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刻苦与受苦是不能混淆的;毛时代的人是又轻松、又不轻松。如果所在单位头头一身正气,为人公道,处处能以身作则,象焦裕碌,象王进喜,象当今南街村和华西村集体化共同富裕道路的村书记,下面人就会玩命干,艰苦奋斗,流血流汗,极少有人会偷懒图舒服。本人在中国国企十九年工作经历中,只要是摊上“好领导”的时候,出力卖命的自觉性,绝对不低于移民加拿大以后因害怕被老板淘汰的而不得不辛苦卖命的程度!区别仅在于,前一种苦干,是我甘心情愿地,心里很痛快;不是被老板有意设置的“同行必斗”之竞争格局和高压环境逼出来的,根本不害怕不担心有哪个老板觉得本人被榨油量不足而来敲掉我的饭碗。在1976年之前在中国企业上班当个汽车修理工,我可以畅怀哈哈大笑,能敲掉我饭碗的老板,早被毛领导的、震撼世界的伟大中国革命,给彻底干掉了!所以当年绝大多数工人从心地里拥护感激毛,不是没理由的。有,而且是挺自私自利挺精打细算的理由!
中国产品如今以超低价格行销全球,我这个既当过工人、又当过外贸业务经理的北美购买者,每去“一元店”看到那么廉价的中国货,鼓吹“融入资本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们可以觉得骄傲、甚至自我夸耀,甚至竟然拿来作教育开导或批驳人的资料,我心里却好象在滴血!我又记起了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中那些四面八方插入祖国母亲躯体上疯狂吸血的一根根硕大抽血管!这些血管的一端,是西方资本财团经理阶层日收万金却给雇员以他们收入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薪金,同时又不必担心工薪阶级不满造反――感谢中国当局超低价格出卖资源、出卖劳力的鼓励出口路线,北美工薪阶级每一块可怜巴巴的加元美元,却能购取那么多价廉物美中国制造商品,因而可以维持比第三世界阶级兄弟姐妹们“幸福”好几倍的生活水准!
而血管的另一端,则是中文网上广为流传的那些令人心碎的悲惨童工故事和 “血汗工厂”罪恶血腥!任何一个不乏起码经济常识和社会良知的中国人,可以不谈高深理论,搁置原有观点分歧,就摸着自己一颗中国人的良心,观察思考一下无数多伦多大陆移民天天能够看到的简单现象和不争事实:1989年我刚到多伦多时,675克的面包是$0.69,四升牛奶记得是$1.59。现在价格是多少?起码翻了一倍。可是走到“一元店”里看看那些中国货的价格,十多年来不仅一分钱不涨,还变得更加廉价!以前一元钱买一把起子,现在可以买一套!更使人难以忍受的巨大荒谬和反常是,绝大多数美国电影最新正版碟片售价20加元以上,而从中国进口之影碟机最低价格竟然不到20加元!这类令人惊诧发人深省的对比,背后到底包含了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路线和幕后利益推动,导致了诸如此类中国人民“每年向美国消费者补贴一千亿美元(见多伦多《大中报》2007年5月28日最新披露)”之惊人杀贫济富结果?有谁仔细想过?
这十几年中,亲眼目睹和经受了美加本地日常消费(食)品累计涨价100%以上的总幅度;但是加国美国最低工资总共可怜巴巴地增加了百分之几?他们全靠什么生存下来的啊?——全靠中国人民的血汗!!!
如果用我们所熟悉的“剩余价值”理论来看,很显然,当年马克思所总结的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关系,在“全球化”的口号下,已经扩展为世界范围内的疯狂剥削、压榨和掠夺!而我们十几亿非常不幸的中国同胞,本人原来所属中国大陆工人阶级群体中绝大多数的父老兄弟姐妹,恰恰处于这不公正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被剥削、被压榨、被掠夺的一端!
有人说:中国只要有“独立工会”就会有助于减少“血汗工厂”。 这种“解决办法”真实行起来,充其量,不过进一步压榨一下盈利率本来就很可怜的中国资本家。试想一个影碟机在加拿大零售市场只卖19.99加元,以本人前外贸业务经理的实务经验估算:去掉零售商、批发商(或加进口商)、海运保险和出口商的层层利润分肥,影碟机厂老板能分到3-5个加元吗?扣掉各类材料成本、管理费用和固定资产折旧,能有多少余地留下满足“工会提薪”要求?
