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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人间训》白话译文(一) 
作者:[新法家] 来源:[] 2008-07-24

原文:

    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筦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智所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动智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挚,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附之巧,犹不能生也。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 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涂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横,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历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 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谈。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

    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擒于晋阳,牢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 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被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而休,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奉酒而进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湿而强之食,病喝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许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有罪者不敢失亡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位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之后,日以不信。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魔,使秦西巴持归烹之,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魔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 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博。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魔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人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不义之故也。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 以伐虢,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虞公惑于壁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还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云起焉,水致其深而蚊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秦王赵政兼 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故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无故而黑牛生白犊,以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飨鬼神。”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其子曰:“前听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复问之,奈何?”其父曰:“圣人之言,先件而后合,其事未究,固试往复间之。”其子又复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复以飨鬼神。”归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者死,老病童儿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军罢围解,则父子俱视。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速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力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遵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件于心而合于实者。高阳魋将为室,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材任重涂,今虽成,后必败。”高阳魋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涂干则益轻。以劲材任轻涂,今虽恶,后必善。”匠人穷于辞,无以对,受令而为室。其始成,狗然善也,而后果败。此所谓直于辞而不可用者也。何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合于实?靖郭君将城薛,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渴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则“反走。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为寡人称之!”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则蝼蚁皆得志焉。今夫齐,君之渊也。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夫以“无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说,乃不若“海大鱼”。

    故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何以明之?三国伐齐,围平陆。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何谓贵智!”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无害子日以进。故谋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括子之智得矣。无害子之虑无中于策,谋无益于国,然而心调于君,有义行也。今人待冠而饰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 夫咎犯战胜城濮,而雍季无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赏而咎犯后存者,其言有贵者也。故义者,天下之所赏也。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

    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匾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 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门豹治邺,虞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磺任子治邺而大乱。子能道则可;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臣故蓄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负辇粟而至。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代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 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馈闻伦曰:“鼓之啬夫,闻伦知之。请无罢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为弗使?”穆伯曰:“闻伦为人,佞而不仁。若使闻伦下之,吾可以勿赏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武舍仁而后佞,虽得鼓,将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广地也。得地不取者,见其本而知其末也。

译文:

    清静恬愉是人的本性;仪表规矩是处事的原则。知道人的本性,那么人自身的修养就不会悖谬;懂得处事的原则,那么人自身的行为就不会乱套。从一端出发,能散逸得无穷无尽,周游八极后又回归到它的中枢,这就叫“心”。看到事物的本原就能推知事物的未来,看到事物的指向就能预见事物的归宿,掌握要点能应对繁多,把握纲要能治理详繁,这种本领叫“术”。静居时知道在做什么、行动时知道该去哪里、办事时知道所依原则、举动时知道来历缘由,达到这种境界的叫“道”。“道”,置搁前头它不会低伏,放在后面它不会翘起,纳入窄处它不显壅塞,散布天下它不留空隙。所以使别人推崇赞誉自己,这是“心”的功力;使人家轻视诽谤自己,这是“心”的罪过。话是从你口中说出的,别人无法阻止你;行为发生在你身上,远处的人无法禁止你。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名声难以树立却容易毁坏。千里长堤,因为蝼蚁的洞穴渗水而决溃,百丈高楼,因为烟囱的裂缝冒出烟火而焚毁。《尧戒》上说:“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被大山绊倒,而往往被小土堆绊倒。”所以,人们都往往轻视小事忽略小害,以致酿成大祸后才为之后悔。灾祸降临后再犯愁,这就好比到了病危后才去求良医,这时即使有扁鹊、俞跗这样的名医也难以治好病人的病。灾祸的降临是自己招引的;幸福的到来是自己促成的。这祸福同出一门,利害相近为邻,不是圣明的人是难以区分这其中的奥妙的。大凡人们要做某件事,都要先用他的智慧思考揣度一番,然后才根据思考的结论定下计划谋略,实践下来的结果,有人得利有人受害,这就是智者和蠢人的差别所在。但是那些自以为明白存亡之关键、祸福之由来的聪明人,在办事处事中还是陷入危难境地,这样的事例还真的数不胜数。假若大家能预先知道自己的主张正确,且行得通,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不通的道路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可见,智虑思考是祸福的根由,行动举措是利害的关键。百事的变化、国家的治乱,都有待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来完成。所以对此不可不审慎。

