他的学术重点由经学转向子学，释老为救世之书，显然，魏源有拿《老子》为经世致用服务的目的。
（2） 魏源早年关注“公羊春秋”，是清朝今文经学的一员大将，直言“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4]，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家经典，试图用“经世致用”思想来改变清朝江河日下的局势，但科举会试的失败，鸦片战争清朝的失败，个人仕途的坎坷，都动摇并销蚀了他“慷慨论天下事”的雄心壮志。他清醒地向清王朝提出警告：“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之中他找不到别的更有用、实效的思想工具来达抵践履“经世致用”这一理想，遂思量用道、佛来互补，思以“救世”，同时“救己”之“心灰意冷”，这只能是他中、晚年目睹“世风日下”，经历坎坷之后才可能做的事情。[5]
（3） 魏源在《老子本义序》里反复提示、警告统治者“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如遇大寒暑、大疾苦之后，则惟诊治调息以养复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浓朘削之剂”；“当天下生民大灾患、大痌瘝之时”当则“约法三章，尽革苛政酷刑，不扰狱市，不更法令”；“况人主穷于道者乎？下夺民力，故荆棘生，上违天时，故有凶年”等，显系有的放矢。魏源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而衰、内忧外患相逼而来的时代，那时内有白莲教、太平天国、小刀会、边疆少数民族反满等农民、边民的起义运动；外有外敌入侵，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对一个饱读经书，忧国忧民，思想敏锐的士大夫来说，他必定在痛苦悲愤中对许多东西进行反思，能说出“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书也”，可见反思之深刻。而对一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年轻人（指黄、钟的说法）来说，恐怕难以做到。
（4） 文笔风格来看，《老子本义》显然不及《海国图志》、《圣武记》、《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书古微》、《默觚》、《孙子集注》这些文章辛辣、犀利，血气方刚，尽管笔锋尚显锐利，但毕竟显得无奈、沧桑、落寞多了。尤其是《论老子》四章有极为成熟老练的阅历隐含其中。
（5） 《老子本义》上、下篇中出现援释喻老的情况，据说，魏源“潜心禅理，博览经藏”乃是道光八年（一八二八）的事情，晚年皈依佛门，这期间，并未终止对禅理的穷究。这说明，在他尚未对佛、道两家有明确、深刻认识之前，自以为佛、道两家有合，《老子本义》上下篇里出现援释喻老，等细究之后，就非常明确地在《论老子》和《序》里否定二家合。这也说明《老子本义》并非一时之作，亦非青年所作。
（6）魏源在《孙子集注序》里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6] 按照《清史列传·魏源传》所排书籍例目，《孙子集注》在《老子本义》后面。有资料认为，《孙子集注》在《海国图志》（一八四二）年之前。笔者以为是作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一、二年里，大约是在作裕谦幕僚时写的。可惜此书已佚，只存《孙子集注序》一篇。他说：“夫非知《易》与《老》之旨者，孰与言乎？”显然，认为《易》与《老子》都是“言兵之书”。《孙子》则言兵以通于道，可看作是魏源“《老子》一书是救世之书”这一观点的前奏。
《老子本义》此书的刊行据说是在魏源去世之后的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对此，黄、许二人均没有异议。笔者亦认可此说。
以上仅为个人之蠡见，未经严格考证，我以为关于《老子本义》写作时间及刊行时间这一问题不是研究魏源老学思想的关键所在。所以只是粗略释读，期望史学考证专家专门考证。
3、《老子本义》的分章不同于通行本
魏源对老学史上的分章进行了一番评述：
《河上公注》不见《汉·志》，隋始有之，唐刘知几即斥其妄，所分八十一章，与严君平《道德指归》所分七十二章，王弼旧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异。[7]
魏源基本接受了的吴澄分章，其《老子本义》在分章上与吴澄完全一样。没有称呼《道德经》，而直称《老子》。分为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下篇三十六章。将通行本第一章列为篇首语，这一点与吴澄一样。所以说，魏源在分章上没有多大新意。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对有些章节的断句上有吴澄不一样。由此也引发了他对老子思想的阐述上与吴澄之间的不同[8][9]。
