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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从翟玉忠《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谈起 
作者:[仲大军] 来源:[] 2007-05-01

新法家编者按:新法家并不反对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只是反对儒家以德生德,以德治国的人治。新法家主张以法生德,以德固法(教训成俗而刑罚省);儒家将中国拖入了黑暗时代,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全面解体——就像欧洲人不会将中世纪认为自己文明的核心一样,中国人也不应将儒家文明作为自己文明的核心!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针对翟玉忠先生的经济文章所写的政治文章,这是因为仲先生看到了古典经济学背后的政治环境。今天的经济活动内容比古代的复杂得多,但宗旨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古代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天下均衡,今天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个人牟利。因此,当今世界经济越发达,财富流向越不均匀,经济增长越快,贫困群体产生得越多。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另辟蹊径。接下来,仲先生更多论述的是中国现行政治模式潜在的危机,这种官僚政治如果延续下去,未来的后果必然如文中所说。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中国高层政治界关注,实际上这是中国民间智库向中国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建议和参考。]


仲大军:王权政治、官僚政治与民主政治之比较


   饶有兴趣地读完了翟玉忠先生写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这篇文章,一个年仅三十出头的青年学者写出这样学贯中西的大文章,确实了不得。作者向本民族的历史宝库中寻找知识和智慧,一反多年来我国学界压倒性的崇洋媚外风气,大胆地挑战外部话语霸权,因而取得了宝贵的发现和开创。

    但作者摆脱不了他这个年纪容易出现的特点:缺少宽容、包容与理解,倾向一端便不及其余,褒奖法家便把法家看得至高无上,贬低儒家,便把儒家说得一无是处。但此文毕竟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专制独裁的王权政治好,还是个人自由的民主政治好,还是既不王权也不民主的官僚政治好?

中国正在出现官僚政治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既不王权也不民主的官僚政治。这种介于新旧政治之间的政治模式实在值得分析研究。

    官僚政治的几个突出特点是政府利益板块化,官员群体结帮化,政府官员特权化,政治生活腐败化,中央最高领导权威削弱化。在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中央权威削弱化。中央权威的削弱意味着政令难以下达和贯彻,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挑战中央,致使高层发出的道道指令窒息在路途之中。

    这种危机更发生在中央高层内部,甚至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走不出中南海的大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领袖政治向集体政治的演变,最高国家元首逐渐丧失权力。如果这种政治模式在中国继续发生下去,未来出现的就是典型的诸侯政治和部门政治,地方割据和部门独立会愈演愈烈。那个时候,中国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纪律松弛、政令不一、尾大不掉的现象。

    中国正行进在政治变革的进程中。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结束了大清王朝的皇权政治,历经几次强人政治,又从这种领袖政治进入了一个集团政治时期。这种政治既不是皇权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我把这种政治暂时描述为官僚群体政治。请看当今的中国,权力和权威主要集中在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手中,伟大领袖的时代早已过去,集团政治、地方政治和部门政治代替了领袖政治。

    这种政治有什么问题和弊端?它与王权政治和民主政治有什么区别?下面让我们来一一分析。

政治权威丧失的危险:重新反思专制与独裁

    我认为在讨论官僚政治之前,要反思一下专制和独裁这样几个概念。之所以要反思独裁与专制这两个词,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独裁和专制,集体领导已经替代了个人独裁,制度专制已经替代了个人专制。

    在传统的认识中,凡是涉及到王权、独裁、专制这样的字眼都是令人厌恶和可恶的,但细细分析一下我国古代帝王社会,在个人领导的情况下,独裁又是不可避免的。当一群大臣围绕着一件事情说出一大堆方案时,必须有一个人拍板决定。并且,在王权政治下,帝王独裁的出发点往往都是为了一个好的目标,出自一个好的意愿,我们权且把这种独裁称为好的善意的独裁。

    个人独裁与集体举手表决孰优孰劣?现在也很难完全下结论。当碰上好的帝王或领导时,独断专行的独裁其效率往往比民主讨论高上多少倍,特别是能选择正确的决定。另外,在王权政治下,决策的过程也不乏民主。廷议就是充分的民主,让大臣七嘴八舌发表意见,最后由最高权威选择决定。象唐太宗,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进行民主讨论的。而只有在这种绝对的权威下,群臣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代出现魏征一类刚直不阿的诤臣,主要是因为有一位开明民主的皇帝李世民。当然遇到坏皇帝的时候,情况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总起来看,专制并不意味着不民主,善意的专制一般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专制和独裁前必然有充分的民主和集思广益。只有那些恶性的完全出于一己私利目的独裁才排斥正确的意见,压制民主,独断专横。而善意的独裁不但不排斥集体智慧,反而真正能发挥民主多谋的功能,同时又能祛除民主的优柔寡断,并克服大民主导致的多数人暴政之弊端。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大多数时期应当是善意的独裁和专制,很多帝王还是尽心尽力为天下着想的,这样的王权专制社会并非没有它的合理性。但真正影响独裁的是权威决策者的选择,古代的帝王都是靠农民起义打拼出来的,是靠自然竞争产生的,因此有着天然的优秀性。延续几代后,继承者素质蜕化,社会又要经过一场自然选择来诞生新的政治权威。