    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尊宠却多,这是第一种危险;才能低下而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种危险;没有大的功劳却有丰厚的俸禄,这是第三种危险。所以事物有时候是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有时候是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邲地战胜了晋国,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辞谢而不接受。后来当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时,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一定要推辞肥沃富饶的地方,只接受沙石之地。在楚、荆之间有个叫寑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瘠,所以地名也难听。当地的荆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所以没人喜欢那里。”不久,孙叔敖去世了,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孙叔敖儿子谢绝了,而要求赏封寑丘之地。按楚国的法规,功臣的封禄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禄,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那么,什么叫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于是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气横志骄、淫侈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无辅佐规谏的大臣,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在会合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匠骊氏的领地时,被栾书、中行偃劫持,囚禁起来;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晋厉公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身死国亡。这就是我们说的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孙叔敖叮嘱儿子要求封赏寑丘之地,因为寑丘之地贫瘠,所以能代代相传;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以想称霸天下,结果死在匠骊氏的领地。

    一般性的人都只知道利就是利,弊就是弊,而只有圣人懂得弊可以转化为利,利可以转化为弊。两次结果实的树木,它的根必定受损伤;盗人家墓的人也必定有祸殃,这说的就是贪大利反而造成大害的事。张武唆使智伯夺取韩、魏两家的土地,结果反而使智伯在晋阳城被擒获;申叔时劝告楚庄王封立陈国的后代,结果使楚庄王称霸天下。孔子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未尝不喟然叹息道:“懂得益和损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行王道的君王的事吧?”事情有时候想对它有利但却恰恰足以害了它,有时候想害它但却又恰恰对它有利。利和害向相反方面的转化,祸与福的缘由是不能不明察的呀!阳虎在鲁国作乱,鲁国君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搜捕阳虎,宣布凡抓获阳虎者有重赏,放走阳虎者要处罚。追捕者将阳虎层层包围起来,阳虎只得举剑准备自刎,这时有位守门人劝阻他说:“天下大得很,可以逃生,何以自杀?我将放你出城去。”于是阳虎得以冲出重围,在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阳虎挥舞宝剑提着戈奔跑冲杀。那位守门人乘混乱之机放阳虎出了城门。阳虎出了城以后又折返回来,抓住那位守门人,举戈刺他,戈刺破袖子伤及腋部。这时守门人抱怨说:“我本来就和你非亲非友,为了救你我冒着被处死罪的风险,可你反而刺伤我。真是活该啊,会碰上这样的灾难。”鲁国国君听说阳虎逃出城,大怒,查问阳虎是从哪座城门逃脱的,并派主管官员拘捕有嫌疑的守门人。鲁国国君认定凡受伤的守门人是阻拦阳虎的,要重赏;而没有受伤的守门人可能是故意放走阳虎的,要重罚。而在受伤领赏的守门人中,放走阳虎的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这真可说伤害他反而使他得利。那么,什么是想对人有利却反而害了他呢?楚恭王和晋国军队在鄢陵会战。战斗正紧张激烈之间,恭王受伤使战斗不得不停止。楚军中的司马子反口渴难忍而寻找饮料。这时侍从阳谷捧着酒献给子反。子反这人喜欢饮酒,见酒就乐不可支。子反接过阳谷递上的酒就喝个不停,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帐篷里。恭王打算再与晋军开战,便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谎称心痛病发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驾车亲往探望,一进军中帐篷便闻到一股酒气。这下恭王大怒,说:“今天这场恶战,我为了取胜而亲临战场,受了重伤,现在指望能派上司马子反的用场,可他却成了这副样子。他实在是心中没有国家社稷的地位,又不体恤我军士兵。我没法再与晋军打下去了。”于是下令收兵撤退,并以耽误战事的罪名杀子反示众。这侍从阳谷献上酒,并不是想要害子反,实在是爱护子反,想让子反快乐,但想不到恰恰是害了子反。这就是想对人有利结果却反而害了他。一定要患温热病的人进食,让中暑者喝冷水,这是一般人用来调治病人的方法,但良医却认为这样是加重病情。追求赏心悦目,这是蠢货、笨蛋所热衷于的事,但有“道”的聪明人却对此躲得远远的。所以圣明的人是先遭逆境而后顺遂;而一般性的人是先称心如意而后陷入困境。

