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思想是一种实用的政治哲学，主要是要解决治国的问题。法家思想就是要通过法术势的运用，而达到法家的理想——中人之治。所谓中人之治，就是中等智力的人也能良好地治理国家，使国家政治清明、国富兵强。法家为何要追求中人之治？因为法家认为智愚贤不肖者在人群中都是少数，大部份人都是资质中等、品格中等的中人，在统治者之中常见的也是中智之人。从法家追求中人之治看来，法家所追求的其实是天下的长治久安。法家的尚法、任势、用术都是为了实现此一目的；法家要求中智之主抱法处势，也是为了实现此一目的；并且法家认为，只要中智之主抱法处势，此一目的是必然实现的。那种认为法家的目的主要是“尊君”说法，是对法家精神的曲解臆断。     法家治国方法的根据是法家的人性观。法家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有些人以为法家的人性观是主张性恶论，这是对法家人性观的误解。趋利避害的人性观是一种中性的人性观，趋利避害的人性是中性的，其本身并不一定为善或为恶。其表现为善或为恶端视人在社会中的时空位置而定。造车者欲人贵及造棺者欲人死，就是这种人性的表现。法家之所以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这是出于经验。正是因为出于经验，这种人性观在社会层面上，特别是非血亲的陌生人之间，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层面人性的普遍性，并不会否认人性的个别性和特别性。在这里并不否认社会上有性善与性恶，也不否认人在家庭层面所普遍表现出的性善，只是指出大多数人在社会层面中所表现出的共性是趋利避害的。法家正是通过对这种人性的把握，从而展开自己的治国理论。法家的治术必须通过二柄——赏罚来实施，所根据的正是这种人性观。 法家思想不但是因人情而展开，而且也是循其演化的历史观而展开的。法家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因此，法家的治术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是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观。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的历史观，使法家思想具有永恒的魅力。先秦法家厉行耕战，只是法家因应当时各国激烈竞争态势的策略，而不代表法家永远都会厉行耕战。 法家思想的中心是尚法。以法治国，就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可用“赏、罚” 来操作的结构面来治理国家。韩非子云：“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萌讼。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不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不用而国治也。” 一切以法为标准，不必依赖个人的智能和知识来逐一判断，则中智之人也可以操作，不必像儒家那样待贤而治。法家主张“法不阿贵”，不论贵贱，一切以法为标准，也不必有任何争论。由于人性的趋利避害，用赏罚来操作就有其效果的必然性。法家之所以追求法治，而摈弃人治，是因为法这种结构的简易性和必然性。因此，尚法以治国，则国富兵强就会成为必然。 空有法是不行的，徒法不能自行，还要用势去推动。势就是动力，在此处就是指君主的主权、权力。在君主制的时代，君主就是主权的拥有者，法治显然必 须由 君主的权力来推动。因此维护君势是尚法以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君主的权力是承袭而来的、自然就有的，在势而言属于自然之势。法家对自然之势是不论的，因为在当时对这种势是无能为力的，故法家自觉地退出了对自然之势的讨论。法家所论的是人为之势，所关心的是权力的运用。法家对先天之势——即权力的来源问题避而不论的取态，是法家基于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法家讨论的是治道，而不讨论政道。因此，法家思想适用于任何主权国家，而不论该国属于任何政体及其政府的权力来源如何，这是先秦法家思想的精彩之处，也是先秦法家受时代的局限之处。但根据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的历史观，在政道可论之时，法家自然应该对政道有所讨论，法家思想在这方面并没有内在的局限性。 法家之维护君势，是以尚法为目的；维护君势并非法家思想的中心，尚法才是法家思想的中心。也就是说，君势必须依照法的规范来发挥，而不 能由 君主的私意来发挥。这就是所谓的“抱法处势”。法家之维护君势，是相对于臣势而言的。法家主张臣势绝不 能大于 君势，这种意义上的维护君势，并不意味君势不受任何限制。在法家思想中，抱法处势是君主治国的根本原则，君势要受法的限制。法家的抱法处势并非如儒家所攻讦的法 家鼓吹 君主至上。认为法 家鼓吹 君主至上，是因为儒家错把势当成了法家思想的中心。其实在法家思想中，君主行为也受到法的规范，只不过这种规范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由于抱法处势则国治，不抱法处势则国乱；若国治，对人君的大利是不言而喻的；若国乱，对人君的大害也是惨酷无比的。既然法家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君主自然也不能例外。故君主的抱法处势，只是趋利避害的行为，实在是人性的必然，除非君主是非常不肖愚蠢之人，只知小利而不知大害，如桀纣之类。且法家认为“夫势者，便治而利乱也”，势只是一种中性的力量，用得当则国治，用不当则国乱。 中智之主要追求国家之强治，就不 能随 君主的私意来用势，而必须按照法的规范来用势。若随君主的私意来用势，强国与否就取决 于 君主的智愚，强国就没有必然性，这与法家理想是背道而驰的。由此也可证法家之维护君势并非鼓吹君主至上。法家是以强国至上，而在当时，维护君势是强国的基础和前提。“抱法处势” 就是法家的“君君” ，而且是君不得不君。与其说法家“尊君”，不如说法家所崇尚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只能有一个主权。这是国家强治的前提。

