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贪污腐败问题，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贪官污吏照贪不误。即使是用死刑也无法阻吓，而且似乎是越反越多。贪污腐败似乎巳经变成了中国的绝症。究竟该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想作一些不涉及政体的技术性探讨，也就是说只就治道作探讨，而不涉权力来源方面的政道问题。若有错漏，还望诸位网友多多指教。

为什么有人冒死也要贪污？在《韩非子．内储说上》篇曾有一段论述：“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人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也。故不必得，虽则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虽予之天下，不为也。” 这就是说，即使用严刑峻法，也无法阻吓贪污腐败，就是因为“不必得” ——未必能抓得到他。这就是贪污犯们敢于作奸犯科的心理上的原因。要治贪，治心才是上策，就是要针对他们敢于作奸犯科的心理下工夫。如果贪污犯们只要一贪，就一定能发现他、抓得到他并治他死罪的话，你用全天下去贿赂他，他也不敢贪。因此，治贪污腐败的关键，就在于“必得” ！

“必得” 是法家思想的最重要的部份。法家的大部份治术都是围绕“必得” 的。其道理很简单，如果作奸犯科者“不必得” ，则法律将失去其威信，法治将难以推行，法治就有名无实。“必得” 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有罪必然被揭发，其二是有罪必须被惩罚。中国的治贪治腐无效，问题就是出在这两点上。下面就这两点分别讨论。

第一，怎样做到有罪必然被揭发。要做到有罪必然被揭发，这主要就要靠监督。只靠公检法部门监督，是做不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是全民监督。而要做到全民监督，首先就是要设立告发奖励制度。当然即使没有这个制度，还是有人举报贪污，但有了这个制度，才能做到全民监督。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保护告发人和证人的法律制度和行政规章制度。这样告发人和证人才无后顾之忧，才能做到真正的全民监督。但是为了防止蓄意诬告，必须设立诬告反坐制度。其次，要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由中央直接掌控的、专门对内的、有特别调查权的情报部门（类似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用于搜集官员涉及贪污腐败方面的情报，以及各地的民情政情，作为反贪反腐和考核官员政绩之用。这样就会令各级官员心有顾忌，不敢贪污。再次，就是要实行连坐法。由于官员工作时期最接近的人是上下级和同僚，他们最容易得悉情况，其它人不易知道内情，故连坐法有其必要。只要一人有贪腐舞弊，则其上下级和同僚都要连坐。告发有奖，不告就连坐，以令官员们不得不互相监视。

第二，怎样做到有罪必须被惩罚。好的制度还必须正确地推行。推行制度运作的动力就是权力。权力来自统治的权力核心。如果权力核心意见不一，反贪是不可能的。如果权力核心没有问题，其次就是下面的权力结构。如果权力结构发生问题，反贪也是不可能的。这首先就是要司法（或公检法）独立。司法独立并不是要求司法完全独立，但至少必须直属于权力核心，自成体系，与其它机构没有隶属关系。这不但指的是官职上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包括利益上的关系，如官员的铨叙以及工资、福利等等，都不受地方上或中央其它部门的制肘和干涉。司法不独立，就有利益立场，执法就会有偏颇。其次是回避制度。与案件有关系的司法人员必须回避该案件，由没有关系的司法人员接手办理。这样才能避免利益立场不公的嫌疑。再次就是要利出一孔。所有官员的在职和退休后的收入只能是国家统一发给的工资和退休金，不能有其它的（包括国家的个别部门发放的）收入，也不能享有与其收入不相称的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法律制度才能不受干挠正确地运作，才能做到无罪不枉，有罪必罚。

反贪为什么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因为反贪需要权力，而贪污腐败是不符合权力核心的利益的。这是反贪在技术上可行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剩下的就是技术问题了。故即使在帝王时代，也有反贪成功的例子。另外，不要把连坐法看成洪水猛兽，在历史上成功反贪的朝代，都有连坐法，因为它对反贪有特殊的作用。如果嫌连坐法名字不好听，大可以改成官员联合责任制。

教育在反贪上重不重要？我认为不是主要的，只能起辅助作用。贪官污吏并不是无知无识的傻子，也不是一张白纸似的童蒙。这些人都是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洞悉人情世故的人。他们拥有一套从社会上领悟出来的人生哲学。这种人如果你想用道德的说教去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认为你那一套是谬论，没有事实根据。要这些人改变他们的人生哲学，只有从改变社会环境上入手，这就是全民监督。如果有了对举报人的完善的保护和赏购制度，社会环境将完全改变，那么道德的教育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今天的社会所欠缺的就是这些。每当在网上和其它媒体上看到举报人遭受迫害的新闻，我就觉得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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