常有网友责问我为何“赖”在加拿大。鉴于这类小右理解能力实在太差劲,我一直懒得回答。今天不妨结合上述主题披露一下我的内心想法之一:在上述既定格局暂时无法打破之情况下,我不仅觉得自己,而且真希望看到大多数中国同伴,都能移民进入这一世界利益分配格局的优势一端,分享他们理所当然有权分享的“一杯羹”。
我很理解某些中国“改革开放”铁杆支持拥护者的心理;本人当年不也当过不遗余力向国内青年们狂热鼓吹“改革开放”路线的右派“启蒙人士”吗?只有经过这十几年思想视野空前扩大的个人社会经历外加系统观察、分析和思考,才发觉自己原有的、站在右翼立场上的忧国忧民之心,其前提充满了偏差、谬误和政治偏见。毛时代的伟大和历史性光荣,在于毛独创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又不同西方对外经济掠夺型发展路线的最新人类发展轨道,最最切合广大“下等人”利益而不利于中国“上等人”利益的独特发展道路。正因为此,他的思想和实践,才能在西方世界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引起那么强烈的兴奋激动和具有那么巨大的感召力!毛泽东逝世时,全世界各类头面人物不分阶级对立政治分野,对毛的评价之高,恐怕是中国今后任何一代领导人均无法超越的了!
而我单凭自己的感受,觉得毛的一大功绩,就是针对西方社会人与人、同事与同事、企业与企业之间象乌眼鸡那样以邻为壑、明争暗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铁则的制导摆布下,一个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兽化”现象和宿命,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从而能够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在处于类似“人家有洋枪洋炮,我们只有大刀长矛”之劣势条件下,先后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把美帝纸老虎的真相一戳一个大窟窿。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毛时代就不重视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力量。事实上,任何人只要愿意作一些客观认真的资料收集和调查分析,将不难发现:中国在科技和军事领域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差距,从1949年到1976年是步步逼近,而从1976年到2004年,差距反而显著拉大了。
毛时代讲“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家凭自身经历,没有理由不相信。我总记得:文革开始时那一年,我老家那条街拥有自行车的,没几户人家。隔壁邻居同龄孩子因为妈在上海纺织厂做工工资高,他就不仅有很多玩具,而且能在“三角档”里踩着他爹的自行车的脚蹬,经常在街上来回兜风炫耀,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羡慕。
可是过了1970年,1971年,我家兄弟姐妹五个,每人都有自己的一辆自行车,我第二年还有了手表(那时学徒工资第一年每月14元,第二年18元)。然后收录机,缝纫机之类“五大件”,六十年代初不敢想象的东西,短短几年就全有了!到1976年毛逝世前后,我家就有了我弟弟自己装配的电视机,我舅舅家和村上一半人家,都已新建了楼房(有无锡老乡者可去无锡县东北塘公社严埭大队尤巷小队查验核对)。
我常在想,从1966年到1976年我所亲历的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如果持续到今天,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应该跟南街村华西村都差不多了吧。用同样的速度对比从1976年到2004年这近30年,中国普通工农家庭生活提高程度又怎么样呢?
如果运气好,家里没人轮上下岗失业或重病缠身陷入“医院无底洞”,除了从一周吃一顿肉(文革时期本人家中伙食就是这景况)到天天有肉吃,还有电视看,还有冰箱(少数人家还有空调)外,到底还有多大改变呢?
更大的更触目惊心的改变,也不是一点没有。1995年我回国探亲时,蓦然发现我老家一条街上好多邻居已进不起(门票从一毛上生到十元二十元的)电影院和公园了。再过了几年,读到国内某一官方报道中国竟然有80%人家不敢上医院看不起病了!再过一两年,有关普通工农家庭子女上学难、上不起大学的新闻和引发的悲惨故事,已经不成其为新闻和已经感觉不到悲惨的味道了。
更为叫人吃惊的是:面对大量民族工业科技开发力量被挤垮,农业陷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之“三农”困境,军事上仍然停留在毛时代的“两弹一星”踏步不前,“四个现代化”也干脆不敢提了!
面对这些事实和现实,每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对生养自己的民族和人民还有一份感情的话,为何就不能离开主流媒体宣传的一片大好形势,跳出“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思想灌输,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反过来考虑一下,中国这些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国内一些自由派朋友老把“政治改革不配套”,作为造成中国目前恶劣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根源。但当我反问他们:如果一开始就全面配套革掉中共的“一党专制”,能够确保“改革者”占尽好处的“改革开放”动力哪里来?一年六万起所谓“群体事件”靠谁来应付“化解”?剥夺了“一党专制”下高度集中的巨大权力和政治能量,谁能压制十几亿底层民众的利益愿望强行推动三十多年两极分化路线?没一个人,没一个人能够正面回答我的这类追问。
澳大利亚的杨小凯和清华大学秦晖有关“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的种种解释,无视每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必定要符合该国特定“路径依赖”和主客观条件限定之规律,纯属欺人之谈。 真正符合客观理性之分析要求的解释应该是:如果不以社会主义作对比参照,资本主义本身其实并无“好”与“坏”的区分,而只可能是:发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资本主义,自有美国或加拿大的资本主义特征;发生在中国或俄国的资本主义,则必然具有中国或俄国资本主义的特征。用美国或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完美成熟”,来为在中国资本主义的丑恶血腥作辩护,大谈特谈“应该是怎么样”而不敢谈论和勇敢批判否定“实际是怎么样”,强调黑乌鸦不是错,黑乌鸦没按照白乌鸦的高超理论要求洗白自己的羽毛才是错,真是非常地不严肃,一点学者认真探讨问题实质性原因的真诚都不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