    建功立业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犯罪受罚又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要避免的后果。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有了功劳却引起别人的猜疑,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为了追逐功名,有时人就不顾情义了;而犯了罪过的人却不敢再失去仁慈之心了。所以会出现上述的现象。魏国将领乐羊率部队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被中山人抓起来扣押在城内。中山人将他的儿子绑着吊在城头上给乐羊看。乐羊看了后说:“为了君臣的情义,效忠君王,尽我做臣的职责,我不能为了儿子而有私情。”于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攻城越发猛烈。中山城里的人就将他的儿子烹煮了,还派人送给乐羊一鼎肉羹和他儿子的头颅。乐羊抚摸着头颅,哭泣着说:“这是我的儿啊!”说完向使者跪下,喝下一杯肉羹。使者回去报告:“乐羊是个不惜为节义献身的人,对他真的没有办法。”于是中山国只得向魏国投降。乐羊在这次战争中为魏文侯开拓了大片的土地,并因此立了大功。但谁知道,从此以后,魏文侯一天天地不信任乐羊。这就是有了功劳却反而引起别人的猜疑。那么,什么叫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呢?孟孙打猎,得到了一头小鹿,于是让手下人秦西巴拿回家去烹煮。母鹿紧随着秦西巴哀啼不止,秦西巴不忍心伤害幼鹿,于是就放掉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回到家后追问幼鹿的去向,秦西巴只得回答:“这幼鹿的母亲在我身后不停地哀啼,我实在不忍心,于是自作主张放掉了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听后大怒,一气之下就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将秦西巴召回来担任他儿子的老师。孟孙身边的人就问:“秦西巴得罪过你,为什么现在又用他来做你儿子的老师?”孟孙回答说:“连一头幼鹿都不忍心加以伤害,更何况对人呢?”这就是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所以人的取舍进退不可不谨慎,取舍不谨慎,正是公孙鞅在秦国获罪而又不能进入魏国避难的原因。公孙鞅的功劳不能算不大,可他就是无立足之地,寸步难行,这是由于他不义的缘故。

    有些事情还表现为:要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智伯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不想给。这时任登说话了:“智伯现在正强盛着,他的威势遍及天下,他开口要土地,如果不给,这无异是替其他诸侯先承担灾难,不如给他算了。”魏宣子接着说:“如果智伯没完没了地向我们索取土地,那又该如何是好?”任登说:“咱们魏家先给他一点土地,让智伯尝到一点甜头后,他会如法炮制继续向别的诸侯要土地的,诸侯们也只得竖起耳朵听从,但内心一定会产生怨恨的。到时我们就可和各诸侯同心协力来对付智伯了。这样一来,我们从中可获得的好处就不仅仅是我们丧失的那点东西了。”魏宣子听从了任登的话,割让了一些土地给智伯。智伯尝到甜头后果然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敢不给,诸侯们此时是一片恐慌。随后,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赵襄子回绝了他。于是智伯就胁迫韩、魏两家攻打赵襄子,并将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中。但此时的赵、韩、魏三家已暗中联络、合谋,共同行动,在晋阳打败了智伯的军队,还擒获智伯,并将智伯把持的晋国一分为三。这就是本想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那么,什么叫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呢?晋献公想向虞国借道去征伐虢国,于是就赠送给虞国君垂棘宝璧和屈产良马。虞国君看到这些宝璧和良马,心里有点动,想借道给晋献公。这时宫之奇就劝谏了:“这可使不得!我们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就像车轮和辅木的关系一样,辅木紧挨在车轮外侧,而车轮就依赖着辅木的保护。虞国和虢国现在正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态势。假若借道给晋国,那么虢国早上亡国,当天晚上我们的虞国也随之灭亡。”这虞国君不听宫之奇的规劝,还是将道路借给了晋军。荀息率军灭了虢国。部队随即在回师的途中,又拿下了虞国。这就是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

