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次国学思潮,第一次可以称为“国粹”思潮,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晚清时期,借引日本“国学”话语,以“反满革命”为鹄的,以“古学复兴”为旗帜,标揭以“国粹”凝聚“国魂”,激励“种姓”,提升“国德”,增进“爱国的热肠”,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国粹学报》(1905-1911)为主要舆论阵地。第二次可以名为“国故”思潮,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以来,呼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征。北京大学国学门(1922-1927)、清华研究院国学门(1925-1929)是为代表。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至今方兴未艾。
与前两次相比,这次思潮展现的无疑是现代化与传统性颉颃、人文性与市场化纠结、学术性与大众化并存的思想生态。其中,人文主义是其根本诉求。凸显了国学的人文性、大众化与市场化。一方面有国学教研机构的大量兴起,如高校与民间的国学院、国学所、国学班、国学课、国学讲座、书院、蒙馆、私塾 、淑女堂等;另一方面有国学媒介的大量出现,如国学网、国学博客、国学期刊、电视国学、手机国学、国学丛书、国学读本等;还有国学娱乐服务机构的出现,如各种国学俱乐部、国学夏令营等。媒体关于国学的激辩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国学话语广泛进入社会与思想的前沿与主流媒体。国学与儒学也经常胶结在一起。
在第三次国学思潮中,国学概念业已被大大拓宽与深化了。作为一个自近代以来就不断被演绎的开放性概念,如果说第一次国学思潮中的“国学”主要指“古学”(先秦诸子之学)或“国粹学”,而第二次国学思潮中的“国学”主要指“中国固有之学”或“国故学”,包括“国粹”与“国渣”,那么,在第三次国学思潮中,“国学”就演变成为一种“区域之学”,而不仅仅是“区域古典之学”,既包括古代中国文化(含学术),也包括近现代中国文化,还包括当今对它们的一种考据与诠释之学。这是一种“中国之学”而非“中国固有之学”的真正“大国学”概念。
从对国学的基本认识态度看,这次国学思潮流派纷纭,论战激烈。主要包括重倡派、反对派、缓行派、谨慎派、补充派、重估派等。重倡派与反对派都有一定的声势,但都有所偏激。前者往往倾向于夸大国学的功用,无视国学的负面,甚至走向了国学独尊(特别是“儒学独尊”)与国学救国(特别是“儒教救国”)的复古主义之路;后者往往倾向于完全抹杀中国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的价值,走向了本土文化虚无主义道路。缓行派与谨慎派则从当下国学运动的实际中存在的反现代化倾向出发,提出目前的任务主要是实现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命题。补充派与重估派则主张结合时代特点,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重估派尤其强调“重估”与“重构”、“多元”与“一体”、“传承”与“创造”、“主体”与“世界”的结合。而其中“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新中华文明的根本精神。
第三次国学思潮与前两次国学思潮发生的背景具有根本的差异,前两次国学思潮发生的时候,中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与小商品经济结合的前现代社会,而第三次国学思潮的高潮则深处于工业化中期与市场化的完善期,中国业已不可逆转地踏入现代工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轨道上。经过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突飞猛进,业已成为一个在国际事物与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了,但我们的文化与人文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不与之对称,人文的自主创新意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来看,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突显期”的经济社会结点上,需要深入通过多元化与各方面的综合平衡来调节。第三次国学思潮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展开的。
第三次国学思潮还没有消歇,仍然在展开之中,并且在实践方面力行。在中国深入迈向现代工业市场社会之际,第三次国学思潮以人文主义为诉求,期求重整传统人文资源,构建工业市场社会的新伦理规范,抚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紧张与焦虑,满足物质生活充裕外的精神疗养。传承并普及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广泛地激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兴趣与热爱,深化其认识,提高其认同,并树立良好的国家对外文化形象,借此提升国家软实力。这一切无疑是现时代之所需。据此,无论是从学术发展、人文熏育、文化创新,还是从身份标识、文化认同、国家软实力来看,国学的昌盛是必要的,第三次国学思潮仍将继续开展。
值得指出的是,第三次国学思潮中也出现了若干误区,若不加以矫正,不利于其健康发展。一是出现了提倡儒学独尊、儒教救国、读经救世等把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化、一元化和夸大化的错误;二是出现了不加区别地一概诋毁与排斥西方先进文化而崇尚本国传统文化的复古主义与闭关主义的不良倾向;三是在普及国学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其实用化与大众化而导致对国学的诸多歪曲。因此,必须以现代化的、开放的、多元的、发展的、自主创新的态度来对待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