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经济学家”
在我的文章中经常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有人觉得太偏激了。其实这只是我的一种说话风格。我的意思并不是真地说那些大学教授级的人物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真是那样的话,我也太不自量力了。而是我认为经济研究必然涉及与现代工业相关的诸多学科,而在这方面,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与日本的同行有着很大的差距。
我刚开始研究经济时,也经常拜读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大作,总觉得他们的逻辑不通,但错在哪也搞不清。到日本来一看,看看人家博士水准的经济论文、书籍就是与中国的不同。什么地方不同呢?其实就一条——数学知识。
小学生只学过算术,学会四则运算,然后做应用题。我小时候解应用题实际很多是经济学问题。如有多少贫农,打了多少粮食,交租子交了多少,自己还剩多少。基本上就是此类问题,用算术四则运算就可以解决了。大家不妨仔细看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论文,要么没有用数学,要么用了数学知识也就是四则运算。
当然研究小农经济,制定刷盘子的政策,用四则运算也就够了。如调动人的积极性,多刷几个盘子或多刨几亩地,把钱攒起来,多少年后可以成财主。比如2005年度的《中国现代化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中国相当于100年前的美国、50年前的日本”。也不问问50年前的日本是个什么状态,中国经过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只相当于日本战后水平,这说明了什么?然后用小学程度的四则运算计算出,中国年均GDP增长多少,发达国家年均GDP增长多少,到2080年中国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中国正走在和平崛起的光辉道路上。也不问问80年时间会发生多少事,苏联建立、勃兴、崩溃不过70年,日本战后的高度成长不过才18年,现在还遭遇了10年的经济停滞。但是这些变数报告中全然不问。
对于现代工业社会,小学文化程度的四则运算远远不够。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工业,工业实际就是机器的问题,开始研究以前需要对各门类的专业知识有基本了解,知道各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运转的。还有一个是社会,要对人群进行研究。进行以上研究,需要高层次的数学知识和广博的物理、化学、工程学知识。对此,四则运算当然是不够的。
要研究人群,必须懂数理统计、概率论、误差分析等。如研究农业问题,要有营养学知识,如人的身高体重及身体体质状况,然后从大量统计资料中找规律。研究工业则更加复杂,毕竟机器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需要各门类专业知识。数学知识要求尤其高,如高次方程、微积分、线性代数、指数对数、集合论……数也数不清。说来惭愧,我才疏学浅,数学没有学好,许多都还给老师了,所以看许多日本学者的论文还很吃力,看的过程中还得重新捡起来。幸好小时候自己动手做了不少模型,涉及很多门类的专业知识,材料、机械、电子……要不就彻底看不懂了。
有读者提出异议了,说“不对”:中国的经济学专业开设了很多高等数学的课程,主流经济学大师还能用高深的数学理论证明制度问题。但问题是这些数学知识与实际的现代工业社会完全没有关系,做出的结论既适合动物世界,也适合农业——手工业时代,总之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实践中运用所学到的数学知识,不知道如何把数学和庞杂的现代工业体系集合起来。其实,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可能知道一些高等数学知识,然后运用这些知识去证明永动机的存在和哥徳巴赫猜想。
比如张维迎先生,特别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赞赏,茅于轼老先生甚至认为张维迎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企业的企业家》一书,据说是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间最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张维迎先生在其大作《企业的企业家》(注明版本)P139页中用数学公式论证出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某一常数的企业家。张维迎先生对这个关键命题的论证过程和结论,曾经叫主流经济学家张曙光大为激动,说张维迎先生科学地解释了“有恒产者有恒心”,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先不论他给的公式是否合乎现实(实际也就小学文化程度的算术),就这公式本身,别人也会得出与他结论完全相反的计算结果。以数学的“科学面目”去支持自己主要结论的张维迎先生,张维迎先生随后的重要推导和结论都不能成立。其实数学本身不是科学,中世纪时曾经有人用严密数学证明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
主流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则是另一类典型,被主流经济学界称为泰山北斗,数学水平是很高,能够写高深的让人看不懂的论文。但林毅夫先生似乎对现代工业生产一无所知,不知道如何用高等数学去描述现代工业社会,于是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就成了隔靴搔痒之作。他也很有证据:中国的纺织、彩电、汽车、钢铁、造船,不都是这么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升级了吗?但实际情况是,中国自己的产业链全线崩溃,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急速低落,只是一个刷盘子装配工的角色。上世纪20年代中国也曾经组装过万吨巨轮,抗战时却需要拿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一边是小学程度的现代工业知识,一边是博士水平。制定出的政策可想而知,中日两国为什么从19世纪几乎相同的起点,到现在会这么不同?从经济学家的论述可见一斑。
“可重复、可检验”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与多位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讨论后,我发现,他们虽然拥有博士硕士等许多吓人的头衔,甚至还自称“有很强的背景”,但是越来越令我失望。我甚至觉得,连“小学文化程度”这么刻薄的说法,也已经不能准确评价他们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掌握了什么高深的数学知识,而是他们连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隐藏的简单真理都忘记了。
话说有两个旷世奇才的裁缝,会织非常漂亮的布,做非常漂亮的衣服。这衣服还有奇妙的特性,愚蠢和不称职的人看不见。一位伟大的皇帝非常喜欢漂亮的衣服,花重金请这两个裁缝织布做衣,还时不时派德高望重的大臣去视察进度。德高望重的大臣由于聪明和称职,对布和衣服赞不绝口:好,就是好,就是好!后来皇帝穿着这漂亮的新衣举行盛装游行,结果一个愚蠢和不称职的小孩喊:皇帝什么也没有穿!
