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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史通·外篇疑古第三》白话译文 
作者:[刘知几] 来源:[] 2008-07-30

原文:

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此皆言也。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言则世多习知。其干事也则不然。至若少果之以鸟名官,陶唐之御龙拜职。夏氏之中衰也,其资有后羿、寒浞: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此皆事也。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奇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唯夫博物君于,或粗知其一隅。事而少僻,则闻者希矣。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

及左庆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

故二传大行,二传释言为多。擅名于世。又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来易明也。

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原注:事已成,不可复解说。)遂事不谏,(原注:事已遂,不可复谏止。)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不可复返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注: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经四处,注皆全写,先儒所释也。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汉景帝曰:“言学者。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嘶并囊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

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原注:此事出《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以成其录也。观夫子之定礼也,定礼即修《春秋》也。以《春秋》为周札旧法,故云然。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误。《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原注:鲁多淫僻,岂无刺诗,盖夫子删去而不录。)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间,对以“知礼”。斯验世郭作“世”,别作“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今故讦其疑事,以著干篇。凡有十条,列之于后。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吴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干,天下谓之“饕餮”,以此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书名缺。某地地名缺。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疑脱“尧朱传子”句。而列君“君”疑“名”字之讹。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好雄奋发,自号勤工,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其疑二也。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棵划,谓文身。地气敲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尧,文丁杀季,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已于此篇前言之详矣。夫唯益与伊尹受戮,并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犹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晋安帝改元。之祸者乎?其疑四也。

《汤誓·序》云:“汤伐桀,战于鸣条。”又云:“汤放桀于南巢,唯有惭德。”而《周书·殷祝》篇称“桀让汤王位”云云。此则有异于《尚书》。如《周书》之所说,岂非汤既胜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让,归王于己。盖欲比迹尧、舜,袭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汤以天下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欲加恶名于汝。务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汤乃即位无疑。然则汤之饰让,伪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书》之作,本出《尚书》,孔父截翦浮词,裁成雅诰。去其鄙事,直云“惭德”,岂非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袁亦不直耳,曹恶得无罪。陈琳句谬引。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序》云:“杀武庚。”《序》云:“杀武庚,命微子代殷后。”案禄父即商纣之子也。属社稷倾覆,家国沦亡,父首枭悬,母躯分裂,永言怨耻,生人莫二。向使其侯眼事周,而全躯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为主?含齿戴发,何以为貌?既而合谋二叔,徇节三监,虽君亲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诚可见。考诸名教,生死无惭。议者苟以其功业不成,便以顽人民,为目。必如是,则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陨仇雪怨,众败身灭,亦当隶迹丑徒,编名逆党者邪?其疑七也。

《论语》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案《尚书·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臾也。又案某书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称王云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殁也,而荀勖犹谓之人臣以终。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赤虚为其说乎?其疑八也。

《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书名恐误,当是《吴越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汲之诛,小则同楚逮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牺者焉。又案《春秋》,晋士蒍见申生之将废也,曰: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若夫子之论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如云“可渭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乎?其疑九也。

《尚书·金滕》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案《尚书。君爽》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咸,何用“左氏”语。遵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明帝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如异于此,则无论焉。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非。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矣。

译文:


    古代史官有记言与记事的分工。但是,古代人对“言”特别重视,认真地学习史官所记的帝王言语。他们把记言的著作置于记事的著作之上。如记录虞、夏、商、周帝王诰示的典籍,商汤朝、周朝的记言史官仲虺、周任、史佚、臧文撰录的著作,广泛地为人们所引用。人们在闲谈时,讨论问题时,或者向朝廷献策上书时,都用其中的话作为引子,或者用其中的话为依据。然而,对于记事的史书就不是这样的态度了。如少昊帝以鸟名作为官名的事情,陶唐氏因有驯龙的本领而得官的事情,又如夏朝一度衰弱后,出现了篡权夺位的国贼后羿和寒浞;齐国初建之时的国君是逢伯陵与蒲姑。上述这些事都是有关开国传业的奇异或重大之事,然而,后代的学者,很少有人传播这些事情。只有十分博学的人,才了解一二。由此可见,在古代,记事的历史著作流行不开来,相反,记言的历史著作倒受到人们的重视。

