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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九令:六十年前一场诸葛亮争论评介 
作者:[王九令]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5-03

  1945年春,在重庆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了一篇《论诸葛亮》,由此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争论,不少人撰文参与讨论。笔者当时在重庆上学,对这场争论比较注意,虽然时隔多年,至今仍有印象。现在手头有本《诸葛亮新论》,该书收了当时参与讨论的六篇文章,篇数虽不多,但颇具代表性。现就这几篇论文,撰文介绍一番,供今之学者专家参考。
  
  (一)
  
  王芸生写《诸葛亮新论》一文的起因是,三年前(当为1942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养才与用才》的社论,内中有段文字说:“诸葛亮志虑忠纯,贞亮冠世,当然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是,他于养才与用才,皆嫌不足。”过后,他觉得话没有说清楚,对孔明这位千古名相,评之为不善于养才和用才,而又未举例证,不足以说服人,才又写了这篇长文,申明己意。文章一开头,他便说明自己不是在作翻案文章,他承认诸葛亮到了“褒之不足以加荣”的地位,只是想于“大纯中指出小疵”,以使效仿诸葛亮之人“效贤者之长”,不要“误效贤者之短”。
  
  王文有以下几个论点:
  
  1、诸葛亮的学养,并非前人所说的“内儒外法”,而是“法道合抱”。理由有三:一、诸葛亮教子“淡泊足以明志,宁静足以致远”的话,就是老子“致虚守静,知白守黑”的意思。二、刘备给阿斗的遗诏中提到,诸葛亮给他写的几种书中,有“六韬”一书,而太公六韬乃道家之言。三、一个“道法合抱”的人必是深有机心而又深鹜实际的人,诸葛亮裁抑魏延,荣宠李严,临终遗令魏延与杨仪水火,说明他最会用机心。少年时娶丑妻,说明他重实际。后人认为他是儒家,乃因《后出师表》中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但《后表》系伪作。
  
  2、陈寿评论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话是正确的。诸葛亮的军略大有问题:《隆中对》中出兵北伐以川为主以荆为辅,错了。当时要复兴汉室,非打倒曹操不可,要打倒曹操,应以荆州出兵为主。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就指出了这本末倒置的错误。借箸代谋应以四川为生聚教训的根本,以荆襄为军事的大重镇。具体地说,其军政中心应该置于重庆,其军略应该是沿江东下,以接荆襄,而北向宛许,由成都汉中北伐,只能作辅助的行军。
  
  3、诸葛亮的养才与用才均嫌不足。在学养上他染有道术,所以怀有机心,对人多猜防,不轻信人,害才不能养才。诸葛亮没有做到自己所说的“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掌国十二年,而身后无人,实在凄凉”。彭羕、廖立都是才士,彭因诸葛亮猜防,不得志,才鼓动马超造反,被杀头。马超也被猜防,郁郁不得志而埋骨四川。廖立被诸葛亮表奏为“坐自贵大……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终身被废。马谡因对诸葛亮殷勤亲近而被重用,导致街亭之败,杀了马谡,还连累了向朗、李邈两个人才。诸葛亮对魏延猜防,又不能开诚布公,临死时布署退兵,使魏延杨仪两败俱伤。
  
  4、诸葛亮察察为明,事必躬亲。察察为明“就不能放心用人,越不放心,就越把自己钻入细碎的事务当中,于是乎劳矣,而事无成”。
  
  5、诸葛亮的相业,使由先主托孤、后主嗣位开始……诸葛亮至极尊荣,阿斗为皇帝,俨如虚君制。“阿斗简直作皇帝不以为荣,当降虏不以为辱,就因为他不能问政,一切取决于相府。诸葛亮还把他当顽劣的孩子看待,有《出师表》为证。这样的皇帝实在当得无趣……到洛阳为安乐县公,解除了徒有虚名的皇帝,却可以随便娱乐了,所以他说‘此间乐’,而不以为辱”。对待阿斗,诸葛亮似失之于严峻。
  
