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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立: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及其对程朱理学的开启作用 
作者:[高建立] 来源:[作者惠寄] 2008-05-31

摘要: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两晋南朝的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发展给本就式微的儒学带来了危机,为了恢复儒学的权威地位,士人知识分子进行了不懈努力,柳宗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吸收佛学精义以改造儒学,使儒学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不但如此,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二程朱熹正是借鉴了这一思想,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儒学进行改造,建构了新儒学---程朱理学这一庞大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意识形态。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是中唐时期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入中衰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柳宗元也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挣扎,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最后客死遭贬之地。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思想家,一生尽管仕途失意,但儒家知识分子的良知没有丢弃,他本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致力于“统合儒释”,为儒学的复兴付出了极大努力,使儒学在佛道的包围中,逐渐挣脱羁绊,走向了振兴之路,成为程朱理学的先发之声。

                              一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经过两晋南朝的发展,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尤其是南北朝以来,佛教在心性理论方面的巨大建树,使佛教思想的影响日渐深入人心,佛家宣扬人人皆有佛性,甚至“一阐提人”也可以成佛,这样使得成佛的大门向所有的人都敞开了,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隋到唐前期,真正中国化意义上的佛教---禅宗也逐渐形成,这就更加焕发出了佛教思想的极大吸引力。所以,在唐代,许多士人知识分子一方面习读儒经,去应付科举考试,另一方面也笃信佛教,以为心灵的慰藉。但是,由于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归因于佛,就难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发生矛盾,从而影响或阻碍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强有力统治,所以唐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感到了统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历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总结,如唐太宗就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为鉴戒。”[1]当时的一些大臣也认识到了佛教的副面作用,要求废佛,如太史令傅奕就上书要求废除佛教,在他看来,“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识胡术,恣其假瑜 ,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楫其亲,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税。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2],从多角度揭示了佛学传播给有唐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傅奕还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3]正是认识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曾对佛教进行了打击,如唐高祖李渊就认为僧尼“苟避征徭,不守戒律” [3],曾下诏书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后,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对反对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进行流放惩罚,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佛教的继续发展。

   至于土生土长的道教,唐代统治者尽管也认识到了它的危害,但毕竟道教理论与佛教相比显得非常薄弱,缺乏佛教绚丽多彩的教义和理论,又没有儒学那样和政治关系之密切,所以道教发展不强。但到了唐代,由于李氏当天下,所以高祖、太宗相继认老子为李姓祖先,不断人为抬高老子地位,高宗李治在去泰山封禅途中,还专门到亳州拜谒老君庙,并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到唐玄宗时,他还把《老子》作为道教的经典进行注释,认为《老子》“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而皆守之以柔若雌静”[4]又命两京和各州修玄元皇帝庙,此后又改“庙”为“宫”,进一步提高了老子的地位。就连唐代的科举考试,道家思想也一度作为考试内容,如高宗时就加试《老子》,考试、选举的办法和明经科相同,承认了道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但两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以及隋朝的短命,使得唐统治者认识到儒学对于立国的重要性,尽管佛、道在唐初有很大发展,但儒学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唐太宗就明确表示:“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5]儒家敬天法祖,尊王攘夷,对于封建统治是具有很大的用处的,所以儒学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建国之初,就宣布信奉儒学,用《五经正义》取士,并在各地兴建孔子庙。贞观年间,又令州学、县学立孔子庙,春秋两次进行祭祀。唐玄宗时,努力复兴儒学,玄宗还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的后裔也加官进爵,所以儒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势与佛道相比目,并没有占据太明显的优势。

  综观唐代前期,由于民族空前大融合,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势在必然。唐代统治者以开明的态度,开放的姿态,容许各家各派的发展,对于儒、释、道三教采取调和的态度,力争使三者和谐相处,形成和谐的关系。所以,唐前期,三教发展基本做到了共存之态势。

  三教共存,虽然并没有大的阻碍唐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但有时难免会有抵触和冲突,毕竟唐代是我国历史上高度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王朝,治国之术采取的是儒家的基本政治模式,所以三教在共同发展中,会不断发生摩擦和龃龉,甚至会抵消三教逐渐融合的趋势,因而斗争仍为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主流。佛教的虚化和道教的神秘尽管一定程度上服务了现时的政治统治,但毕竟世俗社会的发展要靠现实人的社会活动来进行,所以儒学的运用只能也必须用于对社会现实的服务,以儒学取代佛、道成为当时士人知识分子的使命,同时也成为儒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

