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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育:东亚的病理 
作者:[韩东育] 来源:[] 2008-07-28

最近几年,东亚地区“热闹”非常:日本政府修改敦科书反复美化侵略,引致中、朝、韩三国抗议不断;日本要员屡拜靖国神社,致使三国人为之游行、断指、自焚;日本武装把中国台湾纳入它的“周边有事”范围,中国政府则严厉指责它有违邦交恢复时的承诺;而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日本居然要划中国的钓鱼岛和韩国的独岛为它的领土,并以中方东海油气田与日本一侧相连为由来阻止中国的自家开采。由于日本的这类表现,终于激起了中韩等国家和地区规模空前的反对浪潮。

但是,跟日本积怨甚多的东亚诸国和地区之间,除了在对付“公敌”时有过瞬间的声援式联合外,平素却因摩擦不断而从未形成过类似于“欧盟”的攻防共同体:在教科书问题,上与中国共有切肤之痛的韩国却因为历史误解而诱发过领土论战;在“保钓”问题上不甘人后的台湾,却总有人蛊惑“台独”;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敌对关系在金大中和金正日的握手中甫呈言和之态,却不知何故又迅速降至冰点……仔细想来,“二战”以后东亚诸国间的横向关系,似乎从来就没有过正常的发展。“东亚”这个外观上的畸形儿,心理上也未尝不扭曲得厉害:日本首相小泉每参拜一次靖国神社都会使国内支持率瞬间攀升,而韩国李明博市长将“汉城”改为“首尔” 也着实使不少韩国人大大兴奋了一阵。

然而小泉这次似乎失去了理智———在日本全力申请“入常”的关键时刻他竟敢四面树敌———对这种南辕北辙行为,人们已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解释。日本民主党代表冈田克及其他党派的代表在四月二十日NHK现场直播的“党首辩论”上对小泉的无情指责,也充分表达了日本国内的类似不满!可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即东亚纷乱的病根究竟在哪里?纷争对手中谁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

众所周知,对于近年来日本人提出的所谓“东亚共同体”说法,中国知识界一直报以冷淡。日本学者对东亚诸国关系所做的温情脉脉的家族式描绘固然令人神往,但中国学者的反应似乎更实在些:一、家族关系往往比社会关系更难相处;二、既称家族,那么谁是家长? (沈志华语)这种近乎调侃的轻松表述,所涉及的问题却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它连着东亚诸国沉重的历史记忆——前一半是“朝贡体系”,后一半则是“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学者在讨论时不会再发“忆昔开元全盛日”的感慨或怀念中华帝国时代的“四方来朝”,但日本学者过于热情的主张,却容易造成令人侧目的误解——因为灭绝人性的那个“共荣圈”,它的崩解毕竟才过去六十年!

其实,寻找“横向”问题的答案,首先应该、也必须从“纵向” 人手。对于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其他国家而言,其挥之不去的梦魇,是那个自西方“国民国家”理念东渐以来才使他们觉察到所谓“屈辱”的东亚“朝贡体系”——当然,这个体系的中心是中国。中国自“三代”起就以“天下”自称。可是,倘若它没有足以骄世的“文明”,而且事实证明这种“文明”的确让周边地区称敬了两千余年,其“天下”之论也不会那样久历年所而不衰。尽管在今天看来华夏民族不应该把她周边的人按东南西北分别蔑称为夷、蛮、戎、狄,但四方部族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又实在不好被简单地视为强迫。事实上,除了文明本身具有的吸引力外,由文明核心所发出的“厚往薄来”和“予多取少”的睦邻“王道”,也的确未曾给周边带去过什么难以熨平的灾难性记忆。该体系定型于汉,经唐、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初清朝被推翻为止,它被现代史学家们称之为与西方国际关系相对应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王郦久:《睦邻思想传统与当代中国睦邻外交》)。根据《万历明会典》所载,当时的朝贡国中,仅“东南夷”就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六十六国;据清《宣宗实录》的道光上谕可知,中国王朝更看重的还真不是藩属国给它带来多少贡物,而是“态度”是否诚恳。滨下武志曾将朝贡秩序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是中国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而朝贡国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喻希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大时代》)。这显然是曾经有过的事实。

