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已经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一面旗帜。最近他又高呼所谓中国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作出来的”。接着他就具体举出了例证,证明失业下岗的大多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主流经济学家已是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张五常的朋友在东莞开公司,希望给工人600元的工资。工人一半跑了。张五常义愤了:放着600元不要,还有脸喊穷!他的这种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哥们儿拉夫呢。
张五常口口声声市场经济,从亚当·斯密、弗里德曼,一直讲到邓小平。归根到底一句话:“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那么,我们就从这句话所揭示的理论讲起,帮助张五常理解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工人不愿意领他开的60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所谓“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段精彩的归纳: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把话说得再白一些,当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能立即从这种贡献中按正当比例分得“红利”,那么在利益的激发下,许多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造福于社会。如果取消这种红利,或者只奖赏很小的红利,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成比例,人们就宁愿闲着不干事。
这一理论,其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拥抱。他们认为企业家创业不容易,必须从他们的贡献中分得红利,否则就无法鼓励最优秀的人来当企业家。对此,我完全拥护。但是,下面就是我和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家改变了中国,小民百姓多属于每月薪水600元的跟从者。所谓“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回报率”的理论,只对企业家适用,对小民百姓则不适用。我则认为,同一理论,对任何人都适用。工人为什么从工厂跑掉?为什么日本、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不跑?因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厂上班,他们从中获得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接近。中国工人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话,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根本无法照顾家庭。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即对社会的贡献)相距太远,所以人家才会跑掉。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张五常这位自称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真搞不懂吗?
张五常还说:“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那么请问,现在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福利制度?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反垄断法?以美国这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福利最少,最讲究自由竞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医疗保健(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这三大“福利”,就占去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36%,达到1.2万亿美元,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相距不远。相比之下,在伊战打得正酣,军费猛增之时,国防开支才占政府财政的20%。最近众议院以315对11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要求在两年内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再看看反垄断法,从比尔·盖茨到希望互相就奖学金问题达成协议的大学,都要受之约束,接受调查。如果没有反垄断法,如果市场被几个像张五常那些只肯给工人600元月薪的朋友所垄断,还怎么自由竞争?
看看中国近1/4世纪的经济起飞:中国的财富翻了几倍,靠的是劳工们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但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劳工的血汗成就,不是企业家的创意成就。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现象。但是,这些为中国的经济奇迹立下首功的劳工们,“个人回报率”太低,权利太缺乏保障。这是中国当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两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最终不能靠几个暴发户,而必须靠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正当的回报。中国的经济起飞起点低,刚刚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对“个人回报”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愿意拿比别人更低的工资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搭了他们这种工作伦理的便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不能永远坐车不花钱。中国的百姓看到了身边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积累的财富。他们开始寻求自己正当的回报。像张五常这样的老爷们,该给自己的车夫付钱了!
(作者系旅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