4、《老子本义》的解释手法
魏源注释《老子》的方法亦与河上公、严君平有所不同，以上二本直接表述自家的理解，未曾引述别家。魏源则采用“类比”的手法，除夹句校字外，分章引述前人如王弼、韩非、吕惠卿、陈懿典、吴澄、苏辙、焦竑、李嘉谟、李贽等人的注说，引述之后加以“案语”诠以己意补缀。需要指出的是魏源在义理阐发上根本没有采纳严遵、河上公的任何言辞，只是在原文断句、字词辨析上部分采用了他们的意见。显然，在辨别歧义方面，魏源尽量回避养生、虚无之解读。
二、 魏源拟还原一个被历史曲解的老子
魏源在《老子本义》里指责老学史上无一人得老子之真，因此魏源他要还原一个被历史曲解的本真老子。这说明魏源在研究子学时秉持诸子经典与儒家经典应予以同等真诠这一立场，也说明在对经典解释的问题上魏源有自己的认知解读准则的。
魏源坚持对老子进行诠释时应持以“真”的标准，否则“遂至万事蛊废”，“王纲解纽，万事瓦裂”。他认为解《老子》得真与不得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老氏书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羲皇、关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参、文、景治之以济世；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灭，宋太祖闻“佳兵不祥”之戒而动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见深，浅见浅。余不能有得于道而使气焉，故贪其对治而三复也。[10]
老子一书“赅古今，通上下”，显然是在高度评价老子，认为老子思想融古博今，通贯上下几千年。至少有三个历史阶段说明《老子》具有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功能或者说理解老子有三种境界。“上焉者羲皇、关尹治之以明道”，“上”即魏源所津津乐道的太古社会，民风淳朴，人们无忧无虑、生活闲适，安定和乐。亦可以将上解释为最高的境界、档次：羲皇（即伏羲氏）、关尹钻研老子思想以求昭彰大道――“明道”。“中焉者良、参、文、景治之以济世”，“中”从朝代讲可以说是指汉朝社会了。或谓魏源认为老子思想的次一个境界为“济世”，张良、曹参、文、景之采用黄老学说，清静无为而治，遂取得天下安定，修养生息。“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灭，宋太祖闻‘佳兵不祥’之戒而动色是也。”“下”可谓是指明朝、宋朝了。或谓再下一个境界为“劝世”。这要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里所云：“朕……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胗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灭。”[11]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阅读《老子》之后，对攻伐江南后主李煜的十万将士戒告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赵匡胤在位“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12]
魏源在《老子本义》中尚有：“《老子》之书，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的说法，可谓是上述思想的继续表达。显然，在魏源看来，《老子》一书在上下几千年、各个朝代均起过不同的历史作用，这些作用都是有利于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有利于生命的维护和天下的稳定。在魏源的解老思想中，认为解释老子最高的境界为“明道”是毋庸置疑的了，其次为“济世、治国”，再次为“治身、治人”。所以，《老子本义》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诸如河工、盐政、漕政、币制等改革措施，也没有提及“师夷”等对策，但它同样是魏源经世致用主张的论坛，这与他研治今文经学，阐发微言大义的做法如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效。
魏源指出老学史研究中的一种现象：“后世之述《老子》者，如韩非有《喻老》、《解老》，则是以刑名为道德，王雱、吕惠卿诸家皆以庄解老，苏子由、焦竑、李贽诸家又动以释家之意解老，无一人得其真。”[13]
这么强硬的否定态度，不禁令我们对魏源的《老子本义》刮目相看。我们不禁要问：魏源究竟得到《老子》什么“真传”？抑或说魏源挖掘、抓住了正确解释《老子》思想的什么真谛？
魏源对自己的解老自视甚高：“著其是，舍其是，原其本，析其歧，庶窃比于述而好古者。”他将老子之说未能在现世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归结为诸子解读丢弃本根臆说曲解，为此进行激烈批评：