然而,后来各自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却对“朝贡体系”的固有秩序发起了“正统”性挑战———这在十七世纪清朝入主中原后反应明显:中国人惊讶地发现,中华的理念并非只有中国独占,而是朝贡体制内部共有的东西,例如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华夷变态”之说和李氏朝鲜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姿态。前者自称自己是“中华”而清朝中国是“夷”,后者则认为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不是在它的发祥地,而是在朝鲜半岛。日本“国学”尔来的文化自立运动和牛遮半掩的“厌华”情绪,终于在近代西方的“国民国家”观念中找到了彻底挣脱“朝贡体系”的理论支撑。朝鲜虽然是在中国甲午战败后最后一个退出“朝贡体系”的东亚国家,但退出毕竟是事实,尽管北洋水师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在相当程度上是清政府为履行藩属国保护承诺才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选择。可从此以后,中国与东亚各地区之间,便由 “宗藩”关系变成了“外交”关系。在这种“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下面,崇尚礼乐的“王道”交往原则代之以征伐当先的“霸道”行为。对这种强权战略,中国人好久都反应不过来:孙文在神户讲演中希望日本作“东方王道的干城”而莫为“西方霸道的鹰犬”等说教之所以被当时日本人目为奇怪,上述的“朝贡体系”背景实不可不察。

由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所谓“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新日本论》)等狂想几乎是当时大多数日本精英的真实心境,所以,欲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一体化国际秩序,便成为战胜中俄两国后日本人的理论指向和行动目标。可他们旋即发现,事实比他们想像的要难得多。因为在“那个时代,‘亚洲一体’的构想更多的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作为一个已经充分近代化,而且在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中初尝胜果的国家,日本很容易由于自我地理的边缘性而感到世界格局的不公平,也特别容易刺激它自命‘盟主’甚至充当‘霸主’的心情。但是,对于仍然处于传统与近代转换期间的国家如中国,却未必愿意接受这种日本的‘亚洲主义’。本来中国的地理观念中,就没有‘亚洲’ 或‘亚细亚’的意识,而只有‘中朝’与‘四裔’的观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空间说法,才有‘亚洲’的意识,但是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却与政治学意义上的认同无关,这除了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的历史记忆滞留外,现实的原因很简单,在以国族为基础的思考框架下,既不愿意作为被日本牵着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认同这种想像的、没有历史与文化基础的‘亚洲’为政治与文化的共同空间”(葛兆光:《想像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其实对于类似的问题,梁启超、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当时均不乏警戒与洞见。尽管今天日本学者“东亚共同体”说法的提出背景不一定有那么深的历史用意,但樽井藤吉揭载于一八九三年的 “其土唇齿,其势两轮,情同兄弟,义均朋友”(《大东合邦论》)的动听说教与后来日本人的实际作为之间所呈现出的巨大反差,倒无法不让中、朝、韩三国人大长记性。

“朝贡体系”的历史惯性,使奉行“王道”观的中国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面前反应过于迟钝;而连创中国的日本却由于对西方“霸道”的过分追逐,不但未能靠它的有限力量做成以它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反而在一意孤行中被新的世界“霸主”美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所粉碎。然而,冷战时期未达极至的美国的绝对性,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迅速凸显。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对日占领所带来的影响已远非日本一国,所以它不但意味着几千年来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第一次体制性地植入了代表世界强势的西方力量,而且由于这种力量不可能是东亚“王道”精神的体现,所以它也注定了传统“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的历史性退出(庞中英:《中国不大可能在亚洲复兴“朝贡体系”秩序》)。

在把握日、韩学界对自身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时,汪晖的看法是,日本、韩国的一些历史学者更加关心他们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日本、朝鲜的近代发展既得益于它们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关系,也得益于从与中华帝国的朝贡关系中摆脱出去的离心倾向 (《亚洲想像的谱系》)。如果把传统东亚地区依经济版图大小和文化水平高低而结成的“朝贡体系”与“大东亚共荣圈”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所带来的东亚劫难合而观之就会发现,缠绕于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恩仇关系,事实上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化解的。而这两个东亚人难以逾越的由历史情结所带来的睦邻壁垒,却极大地便利了美国霸权对东亚的控制和支配,只要它想让东亚“热闹”一下,这里的国家和地区就会立即“沸腾”。

美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很早就显示了它外交手段的高明。它在尽量避免与哪个有实力的国家发生正面冲突的前提下,更多奉行的是与无数个国家分头交往的“单线外交”原则。当然其最成功的杰作,还要首推它与东亚的关系。人们看到,“二战”后,除朝鲜外,美国几乎与东亚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官方或非官方的外交关系;而人们同时更应看到的是,东亚各国与各地区之间的横向交往却从来不曾顺利,甚至时而出现相互敌视和对抗。实际上,几乎规定了“二战”后东亚国际新秩序的《日美安保条约》,某种意义上已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有研究显示,早在一九五九年度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日本人就曾经指出过旧《日美安保条约》(一九五二年)中的以下几个弊端一个是关于美军可以利用日本提供的军事基地“维持远东国际和平”的问题。由于“远东”即包括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等日本周边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一带恰好是容易引发亚洲由冷战转为热战的危险地带,因此,这既有可能使日本易于卷入战争漩涡,而且安保条约所具有的进攻性,也不利于日本改善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关系;另一个则是,旧安保条约没有明确规定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这不利于将来日本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外交活动。日本政府之所以又接受了这些条款,原因乃在于吉田茂政府要获得最有利的媾和条件。其实,新《日美安保条约》(一九六O年)的修订内容莫过于明确规定了美国防卫日本的义务,可美国也同时明确地告诉日本,新方案与曾经缔结过的美韩、美菲、澳新美《共同防卫援助协定》在宗旨上是一致的(崔丕:《<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新论》)。但是,如果说吉田茂的不得已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可从一九九六年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联合发表的“一旦日本周边发生武力争端,美日即有共同防御之责任”的《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看,日本政府的主动性已远非昔日可比。

