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胄（680～633年），字玄胤，又字德罂，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人。性鲠直，有干才，对于律令法规和典章制度颇为通晓。隋朝大业末年，任门下录事，后又在越王杨侗处任给事郎。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下宇文化及所杀，留守东都洛阳的隋朝大将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为帝。次年春，王世充欲废帝自立，戴胄曾力谏劝阻之，王世充不听，并把他派出去任郑州长史，守卫虎牢。武德四年（621年）五月，秦王李世民率军攻克虎牢，戴胄被俘，李世民让他在秦府担任士曹参军。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戴胄为兵部郎中，封爵为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一职暂缺，太宗以为“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经过认真考虑，乃命公直执法的戴胄担任此职。一次，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太宗皇后之兄）被召，未解佩刀而径直入宫，违犯了“卫禁律”，监门校尉当时没有察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失职，罪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判徒刑一年，以罚铜20斤赎罪。太宗表示同意。而戴胄却反驳道：“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刀入内，同属一时疏忽所致。陛下若念无忌有功，从轻处置，那么，不是本官所能管得了的。如果依据法律来处理，仅仅罚铜20斤，恐怕未必合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而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可以不执行呢？”乃命重新议罪。封德彝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太宗欲从之。戴胄又说：“校尉因无忌而获罪，根据法律，处置应当从轻。至于说到他们的过错，其实是一样的。而现在这样的处理，一生一死，差别是如此之大。所以，我决然请求予以改判。”太宗于是免除了校尉的死罪。

    是年（贞观元年），戴胄升任尚书右丞，不久改任尚书左丞。当时尚书省不设尚书令，左仆射萧瑀免官，右仆射封德彝病卒，左、右仆射之职暂缺，政务全由戴胄和魏征两人处理。戴胄“处断明速”，繁杂的政务办理得果断而迅速，人们都认为，像这样称职的尚书左、右丞，从唐高祖以来，还是很少见的。未几，胄又兼领谏议大夫，与魏征轮流帮助太宗检点朝政之得失。

    鉴于往年遇到灾荒，都是由国家粮仓拨出粮食进行赈济，而国家粮仓所存粮食有限，远远解决不了问题。戴胄乃于贞观二年春上疏说道：“水旱之灾，历朝历代都在所难免。国家要有至少九年的粮食储备，这是《礼经》上所训诫的。如今正逢战乱之后，百姓流散，人口剧减，每年上缴的租粮，从未填满过国仓，而随即又须拿出来救济，仅仅够当年所用。倘若遇上大灾之年，用什么来赈济呢？所以隋代开皇年间立下制度，全国各级政府，层层储备粮食，名曰社仓，因而隋文帝时期，未曾发生过饥馑之事。到了隋炀帝大业中期，国库储粮不足，又取社仓之粮以补国用，于是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有鉴于此，臣建议上自朝中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每年秋粮下来，按耕种土地的多少交纳租粮，所交租粮，就地储备于义仓之中。”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同年四月，“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

    贞观初，“朝廷盛开选举”，大力选拔人才。太宗下令，如有假冒做官资历者，必须自首，否则处以死刑。当时有个任徐州司户参军的柳雄，伪造在隋官资被发觉。戴胄根据法律判其流放罪，并上奏太宗。太宗说：“我下令不自首者处死，你却判其流刑，这不是向天下显示说话不算数吗？你想要卖法么？”戴胄说：“陛下即刻杀掉那人，臣是管不了的。既然交付法司处理，臣不敢违犯法规。”太宗说：“你只管自己守法，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说：“法律是布告天下、取信于民的国家大法，皇上的话不过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气忿所说的话而杀人，这怎么可以呢？现在将案犯处之以法，这乃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顺从小忿而违背大信，臣实在为陛下惋惜啊！”太宗欣慰地说道：“朝廷执行法律有失，先生总是能够加以纠正，我还担忧什么呢？”像这类犯颜执法的事例还有很多，史称戴胄“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

    贞观三年，戴胄进拜吏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十二月，尚书右仆射杜如晦以疾罢相，临终前，他提议让戴胄掌管选拔任用官吏的吏部。太宗即于贞观四年二月命胄检校吏部尚书。戴胄为人虽忠正鲠直，秉公执法，很有干才，但他出身低微，“无学术”，不通经史。在吏部供职期间，“抑文雅而奖法吏”，对于有才学的文人学士，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意无意地压抑了他们；而司法方面的官吏，却往往得到他的奖进和重用，因而为“时议非之”。太宗只好免去他的检校吏部尚书之职，让其仍以吏部尚书参预朝政。不久，戴胄进爵为郡公。

    贞观五年九月，太宗命人修复仁寿宫，并更名为九成宫，接着又要修葺洛阳宫。戴胄上疏劝阻说：“陛下立国于暴隋之后，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国家得以安定，此大功大德，普天下之下谁不称赞呢！臣才识浅陋，但愿以区区之诚向皇上进言，陈述一下臣职分之内的事情。近见关中、山西一带，都在增置军队，富裕农家的丁壮，纷纷被征从军。修复九成宫时，又将剩余的男子役使殆尽。京城方圆两千里以内，壮年男子大都早已派给了司农寺和将作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还有遗留下来的丁壮，又能够征派得了多少呢？刚刚经历了战乱离散，民间户少人弱，一人从军服役，全家便会废于农事。从军者督促他们去打仗，服役者责求他们交送粮秣。一家之口尽力耕作，也大都难以维持生计。我担忧这样会引起天下百姓的怨仇。七月以来，雨水过多，河南、河北一带，田地低下，究竟能否获得好收成，还很难说。加上国家和军队之所需，都要取之于国库，上缴的绢布，每年均在百万匹以上。丁壮服役后既然已经所剩无几，而赋税不减，费用不止，国库是要空虚的。况且洛阳宫殿目下足以遮蔽风雨，待数年后修毕，也不能算晚。倘若一定要马上修好，恐怕是会使百姓们困扰不堪的。”太宗览奏，对戴胄甚为赞许，并对身边的侍臣说：“戴胄与我并无骨肉之亲，但他却始终以忠正公直砥砺自己的操行。其体察国事，情深意切；遇有紧要大事，无不上奏陈述申明。我进封他的官爵，是要酬报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啊。”

    贞观七年（633年）六月，戴胄病卒。太宗罢朝三日，为之举哀，并赠其尚书右仆射，追封为道国公，谥曰“忠”。又“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新唐书》本传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性坚正，干局明强，善簿最。隋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厚礼之。为越王侗给事郎。王世充谋篡，胄说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当社稷之任，与存与亡，正在今日。愿尊辅王室，拟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诡曰：“善。”俄肋九锡，胄又切谏，不纳。出为郑州长史，使与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为府士曹参军，封武昌县男。

七年，卒，帝为举哀，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诏有司为立庙。聘其女为道王妃。房玄龄、魏征与胄善，每至生平故处，辄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