《解老》自韩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复生，谁定之？彼皆执其一言而阂诸五千言者也。取予翕辟，何与无为清静？刍狗万物，何与慈救慈卫？玄牝久视，何与后身外身？泥其一而诬其全，则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寻声逐景于其末，岂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于今泯泯也。[14]
这口气俨然宣布魏源是真正证悟老子本义了。那么，我们要问，魏源解老求“真”的标准是什么呢？
魏源所谓的“真”是“本原”、“自身”的意思，魏源认为解老的标准必须得“言有宗、事有君”，也就是说他坚持对经典诠释恪守“本真（即忠实性）”标准。魏源说的很明白，他认为得《老子》之“真”就在于把握老子思想不但能治理天下，尤其在社会危亡之际能“救世”。言外之意，指望僧侣、道士从老子中解读出“救世”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从魏源释老的这一思路来看，显然魏源意识到解释者对经典解读的不同在于其具体历史环境所限制。他之所以发出如此不客气的批评，就在于他认为不“忠实”于老子的本意，臆说妄度的解释会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这是历史事实。释《老子》为救世之书，显然魏源有致力于拿《老子》为经世致用服务的目的，其释老的本意亦可归结於斯。
魏源对当时的政风有深刻的体验：“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其人则方托老成文学，光铺升平，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不阴受其害而已不与其责焉。古之庸医杀人，今之庸医，不能生人，亦不敢杀人，不问寒、热、虚、实、内伤、外感，概予温补和解之剂，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间，而病日深日痼。故鄙夫之害治也，犹乡愿之害德也，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岂不深哉！”[15]他反复研讨《老子》，在他看来《老子》能对挽救衰败的清王室、革除官吏“鄙夫”弄虚作假、贪生怕死、侈糜富贵、粉饰太平、结党营私、因循守旧等弊端，除祛“人心之寐患”和“人才之虚患”等弊端有用。他说：“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书也。使生成周比户可封之时，则亦默尔已矣。”[16]这就是说，儒家经典是讲治理社会的，而《老子》是在社会危难时期起挽救作用的。在《老子本义》中多次说：
《老子》救世之书也。[17]
老子著书，明道救时。[18]
老子见学术日歧，滞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19]
此老子悯时救世之心也。[20]
魏源理想的救世，就是“遂以太古之治矫末世之弊”。[21]魏源认为，在老子看来最初的社会是太古社会，那时的政治叫做太古之治，是最为理想的政治状态。但人类社会却不能永远保持那种美好的社会政治，必然要向不好的社会政治转变，这就是魏源所说的必然要递相嬗变，而且越变越不好，到了最糟糕的时候，就叫做末世：
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22]
魏源借用气化递嬗，就好比寒暑变更，来说明老子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太古之世了，他已经看不到太古之治了，就连次一等的唐虞三代，他也只能通过历史的记载来了解了，而且太古、三代、后世的递相更替都是无法逆转的。所谓的“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在魏源看来只不过是递以救弊。老子实际面临的乃是“弊极”的“后世”：“末世小人多而君子少，人以独善之难为也，而不知秉彝之不改也。”[23]
如果没有太古及唐虞三代的美好政治加以对比，也许人们对于面临的恶劣的政治和社会还不会那么反感和厌恶。因此，老子在这种“弊极”的“后世”之社会里，对于现实的不满就促成了他的深刻思索。魏源分析老子著书立说的动机：“吏隐静观，深疾末世用礼之失，疾之甚则思古益笃，思之笃则求之益深。怀德抱道，白首而后著书，其意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朴不止也。”[24] 魏源认为老子著书的目的，是要用他的思想主张来救世。所谓救世，是因为世道已经变得充满弊端，完全与太古自然淳朴之风气相违背。魏源认为老子通过退隐观察，深深憎恶“末世用礼之失”，（需要注意的是魏源在这里并没有说老子反对“礼”，而是说老子看到“用礼之失”，意思是说对“礼”的运用偏颇、失当）。但老子并没有彻底失去信心，相反世道之乱，反倒激发出老子的信心和力量来，“疾之甚则思古益笃，思之笃则求之益深。怀德抱道，白首而后著书，其意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朴不止也。”[25]社会愈是动荡不己，老子愈是痛心疾首，愈是憎恨、厌恶末世之乱，其思古之情愈是深厚，愈是思古之情深厚，其追求的信心、力量愈是深刻、坚定，于是老子不顾自己年老白发，奋笔疾书，他要向世人阐明“真常不变之道”，教人懂得事理，世道再变，弊端再多，即使混乱不堪，但是，总有一种“真常不变之道”永恒存在，并且这种“道”与人类始终共存下去。