    民主政治是随时随地的选择政治权威,并且是通过选举的方法取得,民主政治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和平的、非流血的和非暴力的选举方式选拔政治领导人。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是不能通过选举的方法诞生政治管理者,由此导致政治领导者素质的低下,独裁专制往往不能做出正确和优秀的抉择。

    以国家大剧院方案一例,国内国外本来提供了那么多好的方案,而北京市的决策者们却选择了“圆顶坟包形”的法国人方案。决策者之所以能做出这样丑陋的抉择,原因就在于本身审美素质太差,是不称职的领导人和决策者,特别是没有进行民主举手表决。在领导人非民主选择诞生的时候,专制独裁是绝对的坏事。

    结论:今天的中国,既需要专制独裁,又需要民主选举,但世袭制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要扬弃世袭制下的专制独裁,引进民主选举后的专制独裁。

王权政治下的整体论和均衡思想

    翟文中引用的所有典籍都出自我国奴隶制的封建社会,尽管它是等级制社会的产物,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它处处体现着社会均衡发展的思想,比起今天残酷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来,在配置资源要素方面甚至要显得合理得多。

    独裁与专制下的王权政治有什么特点?我们会发现这种政治的最大特点是讲究整体论,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考虑问题越宏观,因此,中国古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多半是站在“天下”的高度进行思考的。这与现代西方的追求集团利益的民主政治、阶级政治有着显著的差别。

    现代西方政治的特点是,要么资产阶级专政,要么无产阶级专政,政治重心在社会集团之间摇来摆去。而王权政治的重心只有一个,永远是一个上天意志的代表者----皇帝。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出现的经济学思想也具有综合性、均衡性和平均主义特点。

    如果我们打开《周易》这本我国最早的政治学思想书,便会发现“损上益下,其道上行,损上益下,其道大光”这样的思想。打开《老子》,可以发现“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这样的理论。打开《论语》,可以发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样的主张。

    在管子的经济学著作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均平思想”。管子不仅从社会平等角度考虑问题,还从经济总量平衡角度思考问题,从经济资源合理配置角度思考问题。所有这些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都发现:一个社会只有在财富和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是合理的安定的社会。因此,中国文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牢牢地树立均衡的发展思路。这是与今天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大相径庭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思想。

    而在西方民主政治主导之下产生的经济学思想,不是倾向少数精英,极端的自由化,就是倾向平民大众,极端的平等平均化。至于说今天的中国,在官僚政治体制下所产生的经济学思想,只能是极大地向官僚精英利益倾斜。看看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便可以看出这种特点。

现代社会能否嫁接王权政治?

    这就使人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想法:好的王权专制社会的经济学思想是否比自由民主社会的经济学思想要好?至少它是一个追求资源均衡和财富平均的社会,而今天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至上的市场经济搞得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穷国和富国差距悬殊,资源浪费严重,残酷和无序的竞争使中国的资源大量外流,自由主义不过是特权腐败的代名词,这种发展模式不把中国糟蹋光不能住手。

    因此,当今的中国,多一点翟玉忠这样的学者,多一点反其道而行之,要比一味跟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好得多。

    王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天下政治,一个是党团政治或说社会利益集团政治。王权政治对社会整体利益思考较多,大事情由最高政治权威拍板,内部争执和冲突由最高权威来摆平。民主政治对个体利益集团考虑较多,政权往往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国家的内部争夺较激烈,各项决议需要集体投票通过。特别是当各派政治力量都失去了权威,便很容易出现相互混战、以私害公的局面。

    王权政治有两个优点,一是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权威,二是整体思想和天下思想。让我们来看帝王的权威,以清末立宪为例,1908年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对君权的描述是这样的:“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即使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修改过的清宪法还这样写道:“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政治。正是这种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使君王政治具有果断、高效、独裁等特点。

    第二,由于整个国家是皇家的,最高统治者总要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整体进行负责。因此,客观地遵循自然规律也成为统治者的法则。特别是在经济学思想上,能够从总量平衡角度进行资源方面的配置,从而获得更好的效益。

官僚政治的弊端?

