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一曰杜康。(晋·江统《酒诰》)
近期在网络上浏览,看到多篇因文学上善饮英雄人物(如武松)或诗人(如李白),论及古代酿酒技术的文章,众口一词,都说他们喝的不过是类似今天米酒之类的东西。人们普遍相信,元代(1260—1368年)或者更晚,蒸馏法制酒(阿拉克酒)技术引进之前,古代中国不能生产出酒精度较高的白酒。
对这种观点,我一直持怀疑态度。
首先,唐诗中一些描写酒或饮酒的诗句,透露出那时候也有度数较高的酒。例如,杜甫的诗歌里就有“蜀酒浓无敌”、“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之类的诗句。唐宋人称酒的度数高低为浓淡。唐代成都是著名的产酒之地,从杜甫的诗句看,那里能生产度数比较高的酒。云安,即今天重庆市云阳县,所生产的“曲米春”酒,喝上一盏就能让人醉醺醺的,可见度数不低。独孤及、韩愈等人,也都有说到酒浓的诗句。独孤及有“把手贺疾间,举杯欣酒浓”,韩愈有“芳荼出蜀门,好酒浓且清”。
其次,唐诗中,屡见表现美酒好价的句子。例如,卢照邻的“金貂有时换美酒,玉麈但摇莫计钱”,王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李白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独孤及的“夜清酒浓人如玉,一斗何啻直十千”。米酒再好,一定不会贵到一斗万钱的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唐代诗人的作品中已经有明确说到烧酒(白酒)的。例如,白居易有“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有“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皮日休有“旧丝再上琴调晚,坏叶重烧酒暖迟”。专家说,这是唐代已经开始有小曲蒸馏酒(也就是烧酒)的证据。烧酒到了宋代,就跟今天一样,开始叫白酒了。苏东坡就有“白酒新开九酝”,“白酒无声滑泻油”等词句。
其实,早在唐代之前,《洛阳伽蓝记》中就记载了南北朝时期一则白酒醉人的动人故事:河东人刘白堕善于酿酒,六月以罂盛酒,放在太阳底下曝晒。经过十余天,味道愈加香美,能使人久醉不醒。士大夫将其视为馈赠亲友的最佳礼品,往往不远千里,互相赠送。因此被誉为“鹤觞”,或者“骑驴酒”。永熙(北魏孝武帝年号,公元532—534)年间,南青州刺史毛鸿宾携带这种酒赴任,路上被强盗抢劫。强盗饮酒之后,全体醉倒,因而全都被擒,于是取名“擒奸酒”。当时人就有这样的说法:“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但是,我把这些佐证跟一些朋友讲过之后,他们多说这些都是文学性描述,有夸张之嫌疑,不足为凭。
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于专家——跑到图书馆查阅专业书籍。
查过之后,我大喜过望:有专家说,早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晚期,中国就已经能够生产白酒(蒸馏酒或烈性酒)了。主要证据有如下四个:
一是在那之前,就已经有炼丹技术了。炼丹术士升炼水银的升华、蒸馏技术,可应用于其他可蒸物料,例如制酒用的粮食;
二是考古出土了东汉前期的蒸馏器。今天上海博物馆就收藏了一件汉代青铜蒸馏器,有专家用此青铜器做过多次试验,发现可制出20度以上的白酒;
三是四川新都县和彭县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酿酒图像砖。图像砖所反映的酿酒情形有类似于今天“天锅蒸馏法”和“按质摘酒”的手法;
四是汉代已经有把酒精作为燃料的记载。《后汉书·方术传》和葛洪《神仙传》都有这类记载。(以上参王有鹏的论文《我国蒸馏酒起源于东汉说》,收入中国酒文化研究论文集《水的外形、火的性格》,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可以燃烧的酒精都能造出来,生产高度饮料酒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最近,承两位师友告知,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记载说,当时就有一种酒,“一斗酒醉二十人”,“饮三升不用汤浇必死”。可见,酒精度是相当高的。
那么,为什么有不少人相信高度白酒是蒸馏法技术引进之后才能生产的呢?这很可能是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误导的结果,李时珍曾说过烧酒起源于元朝的话。
写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深意,一是想纠正一下身边若干朋友的偏见,他们总觉得什么先进技术都是要等到外国引进之后才有的;二是想要证明,饮酒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是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酒技术的。曹操、刘伶、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那么多的诗人成天陶醉其间的饮料,怎么可能只是米酒之类的东西呢!
此外,我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有这样的感慨:由于我们对于古代文明的了解是不充分的,古代文明常常被我们低估了。造酒问题,可以当作我这种感慨的一个例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