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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第二节》 
作者:[梁启超] 来源:[] 2008-05-01

第二节   奖励生产之政策

孔子日: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凡善言经济者,未有不首以生产为务者也。昧于经济学理者,往往以金银与富力为同物,汲汲焉思所以积之而奎其出。欧洲前代诸国,蹈此覆辙者,不知凡几也。管子则异是,其言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八观篇》)故管子之政策,惟藉金银以为操纵百货之具,而不肯牺牲国力以询金银。其最要者,则使全国之民,皆为生产者而已。故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轻重甲篇》)又曰:“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八观篇》)凡此皆以言夫生产之不可以不力也。

夫人生而有自利之心,有自利之心,则自能龟勉以从事生产,以养其欲而给其求。然则有国家者,似宜听民之自为,而无取諰諰(音shai)然代大匠斫(音zhuo)。此说也,实斯密氏一派所张皇以号于众者也。而管子则不谓尔,其言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篇》)又曰:“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乘马篇》)又曰:“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又曰:“不告之以时,则民不知;不道之以事,则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乘马篇》)又曰:“民欲逸而教之以劳,劳教定而国富。”(《侈靡篇》)盖管子之意,以为国家若不有道焉,以干涉之奖励之,则民或惰而不务生产;或务矣,而不知所以生产之道;或知其道矣,而为天然之不平等所限制,不能举自由竞争之实。是故非以国力行之,不为功也。

然则其奖励生产之道奈何?管子曰:

 《小问篇》: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五辅篇》: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

《牧民篇》: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瞻,则民营;文巧不禁,则民乃淫。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

《立政篇》: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日:沟读不遂于隘郭,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日: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日:六畜不育于家,瓜瓤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日:工事竟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

又:修火宪,敬山泽林教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读,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粉(扶门反)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晓,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所,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五辅篇》: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墙,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肢沟,决潘堵,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

《八观篇》: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晓。以人狠计其野(狠,众也,以人众之多少计其野之广狭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日: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荐,茂草也)。山泽虽广,草木不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征赋),闭货之门也。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日: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日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无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痔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w子矣。故日: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地泽虽博,鱼鳖虽多,同署必有正。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日: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

以上所举,实管子奖励生产政策之一斑也。其大旨主于尽地利劝农事,与寻常政家之论旨无以异,但其条理极详密耳。夫农为百业之本,无论何国,皆宜重之。况我国为天然农国者哉?虽然,管子非如极端之重农主义,以农业为国民独一无二之职业,宁牺牲他业以行过度之保护者也。通《管子》全书,其言奖励工业者,不可枚举(《轻重》诸篇,其文极多,避繁不录)。而商业又其所最重也,其言曰:“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关者,诸侯之瞰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问篇》)又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乘马篇》)又日:‘一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侈靡篇》。按:本,谓农也,二有商然后可以劝农也)盖管子未尝轻商也,而其政策在以商业操纵天下,故不欲使私人得专其利。此实管子一种奇异之政策,而与今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有极相类者,次节别论之。

管子言“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可谓名言。商业为社会所不可缺,然不能谓之为生产事业。全社会之富量,不以商业之有无盛衰为增减也。此义近儒菲里坡维治最能言之,足正斯密之误。

桓公问管子曰:“无可以为有,贫可以为富乎?”管子日:“举国而一则无货,举国而十则有百。吾将以徐疾御之。”(《轻重丁篇》)此其所以神其用者,则商业也。《五辅篇》云:“发伏利,输滞积。”明乎“发伏利”之义,则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备矣;明乎“输滞积”之义,则商业政策备矣。此所以能以无为有,以贫为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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