    今天的中国政治既不是王权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涌现出一个越来越庞大和强大的党团政治或说官僚政治。这种政治既失去了王权政治独断专行、通观全局的优点,也缺乏民主政治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优点,所有的只是特权、瓜分与垄断。

    这种政治不伦不类,混沌而丑陋,说专制不专制,说独裁不独裁,说民主也不民主,除了虚伪,就是虚假。政治领导既无帝王的权威,也无民选的权威,在国家治理上只有依靠最下策的一种办法,那就是压制与禁锢。而在经济方面,经常出现瓜分与掠夺现象。

    因此,中国政治极需摆脱这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状态。政治其实并不怕独裁,好的政治家独裁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往往是正确的选择,而优柔寡断、粘粘乎乎的政治是最低效而糟糕的政治。对于今天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要么实行良性的王权政治,要么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而摸棱两可能是最糟糕的无权威政治状态。由于缺少大众民主的监督与制约,这种政治下的经济往往是群狼瓜分经济。

国际社会由于权威缺失正处在战国状态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权威缺失、多国混战的世界,对于今天的国际社会来说,最危险的就是缺少绝对的权威。联合国徒有虚名,美国一支独大,因此便出现了大国欺负和掠夺小国的现象,全球资源不平衡地向大国集中,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全球间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这种情况与当年我国的战国时代十分相似。各个国家只有工于心计地你争我夺。谁的胳膊粗谁说了算。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全球人类的均衡发展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假如中国的王权经济学思想运用到今天的世界,假如今天的世界被这样一种思想所主宰,有了一个世界整体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能便会是另一幅样子。因为只有有了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职业统治者,才能建立起整体发展思维,政府才不会被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把持,才能平衡集团利益之争,才会出现综合利益和均衡发展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王室的原因。

中国:徘徊在王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

    王权政治在中国已经永远地消失了,辛亥革命永远地结束了帝制。随之而来的是党群政治、领袖政治、集体政治和官僚集团政治。最高政治元首的权威在逐渐衰落,越是威权衰弱,国家政治越会陷入政令不行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令人不由得产生王权政治与民主政治孰优孰劣的想法。

    摆在中国面前的是这样几个选择,一个是传统的类似王权政治的一党专制的领袖政治,一个是多党的众说纷纭的社会利益集团政治,再就官僚集团政治。官僚政治是一种过渡,还是常态?现在未可得知。中国今后能否形成西方国家的总统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民主政治局面,是否能产生新的政治权威?还需要日后政治实践的观察。但目前看,中国今后最大的威胁可能是新的政治权威缺失,今天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很难出现威权主义的政治领袖。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种不能产生政治权威的政治状态中

所谓的集体领导,不过是阉割政治,

官僚政治不过是历史上宦官政治的再版,

    这就是正在成型的中国官僚政治。在这种政治模式下,所谓的集体领导,不过是阉割政治。它将窒息中国政治家的才能、个性和意志。它使国家元首的权威缺失、权力缺失,最终导致国家政治的孱弱和中央集权政治的衰弱。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种不能产生政治权威的政治状态中。因此,认真讨论国家元首政治权力的完整性十分必要。

    在这种官僚政治政体下,新政治领袖的产生将既不来源于民主社会,也不来源于老政治家权力的交接,而是来自官僚集团集体内部。这种政治在生态学上可被描述为群狼政治。它对未来的中国将产生什么影响?极其值得观察。它最危险的一个后果可能是国家政治孱弱,分裂,各自为政,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盛行。

    这种政治形态实际上隐含着潜在的危机!因此,对于中国政治来说,要么退回王权政治和领袖政治,要么进到民主政治和选举政治,只有这两种政治具备政治权威性。而官僚政治实质上是我国历史上的宦官政治的再版。

    最后提醒作者翟先生,中国后来选择了儒家,主要原因一是出自皇家集团的自私性,二是出于儒家的温和性和相对自由性。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处在严酷的行政法令之中,如果缺乏一点仁义道德,那样的社会就太丛林法则了。因此,作者要有理解力,最好看一看本人写的《蒋庆现象评论:儒学复兴的障碍是什么?》这篇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作者就会明白中国人在历史上的选择。

    概括起来,各家学说对于政治家来说,都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一个时期侧重一家学说,没有绝对好使的工具,政治家总是根据情况而选择。作者可能现在还没想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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