    到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虽然解释了经文大意,但掺杂进其他它方面的事情,使得两汉的儒学学士们,恨他若仇敌。所以,在汉代,流行的是《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部著作广为人知。又如孔子学生所写的两部著作,一是《论语》,专门记录孔子的言语,另一是《家语》,在记录孔子的言辞时,又记录了一些事情。然而,从古至今,老师传授给学生的,只有《论语》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古人重视记言的历史著作而轻视记事的。但是,这样的认识态度显然有很大的害处。从唐尧到秦缪,这一段历史情况可见于书籍的,仅有《尚书》等。而《尚书》,只有一百多篇,而有关帝王的废兴、帝王的事迹则挂一漏万,要说起它的缺漏来,哪里说得尽。难怪后代有人说.尧舜以下的历史.是很难搞得清楚的。

    按:《论语》说:“君子总是帮助人取得成功.而不促使人向罪恶的方向发展。”又说:“已经做了的事不再解释(事情已经做成.不可再去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再去挽救(事情已经做完.不可能再去阻止和挽回了);已经过去了的事不再追究(事情已经过去,不便再作追究)。”又说:“老百姓只可以被驱使,而不可以让他们懂得道理(由,役使的意思。可以役使老百姓.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役使。这里引用的四句经文.注释全采用先前儒学大师的注释)。圣明的人创制道德规范以教育人。他们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啊。史书记载历史,其功用也是这样。所以,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会因自己的品质得到更多的颂扬,虽然他们身上也有这佯那样的缺点,甚至犯有谱误,但是,不会受到指责。一
个犯有罪恶的人会因所犯罪恶而为人们所憎恶.即使有一些优点,人们也不会颂扬他。孟子曾说过:“尧、舜已承担不了人们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赞誉.桀、纣也已无法再背动人们堆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罪恶。”魏文帝在登位仪式结束时说:“我已经知道舜与禹得到政权足怎么回事了。”汉景帝说:“学者不谈论汤、武接管前朝政权的事,并不是愚昧无知的表现。”这些都表明.前代的贤明之士,已经觉察到了史书与史实有距离了。然而.受礼法的拘束与不敢违忤老师的教导.嘴里不说,但是心里明白史书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又按:鲁国的史书《春秋》,对于国外的贤明之士与对于有关本国荣誉的事,不论大小,是凡不利的,都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说。这本来是周公提出的做人格言。然而,为什么要将这格言曲意运用到《春秋》一书的修撰上呢?不但《春秋≥如此,六经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汤灭夏桀,夺取了夏朝的政权,周武王造反,讨伐殷纣,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此事出自《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编《尚书>之余.编成一书)。然而,孔子在删订《尚书》时,都将它们删去了。鲁国的隐公、闵公都死于篡权夺位的贼子手中。更有甚者.有人为抢班夺权,竞杀死了仍是孩童的太子恶与他的弟弟视。然而孔子在修订《礼记》时,竞在上面赫然写着。鲁国没有弑君篡位的事,”又如看孔夫子删订的《诗》,是凡《国风》,不论哪一个国家。都有讽刺怨恨当政者的歌谣,然而,蚀独鲁国.却没有怨刺诗(鲁国国君有很多淫僻之事,难道会没有讽刺的诗篇,大概是孔夫子删去而不录了)。我们再看《论语·述而》的一段记载:鲁国的国君娶了吴国的公主,而鲁、吴两国都姓姬,这是不符合礼法的。臣子陈司败问孔子:“国君这样做算知礼吗”孔子居然说:“知礼。”这些都能征明圣人也常动用他们的智慧来愚弄别人,对事情的评价完全出于自己的爱憎态度,而不是据事实。另外,古人记叙事情。用词非常少.简单精炼。但后人却无法由这些简洁的文字看到当时事情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貌,因时间推移.也无法祢补记钗的缺漏。这洋使得后代的学者.无法探究事情的起因。对过去的史实.糊里糊涂,无法审察.有如聋子和瞎子。为
了更好地说明这神情况,我提出历史著作中十个值得怀疑的史事,下面,将它们一一摆列出来;