“安保条约”固然使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得以专事生产和赚钱,并使这个战败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崛起,实现明治以来的第二次经济起飞,但条约给日本带来的不利因素,亦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得到了凸显,诸如与东亚国家日益紧张的关系和“人常”问题上的境遇尴尬等。关于日本人何以饮鸩止渴却甘之如饴的原因,有学者分析指出:正如经济大国的地位自然要求向政治大国过渡,并以此确立和维护其经济及政治利益的正当性一样,一种源自大国心态的优越意识将不时地裹挟着民族主义并以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其极端的表现即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如石原、盛田、长谷川等等执著地“说不”及在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周边事态法等问题上的右翼攻击性(纪廷许:《泡沫经济与日本政治文化的演变》)。美国人显然对此心里有数。而右翼的这一系列举动,其实与他们曾失去的那个“共荣圈”有关。其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祭奠甲级战犯、修改教科书来美化侵略战争等行为自不待言,将“周边有事”的“圈”划得如此之大,已无法不使人眼前屡屡浮现它与“共荣圈”的重叠映像!———这除了使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度日益加深外,还使它在东亚地区要时不时地扮演“公敌”的角色!

然而,美国对日本的把握,却是“全方位”的。

首先,它假日本人之手对中国施行了令人烦恼的牵制政策。中国“和平崛起”后引发的“中国威胁论”谣言,对美国不可谓全无影响。在这一点上,少数日本政客很喜欢趁势挑拨。日本众议院议员爱知和男公开就讲:单单依靠日本自身的力量无法与中国抗衡,必须与美国联手同中国打交道。他甚至说,日美关系说穿了就是对华外交,以日美关系为中心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不仅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对美国来说也极其重要 (修斌:《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除了欲在亚洲地区孤立中国外,美国还利用日本人曾有过的台湾情结,通过对“台独”问题的介入来烦恼中国。有趣的是,当大陆表示决心捍卫领土完整时,美国又开始重申起“一个中国”的立场来。

其次,在中国人看来几乎没有任何“复权”可能的东亚“朝贡体系”,美国人却戒备有加。前引庞中英的文章注意到,在过去一年的许多东亚和美国的舆论中,“中国的亚洲外交”是个热门话题。不少论者认为东亚将要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经济秩序。日本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写道:“美国担心,东南亚可能纳入中国的经济区,东亚的地区主义可能纳入中国新的朝贡贸易体系”(《朝日周刊》,二OO三年十月七日)。而《中国是如何修建帝国的》长篇述评认为,“随着其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可能会重新确立其封建统治鼎盛时期享有的战略核心地位——那时亚洲各国为了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纷纷向北京进贡并承认中国的优势地位”(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二OO三年十一月七日)。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又做了一回急先锋。前述众议院议员爱知和男就曾蛊惑,在联手对付中国的问题上,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有与日本“相同”的想法,因此有必要同这些国家加深联系。日本自不待言,与美国同样签订过《共同防卫援助协定》的韩、菲、澳、新,事实上已经由这种高级挑唆与中国间新生了一层人为的隔膜。于是乎,日本个别学者所整理的“朝贡体系”论便说不清楚是在美国政策的影响下“研制”的,还是促使美国朝此方向进行思考的诱发物?因为一旦某些被事实证明与今日世界已了无干系的研究成果为某种政治需求所恶用,就会造成学者们所始料不及的恶果。而日本学者有这样的认识似乎尤其必要。按照野村浩一教授的讲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秩序的观念,是由已经完成了近代国家建设的诸国构筑的观念,也是由以这些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社会的观念。”“在二战以前的日本——其实在二战以后的日本依然——不管什么样的思想也好,意识也好,从右翼到左翼,在真正意义上能突破这一近代国际秩序观念束缚的人,事实上——个也没有”(《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这样讲,还因为美国利用日本的第三个方法乃是对日本自身的牵制甚至遏制。首先,滥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周边有事”式的纵容,固然为日本增加军费、做军事大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日本急于做政治大国以恢复以往的梦想并急欲摆脱美国控制的“短气”心态,必然会使它万事失度。美国的暖昧使日本对东亚诸国态度转趋强硬,可接踵而来的周边国激烈反应,又使日本的邻国环境变得极其恶劣;其次,《日美安保条约》“没有明确规定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这一点,复使日本在通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道路上被铺满了荆棘。不久前中韩等国抵制日本 “入常”示威的发生,恐怕早在美国人的预料之中。由于对东亚的这点老关系“家底”美国人已烂熟于胸,而日本又已将东亚人得罪完毕,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愈想摆脱美国,就愈是离不开美国———整个日本,事实上已被牢牢地甚至不知持续至何年何月地控制在美国的手里!然而也就在这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四月二—十八日却首次在联合国协议会上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当日本信以为真而不惜重金游说列国,甚至五月黄金周期间近四成的阁僚都跑到美国去“朝圣”时,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却接踵而至:七月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联合国改革问题特别顾问席琳·塔席克里在安理会扩大决议案举行的公开辩论中表示,倘若日本等四国要强行表决其“人常”提案的话,美国将呼吁各国对这项决议案投反对票!