  6、但有两件事,甚见诸葛亮之高明:一、民族政策高明,对孟获七擒七纵,以服其心。南中既平,皆使其渠率而用之。二、李严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为亮所拒绝,“尤其令人佩服”。
  
  (二)
  
  参与论争者,大都不同意王芸生的看法。《诸葛亮新论》一书,除去王文之外,还收录了蒋君章《从三国的大势看诸葛亮的用人》;易君左《诸葛亮论》;祝秀侠《读论诸葛亮以后》;徐德嶙《论诸葛亮之学养及其苦衷》;祝秀侠《诸葛亮新论》等五篇论文。文中论点及所引资料相重复者不少,这里避其重复,综合予以叙述:
  
  1、有两篇论文,涉及方法论问题,这倒见出作者目光的锐利,盖立论的方法不科学,不对头,所论内容就不免偏颇或错误。先探讨研究方法,倒是知本探源之举。祝秀侠认为“论衡古人,自然须有新意……如果就古论古……那就变成我们以前在私塾里所做的汉高祖论、秦始皇论一样的课艺……不过此中却有一个限度,就是,我们可以从现代人的眼光去论衡古人,却不能抹煞古人的处境,不能忽视古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环境情形和事业措施上的客观背景”。徐德璘以为:“王(芸生)先生所言养才与用才之道,及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诸论,皆有至理,深足敬佩。惟以诸葛亮之一生,皆置此论旨之下,加以责难,似为不仅过苛,且有与事实不甚相符之处”。徐先生当时在大学执教,是位史学家,他的文章所引的资料较全面,对问题的考察也较深入,所以婉转而心平气和地说了上述一段话。实际上他认为倘若从全面(他称之为诸葛亮的一生)论诸葛亮,王芸生的观点不仅过苛,而且不符合事实。
  
  2、关于诸葛亮学术思想是“法道合抱”的问题,易君左说:“孔明的本色决不是道,道在诸葛亮只是戏台上的、《三国演义》上的。淡泊明志和宁静致远虽可以牵扯道道家,倒不如说是儒家的怀抱还妥切些。我们从历史上看……内儒外法的观察却有至理”。祝秀侠的意见大体与之相同。祝说:“真实淡泊宁静,凡是一个志在匡时救世不是自私自利的人,他都会有这种态度……去个人私欲,宁静以求理智,正是古今人进德修业的一种规范,儒家尤其致力于此”。徐德璘以为汉代的道家与先秦的老子是有区别的。汉初之所谓道家,为治术,与老子纯自然主义者有极明显之分别。诸葛亮身必躬亲,察察为明之作风,亦与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相反,且与司马谈“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之道家学说亦相反。徐的结论是“诸葛亮的学养多本乎法家”。
  
  3、关于诸葛亮的军略非其所长的问题,差不多都论及《隆中对》两路出兵孰主孰次、出祁山爬秦岭与魏延出子午谷孰得孰失两个方面。蒋君章认为,王芸生以由荆襄北伐中原应是主力,故认为刘备留关羽守荆州,自己却去经营四川,及诸葛亮个人数出祁山的做法不对,乃是“看来似乎有理,可惜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一、刘备号召力强,欲取四川非他亲往不可。而且他在川“兵不满万”,诸葛亮与关、张、赵等主力都留在荆州,故他仍是重视荆州。二、宛洛之师与秦川之师也不是截然的两路,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既定汉中,便遣刘封袭取上庸、新城,与关羽围襄阳之师相距百余公里,二者是“犄角之势”,两路已经并成一路。三、荆州是吴的必争之地,襄樊是魏的必争之地。当汉中为刘备所有,与荆州会师襄阳的大攻势已经形成时,使曹操孙权同时感到威胁,联合攻羽,这乃时势使然,不能证明《隆中对》献策之误。至于魏延出子午谷之策,诸葛亮称之为“悬危”,当时的“谷”好比盆底,由汉中经子午谷到长安,好比先下到盆底,然后翻山而上,难进难退,故历史上用兵,从无以子午谷为正道的。祝、易、徐的意见,大体与此类似。易君左多了一点看法:“孔明得于取荆州而失于用荆州(隆中对不错,用关羽守荆州错了),意谓不该恃关羽之勇,使举其众以侵魏之襄阳”。祝秀侠说王芸生的“大军应该沿江东下以接荆襄,而北向宛许”,现在说来容易,当时的形势环境却未必如此简单,假如曹操避实就虚,出大军直下汉中攻蜀,又将如何?至于不用魏延之计,则因为诸葛亮用兵稳扎稳打。蜀当时局热能胜不能败,诸葛亮不是才智不如魏延,只是求稳而已。徐德璘以为,自古兵家,皆先争关中。王芸生采王船山之说,以宛洛为正兵,以秦川为奇兵,未可视为定论。他又分析,诸葛亮北上用兵共六次,除了一次魏军三路出兵攻汉中,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取守势外,其余五次,三次出祁山,两次出斜谷,均为争取农产地区。最后一次,已屯田渭滨,司马懿不敢攻,可惜亮病死,才“出师未捷”。而子午谷长六百六十里,魏军曾欲取道于此以攻汉中,华歆曾有“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之论。魏在长安驻有重兵,魏延不可能打到由子午谷直捣长安之目的。出子午谷之计,难以成功。
  