魏源认为《老子》能救世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西汉初年运用黄老之学取得天下大治的历史事实。他说：
夫治始黄帝，成于尧，备于三代，歼于秦，迨汉气运再造，民脱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则曹参、文、景，斫雕为朴，网漏吞舟，而天下化之。盖毒庯乎秦，酷剂峻攻乎项，一旦清凉和解之，渐进饮食而勿药自愈。盖病因药发者，则不药亦得中医，与至人无病之说，势易而道同也。孰谓末世与太古如梦觉不相入乎？[26]
秦汤方燠，九州为炉，故汉初曹参、盖公沐之清风而清静以治。若乃席丰履豫，泰久包荒，万几业脞于上，百慝养痈于下，乃不厉精图志以使民无事，而但以清谈清静为无事，有不转多事者乎？皇春帝夏，王秋伯冬，气化日禅，岁牺黄复生，不能返于太古之淳。是以尧步舜趋、禹驰汤骤，世愈降则愈劳。况欲以过门不入、日昃不食之世，反诸標枝野鹿，其不为西晋几希？[27]
曹、参、文、景之治，给了魏源一个信心：这就是即使到了“弊极”的末世，只要正确解释、运用《老子》的思想，也能改变衰败、坏乱的世道。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解释、运用？魏源认为：“文、景、曹参之学，岂深于嵇、阮、王、何乎？而西汉、西晋、燕、赵焉。则晋人以庄为老，而汉人以老为老也。”[28]在魏源看来，文、景、曹、参之学，并不深奥玄义，但他们能解决现实问题，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老子本真的思想，即他们解释老子的路数是正确的，即学术应为治术服务。
魏源认为“晋人以庄为老”，学走了样子。而“汉人以老为老”，是真正学到家了，遂把江山社稷整治的很好。魏源对诸子之学老子反而学走了样子进行了评述：
老氏徒惟关尹具体而微，无得而称焉。传之列御寇、扬朱、庄周，为虚无之学，为为我之学，为放旷之学。列子虚无，释氏近之，然性沖恉邃，未尝贵我贱物，自高诋圣，诬愚自是，固亦无恶天下。扬朱而刑名宗之，庄周而晋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杨子为我，宗无为也，庄子放荡，宗自然也。[29]
魏源认为老子之后，其后人依据对其学说的不同理解分化为列子的“虚无之学”、扬朱的“为我之学”、庄子的“放旷之学”。这可否看做是魏源对老学流派的一种解释呢？从魏源对列子、扬朱、庄子等诸子的批评来看，似乎可作此解释。魏源认为扬朱为解老之一派即“刑名”派所尊崇，庄周则为晋朝清虚玄谈人士所尊仰，共同特征是“入主出奴”，显然为“罔外二派”。这是否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解释呢？还有，魏源明确指出扬朱和庄周这二派，即学术走向各执一端：扬朱将无为发挥，为为我之学；庄周将自然发挥，为放旷之学。这二派成为老学史上的经典派别。
魏源认为老子的其他学生列子、扬朱、庄周，学《老子》皆走了样子，与老子原义相去甚远。而且，魏源指出他们几个曲解老子就在于各自抓住了老子思想中的一点而各走极端：“杨子为我，宗无为也；庄子放荡，宗自然也”。魏源指斥这种极端简直就是有“恶天下”。魏源是受儒家正统思想训练出来的人，他对扬朱的“贵我贱物，自高诋圣，诬愚自是”这种看法可能来自孟子，从行文能看出魏源对扬朱甚为鄙厌。
魏源显然秉持传统说法，认为列子虚无。他对列子的虚无之评价还是中肯的，认为列子的思想与“释氏近之”，基本把握住列子思想的主旨。魏源在《老子本义序》中就很明确地说到：“其实开佛老之先者，莫如列子，故张湛《列子注叙》曰御寇宗旨与佛经为近，不独西方至人皆不言而自化、无为而自治一章而已。要之《列子注》莫善于张湛。”魏源认为列子“固亦无恶天下。”由此可见，魏源评价一种学说的标准主要看它对社会的效果如何。这也就不难理解魏源解老的出发点――从社会功效来解释老子为救世之书。在魏源看来由于列子思想接近佛教，故而对社会危害不大，而扬朱、庄周都对历史影响很大，故而亦造成不小的“恶”影响。魏源将扬朱视作老聃的弟子，这是一种解释，因为学术界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
魏源认为老子的学生中只有关尹基本上把握住其老师的思想实质。其特征为“具体而微，无得而称。”对此特征魏源并没有作详细阐释。
魏源认为诸子曲解《老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无为之道”的走失：