    《虞书》对尧大加歌颂,说他“发挥了超人的才智美德。”汉代陆贾的《新语》又说:“尧舜时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旌表。”
这些都是因为《尧典》凭空虚构尧的功绩而带来的,后人不过是迷信了《尧典》罢了。按:《春秋》上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叫作“八凯”。这十六个人的后代世上的人们都称赞他们高尚的德行,他们的名字则有口皆碑,一直传播到尧的时代,然而尧却不用他们,不让他们发挥作用。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无德无才的儿子。他们是浑沌、穷奇、祷杌。这三人的后代,和他们先祖一样为非作歹,人们深深地憎恶他们,咒骂他们的罪恶,使他们臭名昭著,一直到尧的时代。然而尧却不能惩罚他们。缙云氏也有个无德无才的儿子,社会上的人叫他为饕餮。他的后人与上述三人的后代,合称叫“四凶”。尧对他们都不能进行惩罚。这样,在尧的时代,邪恶的小人与德行
高尚的君子,生活在一起,善恶不分,贤愚混杂。《论语》说,舜举荐咎繇担任重要职务,使得社会上的不仁者通过教化都成为仁者。由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咎繇未被举荐之前,社会上不仁的人是很多的。当时在位执政的都是奸邪小人。这又哪里谈得上尧“发挥了超人的才智美德”呀,又哪里谈得上尧的时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旌表”呀?这是第一点疑问。

    《尚书·尧典>又说:“尧打算将帝位禅让给舜。”孔安国注说:“尧知道儿子丹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所以想把帝王的位置禅让给别人”。然而.《汲冢琐语≥却说:‘“舜将尧囚禁在平阳。”竹书上又说,某地有一城.叫作囚尧城。有见识的人根据这种不同于一般的说法,对尧弹位于舜这件事非常怀疑。那么恨据这两部书的内容,已经足可证明禅让之可疑了。可是.还有前人所没有看到的证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山海经》上说:尧的儿子帝丹朱。把他收在帝王之列.莫非是舜虽然剁夺了尧的帝王权力,但仍然将他的儿子立为帝王。不久,再从他儿子的手中将王位夺过来了吗?回顾近古的历史.不是常有一些奸雄在谋取帝位时.故意打着保卫帝王的旗号而出兵,最后废除了帝王而立帝王的
儿子。或者将兄长赶下台而拥立弟弟的吗?他们开始向国人表示出拥戴新帝王的态度,最终。还是自己夺取了帝位。这种情况,历代都有。用古代的情况比照今日,千百年来的改朝换代的方式是一样的。由此看来,尧让位给舜的事情,很难弄清楚,一定说是禅让,实在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空话。这是第二点疑问。

    《虞书·舜典》又说:“舜在帝位五十年,最后在巡狩南方时去世。”孔安国《注释》说:“舜死在苍梧的荒野,就在那里被埋葬了。”苍梧,在先秦的楚国,那里的一条江叫泪罗江。汉朝在那里所建的郡邑叫作零陵郡与桂阳郡。该地笼括南方各族,山则与五岭相连。那里的风俗是人喜欢纹身,而地方则烟瘴弥漫。一般情况下,即使有人出以百金的高价,也不敢到那个地方去,何况是一国的国君,他怎么能够到那里去,忍受那里的艰苦呢?而且,舜在此时,必然是精力衰弱,身体疲劳,放弃帝位,如释重负。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这垂死之年,踏上那荒凉、贫瘠的地方呢?而且,娥皇、女英两个妃子并没有随他一起去,夫妻分离,成了旷夫怨女。舜在万里之外的苍梧,无依无靠,最后在那里命丧黄泉,孤魂飘荡。禅让帝位后远避他乡,难道真是这样的吗?考察自古以来国君被废除、被放逐的情况,如夏桀被流放到南巢,赵迁被放逐到房陵,周王被迁到彘地,楚义帝被移到郴县,虽然,说他们处境艰难,生活困顿,但是,有谁的艰难程度超过了舜的呢?由此可见,所谓巡狩南方,最后又死于该地,大概是禹的用心吧?这是第三点疑问。