  4、关于诸葛亮不能养才用才的问题,这是王文主旨之所在,他把诸葛亮说得几乎一无是处,而反驳之文亦多注目于此。一、习凿齿认为“才少蜀国”,大家都认为这是事实,但刘备手下并非无人。蒋君章以为,刘备所得人才有四个来源:即初起事时所得关羽、张飞、简雍等人;领徐州牧时所得糜竺、糜芳、孙乾等人;依附刘表时所得诸葛亮、庞统、徐庶、马良兄弟、陈震、伊籍、蒋琬、廖立等人;在巴蜀所得法正、黄权、李严、邓芝、刘巴、费袆、彭羕、秦宓、董和、董允、霍峻、向朗、向宠等人。总之,这些人才以外来的为主,汉末天下大乱,才能之士多有避难于荆襄及巴蜀者,不少被刘备罗致为部下。三国的局面既定,名士不再避难,年代既久,蜀方人才死一个少一个。易君左以为,当时人才已被魏吴两国收尽,故蜀得人才较少,这不仅不是诸葛亮的责任,甚至也不是刘备的责任。二、关于诸葛亮建议处分彭羕等人,蒋、易、祝、徐都作了具体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彭羕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就形色嚣然,又挑拨马超造反,廖立“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闇昧闟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於梓宫之侧”,均有该死该废之罪。魏延粗暴,与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只因此二人均有才,故诸葛亮始终保全他们。死时遗令魏延断后,并非不当,他二人一死一废,诸葛亮并无责任。李严两面三刀,妨碍了北伐,亮出示证据之后,严亦不能不谢罪,结果只是废之为民,其子李丰仍官至朱提太守。至于马谡之当处死,自不必说了。总的来说,这些人罪有应得。至于马超,刘备为汉中王时,拜为左将军,假节。即帝位后,领凉州牧,封斄乡侯,应该说是重要的,可惜他第二年就死了,怎能说不用他呢?三、关于诸葛亮用人,王芸生说他一多猜防,二多机心。大家都不同意这个论断。蒋君章认为,诸葛亮的用人是非常坦白的,他集众思,广忠益。叫人勤攻己过。他看重姜维、蒋琬、费袆、杜微、五梁。《杨洪传》说:“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易君左指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上说,曹操以权术相驭用人,刘备以性情相契用人,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用人,而能兼此三长者为孔明。不能否认孔明有机心,但他的机心史从诚发出来的。总的来说,诸葛亮的人际关系是开诚布公,集思广益。祝秀侠认为,诸葛亮待才能之士是宽大与谦让,如他宽恕刘琰的小过,自认为智术不如刘巴。四、关于养才,徐德璘指出,诸葛亮曾尽力罗致蜀中学者,尹默、李撰、秦宓等人皆得尽其用。至若蜀汉之养士制度,亦有可考者。《来敏传》载:“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尹默传》载:“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谯周传》载:“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是蜀汉之于养士,亦非全无计划者。
  