无为之道，必自无欲始也。诸子不能无欲，而第慕其无为，于是阴静坚忍，适以深其机而济其欲。列子致柔矣，而不知无之不离乎有也。故庄、列离用以为体，而体非其体。申、韩、鬼谷、范蠡离体以为用，而用非其用。[30]
魏源认为，老子之道，无欲是体，无为是用。诸子动辄飚行“无为”，却无不求无欲之体之心。于是，假借无欲实现济欲、可欲。魏源指出：
后人以急功利之心，求无欲之体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机，以乘其心之过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伤人，而学者徒得其过高过激，乐其易简直捷，而内实决裂以从己，则所见之乖谬使然也。《庄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处真人至人之上。韩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学、恍惚之言为无用之教，岂斤斤守老氏学者哉？[31]
不能无欲，在于有“急功利之心”。这里，魏源其实是对“无欲”作了诠释，无欲不是指没有欲望，不要欲望，而是指不能有“急功近利之心”，即不能过分追求功利欲望，只要满足正常且正当的需求欲望就可以了，所谓澹泊、恬淡即是。魏源认为“求无欲之体不可得”的那些有“急功利之心”之后人，在“急功利之心”的驱使下，最终将老子的“无为”思想推向极端。
魏源为老子所谓“过高过激”找到一个理由：
《老子》专述《皇坟》以上。夫相去太远者，则势常若相反，故论常过高，乃其学固然，非故激而出于此也。[32]
因为《老子》专门论述三皇之《坟书》以上，由于时代相去太远，则必然地出现其论述与当前的形势相反的情况，因而其论调不可避免地出现过高，并不是故意偏激所导致的。而后世解释老子者，多只就《老子》的字面意思去玩弄，如看到《老子》书中有“绝仁弃义”的字眼，便说老子之道不关心社会，于是便加以引申、演绎开去以至歧义，或者走上庄子那种“徜徉玩世，薄势利遂诃帝王，厌礼法则盗圣人”的道路，或者产生魏晋名士那种“意糠秕一切，拱手不事事”的偏激，或者导致申韩刑名家的“万物一付诸法”的极端。
魏源分析到：
老子言绝仁弃义，而不忍不敢，意未尝不行其间。庄周乃以徜徉玩世，薄势利遂诃帝王，厌礼法则盗圣人。至于魏晋之士，其无欲又不及周，且不知无为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糠秕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纲解纽，而万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责行之，万物一付诸法，而己得清静而治。于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不勇于不敢而勇于敢，不忍于不忍而忍于忍，煦煦孑孑之仁义退，而凉薄之道德进，岂尽老子道乎？岂尽老子非道乎？[33]
魏源提出统治者应当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劳役，应当节制自己的贪欲，才是真正的行仁义，也才能真正达到、实现老子之道。
通过以上分析，魏源基本否定了历代诸子对《老子》不得其真的解读，在魏源看来，《老子》根本不是什么为个人的退隐避世而作，相反，它发泄了对充满弊病的现实社会的不满，是要对有种种弊端的现实社会进行改造——反动，是要对处于朦胧不觉、蒙昧不醒的世人进行挽救，是对圣人式政治家出现而改变世界的期望。
魏源分析老子著书立说的动机就是为了“救世”，魏源认为自己是真正理解了老子。“孔子宁俭毋奢，为礼之本，欲以忠质救文胜。是老子淳朴忠信之教，不可谓非其时，而启西汉先机也”[34]。魏源认为孔子的思想是想以“忠质救文胜”，这与老子的“淳朴忠信之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既然孔子的思想得到人们的推崇，老子的思想也不能是不合时宜的。魏源认为，从历史的发展看，老子的思想对于西汉的无为而治正是起了“启先机”的作用。
魏源分析老子著书立说的动机就是为了“救世”，魏源认为自己是真正理解了老子。
魏源著《老子本义》是带着历史使命感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35]魏源从“无为”、“无欲”为老子之道的体用入手，将自己的“救世”期望与设想顺利地带入他的释老中，并得出《老子》乃救世之书的结论。魏源的释读是有意义的，具有积极的教育价值。因为从这种理解中映照、体现出魏源从儒家的“君子自强不息”之立场释老的特征：
万事莫不有本，众人与圣人皆何所本乎？……曰：以天为本，以天为归。皇帝、尧、舜、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傅说，其生也自上天，其死也反上天。其生也教民，语必称天，归其所本，反其所自生，取舍於此。大本本天，大归归天，天故为众言极。[36]
让这种释读出来的精神熏陶、改造、教育、感化自己并勖勉、感动、同化他人，这是对经典诠释的有意义的价值所在吧。这也正是魏源著述《老子本义》的本意所在。
注释：