    圣王布施恩德给天下民众,并不是企望从民众那里得到报答;举行祭天地、日月山川和祖宗的仪式,并不是谋求鬼神能赐福。山达到一定高度,就自然会兴起云雨;河水深到一定程度,也自然会有蛟龙出现;君子修行达到一定道德境界,也必然会有福禄归属他们。那些暗中积德的人,必定会得到公开的好报;那些暗中施惠者,也必定会得到显耀的声望。古时候沟渠堤防失修,洪水成了人民的灾害,于是夏禹凿通龙门,开辟伊阙,平息洪水,整治土地,使百姓能在陆地上生活安居。百姓间不亲近、五种人伦关系不清顺,于是契就教育百姓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等次和相关礼节。田地荒芜,民众缺衣少粮,于是后稷就指导百姓民众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播种粮食,让百姓民众家家丰衣足食。所以这三位君王的后代无不成为帝王,这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积阴德的缘故。周王室衰微,礼义废弃,孔子就用三代的道德教育世人,孔氏家族继嗣至今不绝,这就是孔子平时德行高的缘故。秦始皇赵(嬴)政用暴力兼并天下并很快灭亡,智伯侵占韩、魏、赵三家土地但最终反被消灭,商鞅实行苛政而遭肢解,李斯谋害忠良而遭车裂。夏、商、周三代君王施行道德而称王天下,齐桓公帮助弱国生存下去而成为霸主。种黍的不会收获稷,埋下怨恨的不会得到恩德的报答。从前宋国有一户好行善的人家,世代坚持不懈行善做好事。有一年,家里养的一头黑母牛产下一只纯白的牛犊,于是家里人就将这件怪事去请教术数先生。术数先生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又过了一年,这家的父亲无缘无故眼睛失明了。以后这母牛又产下一头纯白牛犊,于是父亲又让儿子去请教术数先生。儿子问道:“先前听了术数先生的话,父亲您的眼睛失明了,现在还去问他为什么?”父亲说了:“圣人的话常常是先好像不对,但以后会应验吻合的,而且这件事还没完,你就去试着问问吧!”儿子又去问术数先生这怪事。术数先生回答说:“这也同样是吉祥的征兆,还是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儿子回家后将术数先生的话如实报告了父亲,父亲说:“那就按照先生的话去做吧!”又过一年,儿子的眼睛也无缘无故地失明了。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这户人家所居住的城邑。这时候,城里能充饥的东西都吃光了,人们只能交换孩子吃,并将枯骨劈开当柴烧。壮年人也全都战死,这样老人、病人、儿童上城楼防守,顽强抵御,使楚军迟迟攻克不下。这时楚王大怒,在城被攻破之后,将凡上城楼防守的人全部杀死。唯独这户人家因父子均失明而没上城楼防守,得以保全性命。当楚军撤走以后,父子两人的眼睛又复明了。这正是祸福互相转化互相促成,其中的变化难以明了。