  唐代尽管儒、释、道三教并存,彼此互有消长,但总的来说,儒家学说还是居于相对主导地位,这从当时唐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中可以看出,比如思想教育、科举制度、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这是从有唐300年的总的发展情况来讲的。尽管如此,儒家学说,比起在先秦两汉时期明显衰落了,这对于唐代的文儒阶层是很悲哀的事情,如何将社会的主流思想归依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上来,成了唐代士人知识分子努力探索的重要课题。到了中唐,解决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为了复兴儒学,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奋起,初唐的傅奕,中唐的韩愈是反佛兴儒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为排除佛道思想的影响,勇敢地打出了“反佛兴儒”的旗帜,同佛道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清理佛道思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作出了巨大努力。此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也为复兴儒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他的“统合儒释”思想,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对儒家思想的重新振兴贡献犹大,开了两宋程朱理学的先声。

   如何在三教并存的局面中,使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唐代儒家知识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同时也付出了极大代价,因此而遭到贬谪的不在少数,韩愈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为劝谏德宗而上的《论佛骨表》,几乎断送了他的性命,多亏众臣力保,最后被贬潮州。他的《左迁至蓝关示孙湘》一诗表达了他遭贬时的状况和心情:“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出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6]

   面对中唐 时期儒家学说的困境和佛学的繁盛,同时期的柳宗元没有像韩愈那样,对佛教采取直白激烈的对抗方式,而是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他总结历史经验说:“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他认为,唐代思想界也应该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实现“统合儒释,宣涤疑滞”[7],提倡“统合儒释”以达到复兴儒学之目的。所谓“统合儒释”,就是要对佛家思想进行一个改造取舍的过程,以使之与儒家思想能够相互兼容和补充,进而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积极吸收佛家思想的精华,来为发展光大儒学服务。由于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前期,佛教思想得到极大发展,所以柳宗元对佛家有比较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8]根据他在零陵研究所得,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9],“与《论语》合”,在柳宗元看来就是佛教的戒律也与《论语》的礼义有同等的价值,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10]。

   另外,他还认为佛家也讲究孝道,“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 (言旁家拖之右部分)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11]可见,柳宗元主张把佛教中的符合礼教纲常伦理的内容挖掘出来,和儒家道德伦理相结合。这与韩愈彻底否定佛教思想的做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但他对于佛教中的有悖于儒学的东西也是坚决拒绝的,如说:“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9]

   与《易》合则是指佛学中有许多辩证的因素,与《易》中所蕴涵的辩证法思想相契合。《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它通过八卦形式,推论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具有丰富的辨证思维特点。而佛学也具有较强的思辨性特点,义理严密,思维逻辑性强,所以在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上,与《易》的辩证性特点很有相通之处。

   柳宗元还认为,佛家主张“四大皆空”,追求的是超脱红尘世界,不以功名利禄为念,脱离人生苦海而求达到理想的天国-=---佛国净土,这一点也和儒家所主张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2]有相似之处。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对于安贫乐道的颜回大加赞扬,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3]阐述了儒家的安贫守俭思想,柳宗元认为佛家思想也有这一面,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到:“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祖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柳宗元说他就是因为佛家主张“四大皆空”才与之游,这当然不乏偏颇之处,从理论上讲,佛家教义的确是如此,但在实践中,历史上的佛家弟子并不是那样的安贫乐道,远离世俗,高蹈世外。尤其是唐代,和尚和政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况且佛教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所以柳宗元说佛教的“四大皆空”,我想可能是仅指佛教教义而言。

   柳宗元还认为佛家也和儒家一样都主张人性本善。唐代禅宗发展很快,同时它也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其经典教义《坛经》中说:“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去。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心外求。”在禅宗看来,佛性就是人性,人性就是佛性,禅宗之所以风靡于唐代,一是它找到了普通人成佛的简便法门,二是它力求和孔孟思想相结合。禅宗的人性是佛说,就是吸收了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善性本就是人的本性、天然之性,如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4],还说:“恻隐之心,性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4]仁、义、礼智又是怎样来的,孟子认为“非由外铄也”,而是人之天然之性。正因为柳宗元认为佛家的性善说和儒家人性论有共通之处,所以,他在《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说:“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把禅宗创始人几乎说成了儒家的忠实信徒。另外,在社会伦理观方面,佛教亦有可取之处,他认为佛门也是主性善倡仁孝的,在《送元(曰下一个高字)师序》中说:“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言者也,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曰下一个高字)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