    《汲冢书》中说:“舜将尧放逐囚禁在平阳,大臣伯益被启杀死。”又说“太甲杀死了伊尹,文丁杀死了周公。”所说的这几件事情,与正史所记载的都不相同。《汲冢书》是后人从墓中发掘出来的,所以,世上的人对书中所记的大多不相信。按舜囚禁尧、文丁杀死季历,不需要别的根据,已经足以证明其事了。这在上文中已详细地阐述过。只有伯益与伊尹被杀的事,在正史上还找不到一点证据。推而论之,启杀死益的事情,仍然需要进一步核实。为什么这洋说呢?因为舜在谋取帝位时是先废除尧而立丹朱的,禹是先罢黜舜而立商均的,伯益掌握着国家的大权,其势力等同于即位前的舜、禹,如果他也想沿袭舜、禹的做法,他可以不劳而获天赐的福禄。结果他没有象舜、禹那样取得帝位,就是说他本人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考察近古历吏上篡权夺位的事情,只有桓玄没能取得成功,而且丢了性命,司马氏仍然掌握了政权。是不是夏启杀伯益,就象晋帝杀桓玄呢?舜、禹取代前任帝王的事,都取得了成功,惟有伯益翻了车,失败了,并且受到夏启的惩处,这是不是又象桓玄效法曹氏、司马氏篡权夺位,而唯独桓玄自己招致祸殃呢?这是第四点疑问。

    《尚书·汤誓序》说:“汤讨伐桀,与桀在鸣条的郊外开战。”又说:“汤将桀流放到了南巢,想到自己作为一个臣子如此对待国君,心里感到很惭愧。”而《周书·殷祝》篇说是“桀把王位让给汤”等等。这就和《尚书》所记不同。按照《周书》所说,岂不是汤打败了桀,以武力制服了夏朝廷.迫使桀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吗。或许是想要模仿尧、舜得到禅让的样子,借以获得如他们一样的高尚的名声吧?又《墨子》中说:“汤欲将天下让给务光,而又派人对务光说:‘汤杀死了君王,他想让际顶替他弑君的恶名,所以故意将天下让给你。”于是.务光投身于清冷的泉水中自杀而死。汤做帝王是不用怀疑的事实,但是,占籍中关于汤故意推让、有心作假的痕迹还是很多的。考察《墨子》所说,与《周书》正好相合。而《周书》本出自于《尚书》,是孔子删削《尚书》后余下的文字。孔子在删削《尚书》时,裁去悝俗多余的话,提炼成简洁典雅
的语言,又删去鄙陋的史事,他直接说汤有“惭德”,岂不是想掩盖汤的过失而增加桀的罪恶吗?这是第五点疑问。

    《五经》所载的言论.一千多年后仍然是人们所信奉的。然而,考察它们的内容,却发现经常前后矛盾。有什么根据呢?譬如,称颂周的强盛,就说周据有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商纣是独夫民贼;说段被周打败时,又说纣拥有亿万臣民,死者无数,血流漂杵。这说明经书没有一个是非标准,倾向性不是一定的。又如武王在讨伐段时所作的《泰誓》,历数了纣的过失,也就象近古吕相为晋国与秦国绝交而指责秦的种种罪恶,陈琳为袁绍作讨伐曹操的檄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然而,后代的人承接《泰誓》捏造出来的说法,竟相列数纣的罪行,成倍地超过《五经》。因此,孔子说:桀、纣的罪恶不至于如此。君子憎恨居于下流,一旦居于下流.人们便将天下所有恶名都归到他们名下了。班伯也说:哪里
能有拥抱着妇人而临朝听政的事啊?刘向又说:世上有人弑父害君,桀、纣没有坏到这个程度,然而,人们却将桀、纣当作作恶的带头人。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所加给桀、纣的无数罪恶,岂不是太冤枉他们了吗?这是第六点疑问。