[1] 钟肇鹏《魏源评传》，见《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评传》下册， 主编 辛冠洁等 齐鲁书社 1982年
[2] 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四辑及1982年四辑
[3] 《老子本义·论老子四》
[4] 《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5] 《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二年四辑
[6] 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苏辙、王夫之、章太炎乃至毛泽东，都曾将《老子》视作一部兵书。然而，将《老子》视作兵书并且予以系统论述的，则只有唐朝的王真一人。他著有《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7] 《论老子》四
魏源这里所指《河上公注》、严遵的《老子指归》、王弼的《老子注》,被称为《老子》三大古本。《河上公注》在《汉书·艺文志》未见记载，《隋书·经籍志》开始有明确记载，唐宋以来对此多有争论，刘知几疑为伪著。帛书老子甲乙本的现出，应是最古的写本。依据帛书勘校，发现《河上本》“讹误尤多，不仅非汉人所写，而且晚于王弼。”（参阅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
王弼的《老子注》自李唐以来，逐渐逾越河上公本而占上风，学人一般以王弼本作为通行本。该本分为上、下二篇，上篇即道经，下篇即德经。不过，版本甚多，就章节划分存有争议。有说八十一章的（《道藏提要》谓：“刘歆<七略>谓刘定向著《老子》为”二篇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四十四章。”今观此本亦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犹存古式。）也有另外说法，魏源持王弼旧本上下二篇七十九章之说。楼宇烈认为明朝正统年间《道藏》流传下来的张志向本，可能有两种。
[8] 〔元〕吴澄，其《道德真经注》为六十八章的分法，他说：“老氏书，字多误，合数十家校其同异。”“荘君平所传，七十二章，诸家所传，八十一章，然有不当分而分者，实为六十八章云。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二十六字。总之五千二百九十二字。”见《道德玄经原旨序》见《道藏》十二册第725页。
《四库提要》谓其“大抵以意为之，不必於古有所考。”
《道藏提要》谓其“澄学出象山，以尊德性为主，其《老子注》亦多以性理释之。”
[9] 《道藏》十二册第820页
[10] 《论老子》之二
[11] 《道藏》十一册第699页。
[12] 《二十五史·宋史》
[13] 《老子本义序》
[14] 《论老子》之一
[15] 《默觚下·治篇十一》
[16] 《论老子之二》
[17] 《老子本义》第二章
[18] 《老子本义》第五十七章
[19] 《老子本义》篇首
[20] 《老子本义》第六十一章
[21] 《老子本义》第二章
[22] 《论老子》之二
[23] 《默觚·学篇二》
[24] 《论老子》之二
[25] 《论老子》之二
[26] 《论老子》之二
[27] 《默觚·治篇二》
[28] 《论老子》之一
[29] 《论老子》四章
[30] 《论老子》 一章
[31] 《论老子》 之三
[32] 《 论老子》之二
[33] 《论老子》之三
[34] 《论老子》之二
[35] 《海国图志·议战》
[36] 《默觚·学篇一》
参考书：
1：《魏源集》 中华书局 1976年
2：《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评传》上、下 主编 辛冠洁等 齐鲁书社 1982年
3：《魏源年谱》王家俭 台湾中央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
4:《魏源年谱》 黄丽镛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5：《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王家俭 台北精华印书馆 1963年。
6：《魏源研究》陈耀南 乾惕书屋 1979年。
7：《清代通史》萧一山 商务印书馆 1927年 上 中 下
8：《三松堂全集》1——5卷 冯友兰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
9：《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 北新书局 1932年
10：《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11：《中国老学史》熊铁基 马良怀 刘韶军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