法必须由臣——即官员来执行。要确保法能够正确地推行，则必须对官员实行监督，以确保法的必然性，这就是用术。用术的实质基本上就是监督，就术本身而言，只是一种工具，是中性的，其本身并无所谓黑暗性或者堕落性。对术的滥用才会造成术的黑暗或者堕落，术的黑暗与堕落是因为君的黑暗与堕落，而不是术本身有什么黑暗性或者堕落性。但法家的用术，是以法为目的的，就是要用术把臣势限制在法的规范之内，毕竟法才是法家思想的中心。故韩非子云：“…人主虽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形名参之。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 。用术的对象是官员而不是人民，只不过是要对官员的行为识奸辨伪而已。在法家思想中，术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可能独立存在。那种认为法家的术是黑暗和堕落的看法，是错误地把用术当成是法家思想的中心、甚至以为法家的术超越了政治，这显然是对法家思想的曲解。即使是现代最民主、政策透明性最高的国家，依然有对内和对外的秘密情报组织。这毫不奇怪，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而言，术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君主用术离开乃至超越了法的范畴，失去了法这种简易的操作面，就势必面临无限复杂的可能，这不是中智之主所能操作和面对的。用术除了循名责实的监督术之外，还有无为术与参验术，但监督术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智之主用术就是依据法的规范对官员循名责实而已，如此再加以抱法处势巳足以为治。故认为法家思想是以术至上的观点，也是与法家理想背道而驰的。那种批判法家思想黑暗与堕落的说法，不过是背离了法家精神的断章取义之论而已。

如果错把“伸 张 君势”作为法家的中心，还会得出法家思想是君王术的结论。所谓君王术，就是指君主掌控、驾驭群臣的手段。但伸 张 君势并不是法家的目标，法家的目标是强国。如果只是伸 张 君势并不能达到强国的目的，因为强国与否还要看君势发挥的方向。另一种认为法家思想是君王术看法，是持《韩非子》中「定法」篇的一段为证：“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罚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此言君之监督，臣之守法为「帝王之具」。然而先秦的「帝王」与后世的「君王」不是同义词。后世的帝 王或 君王都是指 国 君而言，先秦的帝王不是指 国 君。在先秦，普通一个 国 君不能称为帝王。先秦的帝王是指五帝三王，即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商汤，周武王此八人而已。五帝三王之国都是当时天下最强的国家，天下的诸侯与方伯们皆“莫敢不来王，莫敢不来享” 。故「帝王之具」之意实乃强国之具，而非后世所谓君王之术。

法家思想的精髓就是因循的智慧。治国因人情，因时世而变，依法治国以避免治国者主观的好恶。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来办事是要按照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