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徐丛《周易正读》

    战国时代是乱世出人杰的时代，哲学思想十分活跃，诸子百家各有建树，其中以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学说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但孔子很“谦虚”，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就是说，他公开宣称自己讲述的都是当时的人普遍尊重的圣人学说，是周室祖先周公等人的古典，而不是自己的观点。果真如此吗？孔子整编了《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这六经的确都是古典，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他为什么要整理六经？又是如何整理的呢？我们来简单地分析一下，以帮助我们认清《易传》的实质。
 
六经中的《乐经》已经失传。《礼经》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只能照本宣科。其它四经孔子就不客气了。将古诗三千余篇裁剪为三百零五篇组成《诗经》，只选取了其原有的十分之一的内容，而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的﹕“取可施于礼义”者入选。说白了，就是断章取义，符合自己政治观点，有利于传抪儒家思想的诗选入，否则就删除。《尚书》在古代的篇数更多。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也就是说，古代君王所举行的大事都有详细的记载。而经孔子刪减，只取其中的数十篇编成《书经》。书中展示给人的也只是尧、舜、禹、成汤、周公等少数几位不论是在战国时的古人，还是在现代人的眼中，都不可思议地拿着王位到处送人的“白痴”圣人形象及事迹，以作为战国时期争权夺利者的榜样。被刪减的正常君王的事迹不知有多少，恐怕远大于《诗经》的比例。就这样大刀阔斧地刪减、拼贴、断章取义，孔子仍觉得不过瘾，不能尽兴，到晚年甚至违背自己“述而不作”的宣言，亲自写《春秋》。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当时的各国均有类似的史书，只是名称不一而已，如晋国史书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负责写作，忠实地记录本国君王的言行和有关的国家大事。为了记录的真实性，往往是两个史官寸步不离君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则故事说：成王年幼的时候，和叔虞开玩笑，把桐树叶削成珏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官在旁记下此事，同时请成王确定吉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于是，成王只得把叔虞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的祖先。

《史记·襄公二十五年》还有一则故事说：齐国大夫崔武子杀害了与自己的妻子棠姜私通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据实记下了这件事，写到：“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这个太史。古代的史官一般是世袭，兄死弟袭，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又将他杀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继续如此写，崔武子见他们宁死不屈，不畏权势，也只得作罢。

从这二段故事可知，史官记《春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而孔子从没有做过史官，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责任，更没有权利写《春秋》。但他为什么要写《春秋》，又是如何写的呢？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俱，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恒，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思是说，孔子写《春秋》只不过是以鲁国原有的史书为底本进行改编。原书是鲁国的史书，记实的写法，尊重事实，事件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但在孔子看来，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不符合周王室礼仪，孔子要将其改成依周王室礼仪应该成为的样子。譬如：楚国国君的实际地位是周王之下的“侯”，但他自称为“王”，孔子就将这个国君在书中的称呼一律贬称为“子”。“子”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地位较低者的称呼。又如：晋国国君晋文公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践土大会诸侯时，曾召周天子赴会。而孔子认为臣召君有违礼仪，故将这一事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的这次行动是自己巡视。孔子的写《春秋》就是这样按自己的意愿窜改历史。他的这种做法说得好听一点是幼稚，有如两个小学生吵架时，一个以“老子”自称，另一个则呼其为“孙子”一样。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强奸历史，有如一个本想要女孩的父亲强行给自己初生的儿子做变性手术。大概孔子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虽然是到了老来无人情的年龄，也还是说出了“丘窃取之矣”，“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的话。孔子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了，因为后世子孙大多是“知丘者”。司马迁就说﹕“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后世的儒家子孙一直如此引以为豪，而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到是没见到有几个惧的。孔子就是这样以严重歪曲历史的手法“述古”的。后人将其作法美其名曰：“托古改制”，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援《经》以为说”，就是拉大旗做虎皮，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抛开政治层面的问题不谈，仅仅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传《经》手法对中国古文化的破坏作用是难于估量的。

