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法治与人民

无论何种之国家，必以人民为统治之客体。故法治之效力，其所及者则人民也。管子以齐其民、一其民为治国之首务，故必以法部勒之。其所持之理由，既如前述。然昧者犹或以刍狗其民为疑。此于政治之原理，有所未莹也。管子屡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七法篇》《法法篇》凡三见。）夫立法凡所以保民也，而谓爱民不如其爱法者何也？盖爱民者莫如使之辑和于内而竞胜于外。辑和于内，则民无攘夺相杀之恐，得以安其居乐其业，而生事日以丰矣。竞胜于外，则民之所凭藉以自保自养者，不致为人所蹂躏，而有百世之安矣！此两者，国家之所当常务也。

管子乃言曰：“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中略）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钱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法法篇》）此言可谓知本矣。盖爱民之效，莫急于使其父母妻子得完安于内；而欲其完安，则非进无敌、退有功焉不可也。欲其有功而无敌，非民皆为用焉不可也。欲民皆为用，非法必立、令必行焉不可也。故曰法者民之父母也．夫孰知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之正以行其爱也？管子又言日：“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白心篇》）夫法治之目的、凡以使百姓被其利而已。

是故管子之教，法令不立则已，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令一布而不听者存”（《法禁篇》），管子以为是取亡之道也“令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重令篇》），又管子所不许也。管子肪列圣王所禁者数十事（《法禁篇》），有一于此，罚所必及也。而有罪而赦，又管子所最不取也。其言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法法篇》）“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牧民篇》） “有过不赦，有善不遗。”（《法法篇》）此管子最要之训条，而法治之精神，亦尽于是矣！

夫管子所以齗齗（音yin）谨是者，非好为操切也，凡以示信于人民而已。故曰：“信之谓圣。”（《四时篇》）又曰：“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禁藏篇》）又曰：“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法法篇》）夫国家而不能得信用于其民，则统治权将不可复施，此管子所为兢兢也。

虽然，管子者，非滥用国家之威权，而以压制人民为事者也。故其言曰：

（《法法篇》）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日求，二日禁，三日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陵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何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日：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

由此观之，则管子之不肯滥用法权，可以见矣。古人有言：轻诺者必寡信。夫惟期于必信者，故不得不于诺之始焉慎之也。管子之法，期以必行，故法权愈不得而滥用也。故政策未定而孟浪设施，以致终不能举综核之实者，法家所大禁也。呜呼！可以鉴矣。

管子之政术，虽主干涉而不主放任，然必于其可涉者而始干涉之，非苟焉已也一故发令之权，虽操诸君主，而立法之业，必揆诸人民其言曰：“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以五辅篇》）又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牧民篇》）夫管子所以能行干涉政略而有效者，皆恃此道也既以顺民心、使民得所欲为目的，而欲达此目的，其道何由？管子之论道也，日：“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一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九守篇》）其论政曰：“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君臣篇上》）呜呼！吾读此而信孔子之以“如其仁如其仁”誉管子，为不虚矣！如《君臣篇》所言，则今世立宪政治之大义所从出也。人民个人之意志，必须服从于国家之意志；而国家之意志，则舍人民全体之意志，无由见也。此国会政治所由成立一也。夫人民同是人民也，何以一旦聚诸国会而以神圣视之也？以人民者，别而听之虽愚，合而听之则圣也。能合民而听之，则与民为一体之实，真克举矣。国会之为物，虽未能产于管子之时代乎，然其精神则固已具矣！

抑管子之所设施，尤有与今世之国会极相近者。《桓公问篇》云：

 桓公问管子日：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为之有道乎？对日：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桓公日：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日：名日啧室之议。

啧室之议者，人民监督政府之一机关也。此机关在当时果曾设立与否？今不可考。其内容组织若何？今更不可考。而要之管子深明此义而曾倡此论，则章章矣。

人民之监督政府，管子所认为神圣而不可侵犯者也：其言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无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小称篇》）“桓公日：‘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小问篇》）

由此观之，则管子之所以尊民权者，可见矣！由前之说，则是立法之事业，与民共之也；由后之说，则是行政之责任，惟民监之也。夫今世所谓立宪政治者，其重要之精神，具于是矣！后世不察，徒以其主张严刑峻法之故，而指其言为司空城坦书与李斯之《督责论》，同类而并笑之。是得为知管子矣乎？

难者曰：据吾子所称引，管子既以法峻治其民，丝毫不肯假借；而又敬畏其民，谓为神圣不可侵犯。此二义者得无相冲突乎？应之曰：不然。其所峻治者，人民之个人也；其所敬畏者，人民之全体也。夫人民之在国家也，常具两种资格：一日为国家分子之资格，谓相结集以组成国家也；二曰为国家机关之资格，谓从法律所规定而构成国家之一种机关也（如任国会议员及选举国会议员皆是）。当其为国家分子也，则受统治权之支配者也；当其为国家之机关也，则执行统治权之一部者也。惟其受统治权之支配也，故奉法而不容假借；惟其行统治权之一部也，故神圣而不可侵犯。夫今世之立宪国，则孰不神圣其民者？抑又易尝以神圣之故，而谓奉法可以假借也？夫管子之法治精神，亦若是则已耳！而何冲突之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