这则童话用通俗活泼的语言,揭示了“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可重复、可检验特性。无论是谁,无论聪明愚蠢或称不称职,都能够按照一样的检验方法、操作步骤、判断标准去检验事物,得到一样的结论。
为了实现这个“可重复、可检验”目标,需要定义检验手段、检验方法、步骤和最后的判断基准,这些统称为检验标准。在特定的检验标准下,客观事物是可以被重复被检验的,无论是否聪明和称职。
存在客观的检验标准,但科学不可能知道这个客观的检验标准,而是通过大量主观的检验标准去逼近客观的检验标准,所有的检验标准都是人为主观定义的。由于检验标准是主观定义的,并不一定能客观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全貌。就比如瞎子摸象,虽然瞎子们用各自角度探查的结果是“可重复、可检验”的,但却不是客观事物——大象的正确描述。为了克服瞎子摸象,科学非常鼓励提出新的检验标准,用新的角度去探查事物,让大量的检验标准去相互斗争、相互借鉴和提高,去逼近客观的检验标准。这也就是标准争夺问题。能对同一事物进行“可重复、可检验”描述的科学理论不少,最终哪种科学理论能胜出,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理论呢?这最终取决于哪种理论的检验标准能更好地反映客观事物。
科学的“可重复、可检验”标准,实际比《皇帝的新衣》中的检验尺度放得更宽。《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用自己的眼睛去检验是否存在皇帝的新衣,科学只要求用自己定义的检验标准去检验客观的事物。比如《皇帝新衣》中,裁缝完全可以定义自己的检验方法,比如任何人戴一种特殊眼镜就可以看到,那么在科学上依然承认新衣的存在,实际上很多客观事物不是人的肉眼能够看到的。
“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石,但在中国,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或者是信仰主流经济学的人,几乎100%地把“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而我只有一个标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来自非经验世界的部分,逻辑必须是严格的;来自经验世界的部分,数字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我唯一相信的标准”;“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只属于自然科学,经济学是艺术,不需要检验,需要的是逻辑”;“科学的基础是数学...... ”;“而推理则不然,只要你的假设正确、推理过程符合逻辑学规则,你的结论就必定正确,也无需所谓实践的检验,这完全是逻辑学问题”……
这些话语出自主流经济学家及他们培养的泱泱学子之口,让人异常震惊。他们可以用几页纸,纸上谈兵严密逻辑证明某某模式最优,然后按照此模式改革。理论是不会错的,从西方学来的,逻辑推理又那么严密,结论怎么会有问题?出了问题总可以找到理由,或把责任往过去一推,或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
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结果都对。小鲜是什么?烹法是什么?如何判断是否烹好了?各人的领悟理解五花八门。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干脆不烹了,就这么吃吧。这是没有可检验和可证伪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的论断。
想起一个相声,说是找算命先生询问兄弟几人,算命先生回答:“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到底兄弟几人,只能去领悟,什么结果都对。这是不具有检验性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论断了。如果回答“兄弟3人”,就是科学论断。因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掰手指头数出来,是3人就是对的,不是就是错的。这就是科学理论的可检验和可证伪性,符合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算命先生是对个人,没有太大危害,但对国家民族呢?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难道是算命先生?
