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量:136 发表日期:2006-4-3来源:江南都市报

　　浪迹浩瀚历史天涯，走遍乡村原野，在祠堂庙宇、碑碣铭文、荒山孤墓，从残缺的历史文献、典故旧事和老人的口述中，本报记者开始了漫长而且艰难的“江西历史文化名人故里行”。如果读者意犹未尽，便请你们和记者一道，在风檐之下、山水之间，陆续与江西的古人、异人、遗老僧人、诗人、艺术家、理学家们在日光月色里相见相晤，或高谈阔论，或击节叹赏……

　　真空盒里的《天工开物》

　　妩媚的桃花点缀着山野，奉新县宋埠牌楼村几幢明代的建筑和石坊立在阳光之下，悄悄呼吸着微风中油菜花的芳香。牌楼村是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的家乡，他的名著《天工开物》让世界看到了明代和之前的中国科技。

　　牌楼村头“三代尚书”的牌坊旁，堆砌着一对上马石和石狮子，两根粗壮的红石柱被弃在墙角。这座明代的牌坊为清代重修，砖上“尚书牌坊”的印字说明砖石都是定做的。

　　宋名熺已有76岁，是宋应星的后人之一，虽然至今没有读过《天工开物》，但说起宋氏家史仍然滔滔不绝。

　　宋应星的太祖父宋景1505年考中进士后，平步青云当上南京工部尚书转兵部尚书，进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正二品官员，成为明代中期重要阁臣。死后，朝廷赠吏部尚书，其父亲与祖父也被追封为尚书，由此有了“三代尚书”的牌坊。

　　“北京图书馆的人捧出了这部书，书用真空玻璃盒装的，让我们看了一眼就收起来了”。宋应星纪念馆副研究员徐钟济所说的这部《天工开物》，是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刻印的。此后的两百多年里，没有出现过崇祯年间《天工开物》的其他刻印本，一直到目前，没有人知道崇祯十年到底了刻印了多少本。

　　“刊印的纸张是竹绵纸，很轻很薄的那种”，徐钟济说，“如果我们不是宋应星的家乡人，估计难以目睹”。

　　1952年，浙江宁波李庆城将墨海楼里珍藏的明代刻版《天工开物》捐给了北京图书馆，195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先后译成日、法、英3国文字。有关专家认为，北京图书馆里的《天工开物》是中国仅见的崇祯十年初刻本。

　　然而，《天工开物》自明代以后曾一度消声匿迹，等到宋应星这位圣贤化泥近两百年后，《天工开物》和宋应星的价值才被中国人自己发现。但此时，崇尚西方的日本和众多西方国家已经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成了旷世奇书。那么，这部奇书是怎么样在中国消失，又是怎样失而复得的呢？

明代崇祯十年版《天工开物》部分插图

　　丁文江的惊喜与遗憾

　　牌楼村东北的一处断垣的门廊上嵌着一块“瑞吸长庚”的石牌。根据遗址，可以看出这是一幢建筑面积很大的明代建筑。如今，古宅内的厅室已经成为菜园。宋名熺说，宋应星字长庚，听老辈人说，这幢宅子是他著书之所。但徐钟济却指出“长庚”是指启明星，否定了“瑞吸长庚”与宋应星有关的说法。但“瑞吸长庚”还是将我们带入了另外另外一个时空。

　　19世纪，由于日本“脱亚入欧”崇尚西学，用甲午海战的炮弹震醒了清政府，中国随即兴起了日本留学潮。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的江苏人丁文江就是东渡留洋的一名。

　　民国三年（1914年），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的丁文江奉命来到云南个旧考察，在《云南通志·矿政篇》中发现了一段有关《天工开物》对冶铜法的详细记载，觉得具有非常价值。但回到北京后，遍访书肆和藏家却一无所获。

　　中国地质学家章鸿钊告诉丁文江，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曾见到过这部书。丁文江便托人在日本转抄，但几年过去仍旧没有消息。民国十一年（1922年）丁文江乔迁天津，和友人罗振玉偶然说到《天工开物》时，罗振玉说，为了这部书，他花了30多年的时间未曾得到，后来偶然在日本古钱肆主人青森斋那里发现了，并用一些古钱从那里换来。这部书是日本菅生堂根据明崇祯十年底本翻刻的。