    在靠近边塞的居民中,有一位精通术数的人,一次他家养的马无缘无故跑到胡人那里,邻居家的人都为此事来安慰他。他说:“这事难道就不能变成好事吗?”过了一段时间,跑走的马领着一群马回来了。邻居家的人又都来贺庆。他说:“这事难道就不可能变为坏事吗?”果然,因家有不少胡人养的好马,他儿子骑马玩时将大腿骨给摔断了。这样邻居又来安慰他。他又说:“怎么知道这事不会变成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进攻边塞,青壮年男子都拿起武器参战,结果边塞附近的居民死去十分之九,唯独这户人家因儿子跛脚,父子性命都保住了。所以说福可变为祸,祸可变为福,这其中的变化难以捉摸,深不可测。

    有时辞语顺当却不切合实事,有时言辞难听不合心意但却切合实际。宋国人高阳魋准备建造房子,他采伐了木材等建房材料后去征求匠人的意见。匠人对他说:“现在还不能开工,因为木料还没干透;在湿木头上涂上泥浆,时间一长,这木头会变形。用湿木料承受重泥,即使现在造好房子,往后房子一定会倒塌。”高阳魋听了后说:“不对。木料干了就更坚硬,泥浆干了就变轻。用坚硬的木料承受变轻了的泥浆,眼前虽然不好,往后就一定坚固。”匠人听了后一时也没有话说,便只好按照吩咐造房子。没多久,房子落成,显得非常高大结实,十分壮观。但不久这房子果然倒塌。这就是所谓的辞语顺当但却不切合实事。那么,什么叫辞语难听不合心意却切合实际呢?靖郭君打算在他的封地薛修筑城墙,他手下的宾客、门人都纷纷劝阻,靖郭君不听。靖郭君对传达官说:“不要替来访的客人传话通报了。”这时有位齐国人要求会见靖郭君,说:“我只说三个字,多说一个字,我情愿受烹刑。”靖郭君听到后表示愿意接见这位齐国人。那齐国人快步走到靖郭君跟前,拜了二次,然后起身说:“海大鱼。”说完就转身往外走。靖郭君连忙喊着那齐人:“我想听听你的高见。”那齐国人煞有介事地说道:“我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靖郭君说:“先生你不顾路途遥远来到我这里,有意见但说无妨,我很想听听。”那齐国人就说:“大海里的大鱼,渔网都捕捉不到它,钓钩更钓不到它。但是它一旦跃出水面落在岸边,那蝼蛄和蚂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咬食它。如今,齐国就是你的大海,若是失去了齐国,这薛地还能独自存在吗?”靖郭君听了后一下子醒悟,说:“先生你讲的真好。”于是靖郭君马上取消了在薛地筑城的计划。这就是辞语难听且不合人心的却切合实际。用硬邦邦“不要在薛地筑城”的话来劝止靖郭君薛地筑城的计划,对于劝说的实际效果来说,还不如用“海大鱼”三个字来得管用。