我们被告知原来穿的“衣服”——也就是原有的体制——陈旧了落后了不时髦了,需要一件新衣服新体制。穿上这件新衣服,建立了这个神奇的体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上天堂。但这个新衣服新体制是什么,如何知道是否建成了,现在建设的进度如何了,这些关于新衣服新体制的终极检验标准,分阶段检验标准统统没有,只知道要不断去“改”,不断去“革”。旧衣服旧体制被剥去了,技术力丧失了,感到瑟瑟发抖,但我们却穿着新衣服行进在和平崛起的光辉道路中。
从高喊“科学”口号的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科学”实际上还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这让中国如何发展!
“削现实适理论”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权威吴敬琏先生,前不久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授奖人表彰他对中国改革作出了杰出贡献。吴敬琏先生曾经于2002年4月28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代经济系列研讨会”首届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革成就与经济学进展》发言,后经作者重新整理而成。该文回顾了中国改革的历程。以下是相关部分,现一字不改地抄录如下:
“当经济学家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平台上就重大经济学问题取得共识,并以共同的努力来推进改革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易于获得顺利的推进。例如:
“(1)1985年9月初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有国际知名专家J·托宾、A·凯恩克劳斯、J·柯尔奈、W·布鲁斯、O·埃明格尔等参加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对于经济制度分类、宏观经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高质量的讨论。它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明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也为中国政府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2)1987年7月世界银行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和1994年有知名学者O·哈特、P·米尔格罗姆、R·麦金农、刘遵义、青木昌彦、N·拉迪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京伦会议”),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现代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西方通行的破产程序需要加以改进等等)并付诸实践还需假以时日,但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确立了基本的框架。
“(3)人们公认,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是改革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改革。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了执行方面的因素,一个重要原因,是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1993年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知名专家F·莫迪里亚尼、李国鼎、刘遵义等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的深入讨论和周密准备等。”
吴敬琏先生的此文很值得一读,它回顾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是如何一边读书,一边指导中国改革的历程的。洋理论当然假设正确,什么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推理过程符合逻辑学规则且非常严密;于是结论就必定正确,也就不需要所谓实践的检验。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指导中国改革的方法。生搬理论硬削现实,与理论的假设不合就要去改革现实,不知道实践检验在何处,完全没有科学精神。张维迎先生和林毅夫先生表面上是不知道如何用数学知识描述客观世界,本质上是因为“可重复、可检验”科学精神的缺失。
所以中国的改革现在进退维谷,越来越趋向理想化的市场经济,问题也越来越多。“那不是问题,至少不是严重问题,我们最不怕的就是问题”(樊刚语),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按照吴敬琏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实际中国经济的内核——技术力,已经被打断了脊梁。
百年“清流”一张嘴
在与主流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弟子们的讨论中,我发现“经济学不需要检验”是主流经济学界的基本常识。理由也很充分,经济太复杂,没有办法搞清内在规律,没有办法检验;经济现象还没有办法重复,所以不需要重复检验。
经济是超大型工程,对应的是整个国家社会。大工程往往只能建一次,必须成功,不能失败。没有完全相同的大工程,可以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可重复、可检验”。 那么科学家工程师们是怎么做的呢?
稍微大一点的工程,按照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不可能在纸上证明某某模式最优,应该按照此模式施工。首先,科学家工程师们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考察事物,也就是说尽量防止有什么问题没有考虑到,鼓励提出新的检验视角和方法。综合这些检验视角和方法,确定一套工程应该达到的各种参数指标,这些参数指标一定要量化,也就是说具备可检验性。即使是人的主观感受等主观指标,也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形式量化。建立一个评价函数,对需要达到的各种参数指标加权评估,评价达到什么样的指标为最优。
研究类似工程的历史,考察现有工程的利弊得失、经验教训,可以从中总结借鉴出多个工程方案。然后对这些方案分别建立模型,进行计算机仿真、模拟试验或者比例实验,测试理论计算有没有问题,并用评价函数评估各方案的优劣,从中选择最优方案进行工程实施。