  关于佛教的认识,柳宗元认为佛教有补于世,我想应是他认识的高明之处。佛教宣扬轮回说、因果报应说,这些思想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有利于麻醉人民,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在柳宗元被贬柳州后就有了切身体会,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柳州刺使,当时的柳州,“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单人旁加一个面字)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15]

迷信十分盛行。柳宗元到任所后,先修孔子庙,对当地人民进行礼乐教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柳州地处偏远,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对于儒家思想的推行不利,没有人去信奉,难以推行。于是柳宗元便想到了佛教。因为当地人对佛教信奉,当地有名的大云寺年久失修,为“佐教化“,柳宗元就发动民工修复大云寺,结果收效显著,当地人”“去鬼息杀,而务趣与仁爱。”[16]

  唐代佛教发展达到辉煌,当时社会上禅风弥漫,无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学林士子,还是斯隶皂徒,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浸染。柳宗元自然也难以摆脱其影响,他说的“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8]的话当不为虚。但柳宗元信佛却耽于佛,他一方面注意吸收佛家的精华为社会现实服务,另一方面他也对佛家思想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如佛家发展寺院经济,占有良田,贪婪敛财,过于注重世俗而轻视佛教教义的修行等。但总的来讲,柳宗元对待迅猛发展起来的佛教,态度是比较明智的,也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背景和大势的,如果单纯像傅奕和韩愈那样完全彻底否定佛教,不但否定不力,也难以真正取得实际的效果。况且佛教中国化以后,其思想理论体系的确进一步完备,不但具有思辩性强的特点,而且也和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重要形态—儒家思想相沟通,更加适合封建统治发展的需要,所以柳宗元的“统合儒释”应该说对于当时复兴儒学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三

   唐代韩愈、柳宗元的排佛兴儒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北宋中叶,韩愈和柳宗元的著作已经风靡于世,沈晦说:“国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至天圣间,穆修、郑条之徒唱之,欧阳文忠、尹师鲁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韩柳。”[17]当时人们之所以尊韩柳,是因为他们的文章中有圣人之道。在穆修看来,韩柳之文是学习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如说:“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18] 特别是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对宋代思想家影响尤大,虽然“柳宗元统合儒释、融合各家的论证或有可訾可议之处,但当儒学因与佛道的冲突而日益陷入困境时,他的这种尝试不仅为儒学的复兴寻找到一条具体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智慧资源,而且实在开启了改造儒学的方向,既是中唐时期儒学更新运动的必然结果,也为宋明儒者‘出入于老释’,借佛兴儒提供了启示。”[19] 北宋二程朱熹等理学思想家正是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以“援佛入儒”的形式统合儒释,将佛家思辩逻辑思想引入儒家思想体系之中,大大发展了儒学精义,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理学,使得儒学在式微几百年后重新光大,并达到前所没有的发展程度。

   二程一生常“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20](P124)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二程努力复兴儒学,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服务,视佛学为异端,对佛学思想采取批判态度,但从其思想实质来讲,走的是一条“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路子。首先,二程吸收了佛学本题论思想体系,建立了“理本论”的哲学思想体系。佛家把佛性、真如等作为其思想理论的本体范畴,说他们“合众妙而有余,超言思而迥出”[21]认为佛性、真如蕴涵众妙,主宰天地万物。二程吸收了佛家这一思想,将之归纳整理为“天理”这一范畴,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20](P30)

   。还提出“一物便有一理”[20](P139)“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20](P858)这些思想是和华严宗一脉相乘的。