    《尚书·微子之命》篇序说:“因武庚顽固地要恢复段商.成王便杀了他。”按:禄父是商纣的儿子,纣破灭后。周立禄父为王,称作武庚。当时,政权失落,山河沦陷,父亲被斩首,母亲的身体被分裂,深深的怨恨和耻辱,生生死死都不会改变。假使他为了自己和妻儿,作为周朝的侯王而小心翼翼地服侍周朝,那么,他在天地之间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啊?怍为一个人,还有什么脸面?因此,不久之后,他便与管叔、蔡叔合谋推翻周政权,后失败徇节。虽然他没有报得了家仇国恨,但是,作为一个臣子,他表现了他的忠诚,用礼教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生与死都是无愧的。议论他的人都因他没有获得成功,而把他看作顽固不化、拼死挣扎的恶人。如果一定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君主象夏朝的少康、臣子象春秋时的伍子胥,假使他们的报仇雪恨的行动失败了。自身被杀,从者逃亡,是不是也将他也列入恶人之中,说他们是想造反的叛逆者呢?这是第七点疑问。

    《论语》说:“周的品德是多么伟大啊!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国拥护他,他却仍以臣子身份服从于毁朝。”按《尚书》说:“周文王平定了黎国后,殷朝廷开始对周不满意。”周,不过是一般的伯爵诸侯国,然而,他动辄对其它诸侯国发动讨伐、征服的战争,与殷朝廷结下怨仇,但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和畏惧。这就如同《春秋》中记载的荆蛮楚国消灭周的后代小国。《论语》中所说的季氏吞并颛臾氏。又按,某书中说,文王为西伯时,一只朱雀口衔着丹书,到丰镐文王的住处。于是,文王接受天名称王等等。众所周知,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只能有一个君主。殷朝廷仍然存在,国君还在位上,他居然称起了王,这不就是和春秋时期楚国、吴国与越国擅自称王.以欺凌天子一样吗?这样看来周征服黎国与崇国,是把自几等同于王者。而作为臣子侍奉天子,没有这样的道理。也就象近古三国魏时司马昭杀害朝廷大臣,罢黜少帝,接受九锡的封赐,享受乘坐六马之车的待遇。到他死后,荀勖还说他是作为一个大臣而终其一生的。姬昌对待段朝廷的态度,应当相当于司马昭对待魏帝的态度。如果说周的品德无比高尚,不也是一种虚假的说法吗?这是第八点疑问。”

    《论语》说:“太伯的品德无比的高尚,三次将天下让给弟弟季历,然而,他并没有宣扬自己让位的行为,故而,百姓们无从歌颂他的高尚品德。”按,《吕氏春秋》所说的就不是这样的了。太王钟爱他的孙子姬昌,便欲将爵位传给昌的父亲季历,然而,太伯是嫡长子,他是季历的大哥,他的这种身份、地位妨碍了季历即位。如果,他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带着侥侥幸的心理徘徊而不肯离去,那么,他必然会有灾祸,大的会象卫太子伋那样有杀身之祸,小的也如同楚太子建那样,流亡他国。他想不让天下,可是他的父亲能立他为继承人吗?太王死时,太伯来奔丧,季历将父亲临终安排的帝位,让给兄长。太伯则以身体不好,精神颓丧为由,使弟弟接受了他的辞让。其实,太伯毁伤自己的玉体,断发纹身,其目的是向外人表明自P没有占据帝位的欲望,同时,也让弟弟季历不要猜测自己有什么政治企图,从而忌恨自己。这就象一只公鸡,主动斩断自己漂亮的尾巴,使自己等同于丑陋的母鸡.从而使自己不会成为祭神的供品。又按,《春秋》中说:晋国士子蒍见太子申生将要被废为庶人,便对他说,不如流亡他乡,象吴太伯那样,还能统治一方。由此也可以看出,太伯和后代的申生,其遭遇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故而,结局不一样,一个保全了性命,一个身首异处。如果孔子说太伯因祸而得福,因父亲的嫌恶而使他无意中得到了好的名声,这是确当的。但是,如果说他拱手将天下让给弟弟.并以此说明他的品德无比高尚,这种赞美岂不是荒谬吗?这是第九点疑问。