　　丁文江立即借来阅读，又另抄副本加以句读。同时，受罗振玉之托，丁文江找到商务印书馆与在印刷业界十分出名的张菊生商定以拍摄原图制版、排校铅字的方式印刷。但由于日本菅生堂翻刻的《天工开物》出现残缺和谬误需要纠正被搁置。民国十五年（1926年），章鸿钊又从日本购得一部残缺不全的《天工开物》，用于校订罗振玉的那部，但丁文江终因公事所累，没有完成校勘、重印的心愿。

　　暖洋洋的阳光把牌楼村印成一幅泛黄的木刻版画。徐钟济说，当时，并非只有丁文江和罗振玉在寻找《天工开物》并发现它的价值，完成了大家的夙愿是另有其人。

旗杆石和“三代尚书”的牌坊，象征着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让宋应星的青年时期“一无所获”。 

　　20世纪以来第一新版本

　　徐钟济说到的另一个人，就是天津近代藏书家陶湘。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丁文江在天津得知陶湘准备重印《天工开物》，并在北京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桂辛处看到了即将重印的书稿。由于菅生堂本附图粗劣简略，已失宋氏之真，所以根据清代《图书集成》中所引用的附图临摹，尽量接近原貌。其中部分内容按照两淮、四川等地的《盐法志》校正。

　　丁文江看到重印工作如此细致，感慨万分地说：“我想做的事，陶君已经做了一大半。”随后，应陶湘和朱桂辛的邀请，欣然为重印的《天工开物》作跋。接着，陶湘又请罗振玉题写书名。从此了却众人的心愿。

　　那么，陶湘为何钟情《天工开物》呢？在《重印天工开物缘起》中，这位充满智慧的藏书家说：“现在科学昌盛，但经验教训由此发端。三百年前农工实业的专著，没有一部能跟《天工开物》相比。”

　　既然丁文江等人未能实现心愿，那么陶湘重印的《天工开物》又是以何作为样本的呢？

　　徐钟济说，陶湘自称借到日本尊经阁所藏的《天工开物》旧刊本，和日本菅生堂刻本为基础，参照中国清代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等书校订成的，并进行了增补。

　　“新版《天工开物》3册石印本，1929年刊行。这是20世纪以来《天工开物》第一个新版本”。换句话说，重印之后，这部被称为中国四大科技名著之一的《天工开物》才在在中国流传至今。

　　明清版本为何湮没无闻

　　在宋景的官宅里，几根硕大的木柱横卧在瓦砾中。宋名熺说，原来这宅子里住着很多户人家，但因为没有修缮，偌大的官宅就逐渐成了废墟。宋名熺说不清宋应星的宅子到底在哪里，可白色的阳光下，我们仿佛看到布衣宋应星在油菜花丛中襟带飘摇的无声情景。

　　宋应星写了《天工开物》后，崇祯十年在同年中举人，曾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的新建人涂绍煃（字伯聚）的资助下，于南昌府刊刻初版。全书3卷18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

　　17世纪末，《天工开物》“东渡”日本，在松户时代掀起了“开物之学”。18世纪，《天工开物》传到朝鲜，19世纪传到法国。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看了法国人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此书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

　　既然《天工开物》有如此价值，为何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却沉寂无声呢？

　　涂绍煃出资刊印了《天工开物》后，福建书商杨素卿在清初刊行了第二版。1725年，官刻大型著作《古今图书集成》部分摘录了《天工开物》，并对《天工开物》中的“北虏”等“反清”字样改为“北边”。1742年，大型官修农书《授时通考》也引用了《天工开物》中一些文章。后乾隆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时，在江西进献的书籍中，又发现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和友人陈弘绪等人的一些著作中有反清思想，因此《天工开物》与《四库全书》无缘。之后，没有人刊刻此书，因此《天工开物》消声匿迹。

　　“杨素卿的坊刻本无确切刊刻年代，曾被藏书家黎子鹤收藏。”徐钟济说，1965年，这部书被北京市中国书店购买，同年12月也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因此与馆藏的明代版本珠联璧合。“而此前，涂、杨两版本都被藏诸书箧，秘不示人以至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