   其次,二程还吸收了佛教中的佛性论的精华,用以改造儒学思想中的人性论。佛家强调人本身都具有佛性,“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22] “自性若悟,众生是佛”(同上)为了更好地说明,人人都有佛性,佛教提出了“真性”与“自性”之说,认为“真性”是人生来具有的,但“真性”容易被外物所染,从而变成“自性”,由于“自性”的千差万别,从而造成众生的不同,但“自性”又可以通过觉悟而成佛。二程正是看到了佛家的圆通的“真性”、“自性”说,所以大胆吸收并改造,用于发展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二程指出,“性”是天理在人民身上的体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20](P292),“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是天命之性,这种“性”只要不受外物污染,就会保持其纯然“真性”,但是“人生气禀理有善恶”[20](P393),有清浊,从而导致人的后天气禀之性的差别,但气禀之性就像佛家的“自性”一样,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而达到恢复天命之性的目的。

   可见,二程在创建其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吸收了佛家思想中的有补于儒的思想精华,为创立理学思想体系服务。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23] 十几岁时,朱熹父亲临终前叮嘱朱熹,要朱熹拜胡宪为师,由于胡宪“好佛老”[24],朱熹又跟他从学时间最长,所以,朱熹也涉猎过许多佛道典籍,其中有《华严经》、《楞严经》、《圆觉经》、《心经》、《大般若经》、《传灯录》、《四十二章经》等,可见朱熹“少年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时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25].

   朱熹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朱熹十分欣赏禅学的思辨义理,认为“佛书说六根、六识、四大、十二缘生之类皆极精妙,故前辈谓此孔孟所不及”[26],还说“王介甫平生学了许多道理,临了舍宅为寺”。对禅学的倾慕、欣羡溢于言表。朱熹自己也曾说:“某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27](P151)。难怪清人颜元批评他说:“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28],足见朱熹浸染禅学之深。

   佛教精细的思辨哲学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哲学就非常注意吸收佛学直达主体本身内心的深层哲学精神。在本体概念上,朱熹哲学将佛学精神本体的“佛”转换成一种抽象寂然的“理”,认为“万物皆是一理”,“事事却有个极至之理”[29],这种“理”如佛一样,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既统摄万物,又超越万物。他将“人欲”看作是人生罪恶的来源,指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把人欲连根铲去。这种天理人欲对立的观点其实就是佛家禁欲主义思想的翻版。佛家把人欲当成极大的罪恶和一切苦难的根源,认为要灭绝一切人欲,抛却现实的苦恼,去追求来世的幸福,〈法华经〉说:“诸苦所因,贪欲所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华严经疏〉说:“暗于多欲,故沉沦长夜”。佛家还要求出家弟子“剃头发,被赤布”,“弃妻子,捐财货,须终身不娶”[30]。很显然,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明显脉承于佛教的“禁欲”观。

     在认识论上,朱熹哲学吸取了禅宗的“顿悟”说,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过程,用力以久,则必然一旦豁然贯通,就会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另外,朱熹还扬弃了佛学禅定的修养工夫。他说:人在“病中不宜思虑,凡百可且一切放下,专以存心养气为务;但趺跏静坐,目视鼻端,注心脐腹之下,久自温暖,即渐见功效矣”[31]。这种认识论是和禅宗的“顿悟成佛”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思维方式上,朱熹吸收了佛家的“理事无碍”说,对“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佛家华严宗认为理与事无相碍,“一理遍于事中,谓能遍之理,性无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32]认为事依理而存在,而理又必须体现于事当中。理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禅宗永嘉元觉〈永嘉正道歌〉云:“一生圆通一切性,一法普含一切法;一月普观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朱熹将之改造为“一理之实而万物之分之以为体”[33],并说:事物“虽各有一个理,又都同出于一个理字。……释者云:〈一月普观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得见这些道理”,实际上这句话也等于说是朱熹袭取了释家的道理。

   北宋立国后,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国家的统治,然玄学流于空谈,道学耽于出世,佛学溺于空幻,都不能用于封建国家的治国兴邦,只有积极入世的儒学可以作为大一统封建国家的上层建筑,但发展到北宋时期的儒学缺乏深刻的思辨性特点,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改造方能付之以使命。如何对儒学进行改造,唐代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给宋代思想家尤其是二程朱熹提供了很好的思维范式。佛学的思辨性和儒家的性理相结合,是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获得新生的契机,所以程朱借鉴了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方法,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建构了庞大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理学。因此,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思想不仅对唐代儒学的复兴起了极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对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发生起了开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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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立(1965-),男,河南商丘人,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经济政法系副教授,商丘师范学院炎黄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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