模拟试验通过必须进行工程计划分阶段。把一个大工程分割成可以反馈调整的几个阶段。在每一阶段,要反馈检测与预期理论是否相合,做及时调整。任何不能划分可测试阶段的工程都不能上马。大工程建完后才发现问题,那不叫工程反馈,而是赌博。不能反馈调整的阶段划分不能叫工程的划分。
由于工程的依据是从历史上类似工程中抽象总结出的近似模型,与现实环境和条件存在差异甚至大相径庭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不断进行定量检测反馈,发现与预期理论不合,及时找出原因及时调整。 即使如此严格的工程操作,人类历史上还有无数的工程灾难。
工程上这四个步骤的划分,是经历无数失败得来的。科学家工程师们从来就认为自己掌握的理论不是终极真理,需要在不断“可重复、可检验”中进行修正完善提高。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全凭一张嘴,工程四步中哪一步也没有做。所谓的专家论证与中国千百年来的清流清议没有任何区别,引经据典而已。正因为这样,工人下岗结束了,才发现社会问题严重(不说别的,分阶段反馈在哪里?)。正是没有科学的精神,工程的思维,没有量化的概念,养成了中国文人们阉割西方理论的癖好,把西方理论之根—— “可重复、可检验”科学精神给阉割了。而社会科学的不成熟性无异于给他们提供了乐园。
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神”
中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主流经济学家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本身是一个“神”,于是我们不知道自由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检验它是否建成了,现在建设进度如何了。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就是公平、公正、合理……(此处略去赞美的词汇若干)。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就是人为、扭曲、畸形……(这里也略去谩骂的词汇若干)。既然是“神”,当然是不能批判和动摇的,要是有谁对自由市场经济大不敬,根本就没有对改革进程发言的权利。改革见成效了,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好,是“神”的功劳。遇到问题和挫折,是因为体制问题,是因为改革者心还不够诚,向自由市场靠得还不够紧。实在不行还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计划经济遗毒,即中国经济有原罪。
其实科学也是宗教,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也是不能动摇的“神”,与其它“神”的行事逻辑完全一样。成功了是因为科学精神,失败了是因为对科学精神不够虔诚。或是因为原来的基础不好,即有原罪。或失败乃成功之母,即将来可以上天堂。在信仰的层面,科学与其它宗教是平等的,不歧视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绝对不歧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顶礼膜拜。只是,我坚信,向其他神顶礼膜拜或许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宁(无论之前做了多么丑恶的事),但若想国家富强,还是应该崇拜科学精神好。
日本经济经历了10年停滞,也在大嚷构造改革,但只是嚷而已。改革步履维艰,一步三回头,时而民营化,时而又实质国有化。日本式的大锅饭讲究终身雇佣,论资排辈,刚刚要打破,现在又重新捡起来。在外人眼中,日本的改革完全找不到方向感,市场?计划?放松管制?加强政府主导?一时间缤缤纷纷,如同蜻蜓点水,进一步可能退两步。学界的著述也是非常乱的,找不到头绪。但我突然读懂了日本构造改革的指导神是谁——科学精神。就象做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型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也会经常找不到方向感,这个时候宁可等,不断对各种方法进行测试和评估,在不断尝试中找到方向。如果简单地相信市场经济或是其他的神灵,按神的意思开工赶时间,大厦可能会自然崩溃,或被迫自己用炸药炸掉危楼。
日本学者的论述中,经常出现“改恶”一词,意思说现在的这种改革比原来的还差,需要回头,没有任何一种改革方案是先验正确的。经过各种试验和讨论,现在日本改革的方向感逐渐清晰了,日本学者近期的著书立说也逐渐表达出了这个相对一致的意见:日本的金融是脆弱的,根本原因是在这个强权世界上,操纵金融、造成金融风波的最大因素是政治军事,而日本政治军事腿软,无论怎么改革,金融都不会健康。于是日本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体系,要做正常国家,不过日本重新政治军事化要受到美国限制,于是日本官僚就缓慢但坚实地推进这个计划。近期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海外驻军,开发间谍卫星、卫星返回技术、大型运输机、准航母都是这个国策的结果。
强化科技立国(加强科技基础),加强产官学提携(大企业集团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大学与企业互相配合),政府加强对新技术、新领域的投入和补助。这是日本一直在做的几项不显眼的改革计划。现在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了,经济复苏是不是确实,还有待观察,但这次经济复苏与上世纪90年代的短命的经济复苏有个显著不同,这次复苏的基础是技术水平的突破,如数字家电、燃料电池、电子标签等,有坚实的技术储备。
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日本经济界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组立工业,从事研发和部品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国际间。比如,日本生产先进的材料和关键部件,运到韩国进行初步组装,再运到中国装配成最终产品,最后成品运回日本消费。现在这种趋势很明显,在日本最大的电器街秋叶原,给人的感觉大多数电器是中国制造的,但确切的说法是中国组装的。日本产的很少,即使有,也会用“国产”大号招牌标明。当然中国在食物链的底端,干得最多,得到的最少,是“革命的老黄牛”,为全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古老神灵和巫术没有斗过洋枪洋炮。现在,中国从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引进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位“洋神”。在“洋神”的指导下,中国会不会走向现代化,“洋神”能不能打败科学精神,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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