    《尚书·金滕》说:“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就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左传》又说:“周公处死了散布流言蜚语的兄长管叔,流放了弟弟蔡叔,难道是不爱他们吗?不,这样做是为了王室整体的利益啊。”按《尚书·君奭》篇“序”中说:“周成王时,召公是太保,周公是太师,辅佐成王,为左右大臣。召公不高兴。”召公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周公旦行使了帝王的权力,所作听为不符合臣子的身份,权势过大.对帝王构成了威胁。而且,举动可疑,招致许多人对他讥嘲责骂。召公有着孟子的德行与度量,并怀有圣贤的才能,看到这种情况,还很气愤.何况管叔与蔡叔二人,才能中等,又处于偏僻贫穷的小国,从小道上听到周公心怀不轨的消息,心中能不生出一些
猜疑吗?考察周公动刀杀人并反咬他们谋反的原因,大概为管、蔡二人不但没有赞美他,反而给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于是.周公便用不和善的态度,将他们迅速杀死。这种做法与汉代孝文帝宽恕想谋反的淮南厉王刘长、与汉章帝赦免想叛乱的阜陵质王刘延,有多么大的距离啊。由此可见,周公此人对兄弟薄情寡义。然而,《尚书》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是什么原因哪?这是第十点疑问。

    大致从《尚书》所记载的历史开始,到《春秋》所记的之前,写作史书的人所叙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这样了。这里我们从经典中摘取那些道理有难以通晓的地方,而诸子异说中有可作依据的说法,把它们汇合起来,互相参考,来甄别真假,考察事情的真相。除此之外,这里就不加讨论了。

    远古的史书与近古的史书,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一个内容简洁,记事粗略,一个内容丰富,记载详细。根本的不同,还在于记载历史的态度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近古的史书,记言则将人物的话详细地记入书中,对于历史事件,则很少去甄别、选择,而是不论好的坏的,一股脑儿地全记下来。这样,使得后世的学者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既知道有哪些好的方面,也知道有哪些差的方面。了解一个国君的才能,既晓得他作出了哪些英明决策,又晓得做过哪些愚蠢的举动。然而,远古的史书就不是这样了,它所记录的,都是提纲大概,对于史官心目中的好君主,则带着颂扬的主观态度去记事,而不惜改变事实或隐讳不写。后代学者,考察某一朝代的情况,发现未记载的事情很多。使得许多史事湮没无闻。不妨作这样一个假若,如果让汉、魏、晋、与南朝宋的国君生于上古时代,而让尧、舜、禹、汤这些有德有才的国君生活于近古,再让上古与近古的吏官也调换一下时间位置,那么,这些史官们对历史的记载,对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以及对君主的评价,就不一定象现在的史书这样了。关于古书,普通人如木匠轮扁说它们是古人的糟粕,圣贤者象孔子也认为有可疑的地方。孟子则说:“如果人们对书本十分迷信,相信里面所说的一切,那还不如没有书。我对于《尚书·武成》篇,认为其中只有二三片竹简的内容还可取。”由此推论,则远古的历史书籍,虚妄不实的内容真是太多了。这岂不是和后世的王沈、沈约以自己的爱憎态度去篡改历史,虚构事实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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