那么,美国人这样做,除了永久性的战略考虑外,有没有眼前的经济利益因素在起作用呢?这就涉及到美国对日本利用手段的第四个方面,它简直可以称为对日本的“打击”。

美国与日本,长期以来贸易摩擦相当严重.以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威胁论”、“日本异质论”以及“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等说法已成为美、法等国家盛行———时的口头禅。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逐年加大,而日本在贸易收支上一直保持出超。该趋势发展到一九八九年五月,美国终于将日本列入“不公平贸易对象国”的黑名单中,并动用三O一条款子以制裁。一九八九年美国《商业周刊》与哈里斯舆论调查所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68%的美国人认为“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是对美国未来的重大威胁与挑战! (见纪廷许前揭文)美国对日本的巨大贸易逆差,还逼使克林顿不得不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给桥本亲自写信,酷责日本的财政紧缩政策给美国造成了巨额损失!据华盛顿美联社报道,美国布什政府数月前发表了厚达六百七十二页的贸易壁垒报告,指责日本和欧盟等六十一个国家与地区对美国制造业及农业设置“明显的贸易壁垒”。报告中仅针对日本的部分,就有四十五页,主要是批评日本对美国货物、服务及投资设置贸易壁垒。在亚洲国家及地区之中,被美国公布的报告批评设置贸易壁垒的还有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韩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印度、菲律宾、越南、泰国和斯里兰卡等(见《早报网》,二OO五年四月一日)。显然,美国这次所面临的是全球式的贸易排挤。然而,人们除了看到接踵而来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发生了各式纷乱外,又有谁见到“欧盟”地区也人声鼎沸呢?所听到的,倒是四月三十日欧盟发出的对美报复信息。由天然互补结构所带来的二OO四年全年1678.66亿美元的中日双边贸易额,是贸易摩擦激烈的高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日美交易结构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也是容易招来嫉妒的眼光的。然而,日本的四面树敌,却引出了本世纪第一声“抵制日货”的呐喊!可是,日本人被撵走了,谁最有可能来填充呢?寻找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直接手脚是没有任何指标性意义的,只要明白“政冷经热”不可能真正得到长久的维持,则日本政府的愚蠢和美国人的高明,便又一次被判出了高下。当日本遭到最近东亚诸国特别是中国的反击时,美国一方面通过卡托研究所给日本“打气”,竟公开支持它制造核武器,理由是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日本可能会面临中国的军事威胁;可与此同时,其与中国共建的一个重型水利工程,已经开始上马。

东亚现阶段显然无法结成共同体,因为“二战”以来外力的介入使各国和地区间从来就没有形成过横向互信的政治关系。然而,东亚又必须结成这种关系。当人们意识到不解决纵向的历史问题就无法展开真正的横向交流,尤其当人们意识到不以“欧盟”为样板便无法摆脱被各个击破的命运时,合作的曙色才庶几会露呈东亚。“朝贡体系”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事,中国人曾为之付出的代价与苦涩,只有中国人自己最清楚,可谓“往事不堪回首”,遑论“重建”?而“大东亚共荣圈”又早已为东亚人恨之入骨,日本的摇手触禁,表明它的“复权”更鲜存可能。然而,新的、与“朝贡体系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霸权稳定论”,在有效地控制了地区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同时,却也使东亚各国和地区在不自觉间均成为“霸权国”手中的“玩偶”。仿佛是一群蟋蟀,每个蟋蟀都为控制者单线所缚,而习惯于这种控制的蟋蟀一旦被放置一处,《促织》的场景就会屡现迭出。陈天华曾在《绝命书》里讲过这样一句话:“今日而欲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居今日而欲与日本相离,是欲亡东亚也。” (《民报》第二期)由于这左右为难的意思很耐人寻味(葛兆光语),所以今天的表述才应该是:“今日而欲与邻邦为敌,是欲作玩偶也;居东亚而欲与邻邦相离,是欲亡东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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