    所以事情有时候是,疏远它反而亲近它,接近它反而疏远它;还有些事情是,说的话被采纳,而且计谋恰当,但自身却反而被疏远;说的话不被接受,而且计谋行不通,但自身却反而被亲近。怎么说明这点呢?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包围了齐国的平陆这地方。括子向牛子报告:“魏、韩、赵三国和我们齐国不接壤,他们越过邻国包围平陆,没有什么实际可以贪图的利益。他们这样做只是想从我们齐国获取某种名声而已,既然这样,就叫齐侯前去和他们讲和算了。”牛子听了后认为这是好主意。括子走后,无害子随即进来。牛子就将括子的话告诉给无害子听。无害子只是说:“这跟我所听说的不一样。”牛子见无害子不说出具体的意见,就用话来刺激无害子:“国家危害却又无能耐安定它,祸患缠身又无办法解脱,还尊重谋士干什么?”这下无害子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过有以割让土地来使国家安定的,我也听说过以牺牲生命、毁掉家园来保存国家的,但我就是没有听说过让自己的君主去求和受辱来保住疆土的。”牛子当然不会听从无害子这种议论的,而采用了括子的计谋,使三国军队顺利撤走,平陆也就安全保住了。可是,从那天起,括子一天天被齐侯疏远,而无害子却日益被齐侯看重得以晋升。所以,用谋虑来解除祸患,祸患也就被解除,用谋略来挽救国家,国家也就得以保存,这括子的智谋就是这样管用而实际,但却受到疏远;而无害子的想法根本不合乎策略,对国家也无实际好处,可是他就是掌握君主的心意,顺着君主的心意,从行为上看有忠义的表现,所以日益受到齐侯的看重。这就好像人用帽冠做头饰、穿鞋子便于行一样,这帽冠和鞋子对人来说,天寒不能保温、刮风不能挡风、烈日下不能遮阳,但人们还是戴帽穿鞋,这是因为人的头脚需要帽鞋作依托。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而雍季却无半点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雍季首先得到赏赐,而咎犯只得到安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雍季说的话中有它可贵之处。“义”,正是天下所赏识、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的心意然后谨慎行事。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养了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会会魏、韩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个协议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他就非得挨个地来收拾你们两家。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是进入到我的耳中,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二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并约定其他事项。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回报。到了约定的日期,趁着黑暗,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一片慌乱,连忙堵水。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军队从正面出击,将智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杀死,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凯旋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战胜敌人,挽救国家,也比不上施行忠义来得高贵。所以《老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有时候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时候有功绩却引来责罚。西门豹治理邺县时,粮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钱库里没有储备的钱币,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官府里没有总计收入的账簿。这样就有人多次在文侯面前议论过西门豹的这些过失。于是魏文侯就亲临邺县检查工作,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魏文侯于是召见西门豹说:“翟璜推荐你来治理邺县,你却将这里治理得如此混乱。你能说清这些事的原由也就算了,否则就要严加追究。”西门豹解释说:“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君王使人民富足;实施霸道的君王使士富足;只有亡国之君才使各种府库充足。如今你魏文侯是要实施王霸之道,所以为臣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你如果不信的话,让我登上城楼击鼓,这时铠甲兵器和粮食就会马上齐备。”于是西门豹登上城楼开始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只见百姓纷纷披挂铠甲,带着弓箭,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只见又有许多百姓背着或用车装着粮食纷纷来到。看到这些后,魏文侯说:“行了,行了。”西门豹说:“我和百姓守约讲信用,这可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有一次欺骗他们,以后就别再想调动他们。燕国曾经侵犯我国,占据我国八座城市;现在让我指挥军民向北攻打燕国,收复失地。”于是西门豹率兵攻打燕国,收复了失地后返回邺城。这就是有罪过反而得到嘉奖的事例。还有,解扁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有一次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上级嘉奖解扁。而魏文侯却质疑说:“我的国土没有增扩,人口也没增多,为何解扁的地方财政却增加三倍?”主管官员解释说:“解扁在当地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起来,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所以这样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听了说:“百姓春天努力耕种,夏天勉力耘耕锄草,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只有冬天才有空闲,现在要他们冬天伐木积贮树木,又驾车运到河边,这样一来,百姓哪有时间休生养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就是收入增加三倍,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有功绩却反而引招责备的事例。

    贤明的君主不苟且获得,忠诚的臣子不苟且得利。怎么说明这点呢?中行穆伯进攻鼓地,一时攻不下。这时?闻伦说:“鼓地方上的啬夫,我认识他。我有办法不劳顿我们的军队就能把鼓这个地方弄到手。”穆伯没有理会?闻伦说的话。穆伯身边的人就说了:“按?闻伦说来我们可以不断一戟、不伤一卒就可以将鼓地拿到手,你为什么不派?闻伦去做这件事呢?”穆伯说:“?闻伦是个奸邪不仁的小人。如果派他去完全这件任务,夺得鼓地,到时我能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也就等于是奖赏奸邪不仁小人,让这种奸邪小人得志,也就会使整个晋国的人都会舍弃仁义而追求奸佞。这样即使得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攻夺城池,本想是扩展领土,但有时本可轻易获得的土地却不去获得,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已看清了事物的本源而推知它发展的后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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