《周易》作为孔子“述古”的一张王牌，他老人家也是下了不小功夫的。司马迁说他：“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帛书《要》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周易》日夜不离其身，连穿书的绳子都翻断了多次，可见孔子为改编《周易》的确是下了一番大功夫。庆幸的是，孔子对《周易》本义没有完全读懂，所以，其解释也就成了一碗夹生饭。孔子临终之前为此深感遗憾，在《论语·述而》中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说：再增加我几年时间，从五十岁就开始学习《易》，对《易》的讲解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这句话，人们大都理解成，早点学《易》就可以纠正他自己行为上的过错。其实，人们犯大错误大多是在五十岁之前，孔子也说过：自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五十岁早就过了他犯大错的年龄阶段。他这里所说的“大过”实则是不满意自己对《周易》的解说，《易传》中所使用的大量疑惑词可以为他的这句话作注。他的确是没有完全读懂《周易》，大概正是他对《周易》的是懂非懂，才使他没有找到下剪刀的地方，从而使《周易》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但他及其学生们的改编大纲还是基本成形了，《文言传》的全部，《象传》的大部及其它各《传》中刻意宣扬伦理道德的内容大都属于此纲，也均是对经文的曲解。孔子自己已经对学生有交待，帛书《要》说：“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

《易传》对《周易》的曲解，易学界是清楚的。如《周易知识通览·易传》中说：“《易传》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刘大钧《周易传文白话解》中说﹕“《周易》经传毕竟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因而有着不同的特点，（一）、二者性质、功用不同，《周易》古经本为占筮之书，……然而《易传》则不同，它以解经为宗旨，通过解释《周易》而阐发自己的学说。《易传》从《周易》卦象及卦爻辞中引申出三才之道、道德修养、等级观念、一系列理论……。（二）二者成书所吸收的思想资料不同，《周易》卦爻辞主要来源于筮人对筮事的记录……而《易传》则不同，它是以儒家学说作为其主要思想营养，同时又杂取道家、阴阳家、名家等百家思想……。”他们的观点代表了易学界的基本看法，其中对《周易》的评价是十分错误的，但有关《易传》对《周易》的解释是援《经》以为说，是曲解经义以阐发自己的儒家学说的评论还是完全正确的。后人对《易传》的曲意解经大唱赞歌，无非有三个理由：一是对《周易》本义不了解而误认为《周易》是迷信的占筮书；二是因为《易传》的主要内容是教人学好；三是因为《易传》属于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被历史上的大多数统治者所利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大。我们不怀疑孔子的用心，也无意抵毁其学说对中国历史及文化的正面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巨大的负面效应。至少我们要清楚地看到，《易传》对《周易》的曲意解释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周易》、理解《周易》本义是非常有害的，为此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换句话说，要想读懂《周易》，必须排除《易传》中曲意解经的干扰。

《易传》虽然是孔子以解经为名而宣扬自己学说的书，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中很可能也包含了许多有关《周易》的正确信息。正如《春秋》虽然是被改编的历史，其中仍然包含了大量的历史真实信息一样。毕竟《易传》成书的时代，是《周易》从周王室流入民间的初期；毕竟《周易》的流传之初，大多由可能理解《周易》本义的史官讲解；毕竟孔子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而且在其定《经》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周易》也应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如果我们以此种认识来读《易传》，那么在剔出《易传》中占有极大比例的儒家学说及可能属于后人的篡改文章后，我们就可以将《易传》中保留下来的可能属于《周易》的原始信息归纳为如下四点：

1、《周易》是古人对天、地、人的规律的总结﹔

2、《周易》的创作目的是作为受教者的行为指南﹔

3、《周易》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以卦爻辞的内容指导人的思维和言说﹔以卦变的规律指导人们的行为﹔以卦象作为人们制作器物的依据﹔以占筮结果稳定疑惑不定者的心志；

4、《周易》的卦序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是作者对人事变化规律的演义。

以上特点基本上被《左传》《国语》中的有关记载所证实，所以，当我们剔出了占《易传》绝大部分的儒家学说的内容后，剩余的这些特性极有可能是符合《周易》本义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易传》中在提到《周易》时，均是仅写“《易》曰”，故有时可能是三《易》的概念，内容可能涉及到《连山易》和《归藏易》，譬如关于《周易》起源的问题。我们可以以这些被剥离掉儒家学说后的特点，作为一种最接近于《周易》本义的可能来带入对《周易》正文的研究中去，也可以将其视为一面镜子与另一面更明亮的镜子——《周易》原文一道放在这里，看后人是如何学《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