  5、关于诸葛亮事必躬亲,察察为劳。本非缺点,反见其鞠躬尽瘁之精神,故无人论及。
  
  6、关于诸葛亮之对待后主,王芸生的论点是,好像他把后主管得太严,使后主没有生活乐趣。故后主降后,司马昭命蜀故伎作乐,他觉得可以随便娱乐了,所以说“此间乐”。可是他为帝时,这些“伎”是可以随时奏乐的,那时并非不可娱乐,作了降虏,人家用其故伎作乐给他看,他真的快乐吗?易君左说,方苞作《蜀汉后主论》,认为后主完全信任孔明,孔明劝用蒋琬、费袆、董允,后主能从之,是后主之贤,贤在信用孔明。杨鉴则认为后主是个中材之主,然与孔明间互信互谅尚超过先主之上。至于“此间乐”之说,是后主怕被怀疑思念故土,而“聊以应昭”罢了。
  
  (三)
  
  时隔50年,回顾与思考一下这次论争,并评估它在诸葛亮研究史上的意义,为今后研究提供借鉴,并非无益之举。笔者愿意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之前。
  
  1、据当时传闻,王芸生撰写这篇文章以及一石激起千层浪,招来众多反对之声,是有其背景的。王氏自己就说,他是为《养才与用才》中一段话作注脚而写《论诸葛亮》一文的,可见他很重视那篇社论。《大公报》由于其决策人的立场,以及当时正际抗日战争紧张时期,对重庆当局的大政方针是拥护的。但它既标榜“大公”,有时也能仗义执言,针贬时弊。例如,就在1942年河南大旱灾时,《大公报》发表了灾区采访的长篇报道,并发表了《望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其中有“望重庆花天酒地,念中原哀鸿遍野”的警句,反响极为强烈,该报因此被停刊三天。王芸生于纷繁的时政当中,提出养才与用才的问题,分明是对当局钳制言论与用人唯亲表示不满,只是当时他不敢直白地说出,所以借评论诸葛亮“取瑟而歌”,微露其意。到了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王芸生觉得可以说出心里话了,就撰写了这篇文章,他其实仍是“借古以讽今”。参与论争之人,有人是从事学术上的讨论,但也有人站在当政者的立场,对王文予以驳斥。如易君左就说:“假如先立定一个成见,借题发挥,勉强傅会,那就不是论古人,索性来一个《故事新编》还好。”他道出了王芸生是“借题发挥”。不难看出,这次学术讨论,实际上带有政治性质。
  
  2、王芸生写的毕竟是学术论文,文中有论点,有论据,有说明论点的资料,而且一下子就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从隆中对策起,到死后魏延杨仪交哄止,对诸葛亮全面加以评说。他虽然举出了陈寿、王船山的某些说法以为佐证,但主要观点却是自己的。这就使对手方的驳论,不得不一条一条的跟着他走。《三国志·蜀书》就那么薄薄的一本,大家都在其中找证据,自然研究得就细致,从而也深入了。可以说,从新的角度全面地研究诸葛亮,是从这一次论争开始的,虽然研究的深度还不够。
  
  3、王芸生的论文,虽说是以探讨养才用才为主,一写起来,却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他一反历史上论诸葛亮以褒为主的传统,写了诸葛亮许多缺点。他在文章开头虽然说诸葛亮是一个大政治家,自己不是在作翻案文章。但看下去,“一对足千秋”的《隆中对》,出现了战略的错误;“两表酬三顾”的两表,《后出师表》是假的,《前出师表》像教训小孩子一样教训皇帝;用人一片机心,有才能的大臣都被他摧抑了;出祁山、爬秦岭,劳而无功;察察为明,注意小事,“大政治家”的形象,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王芸生写这篇文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直至今天,所以贬抑诸葛亮的文章中的论点,大都未出王文的范围。使人不免感觉到,学术研究有时也会兜圈子。今天重新检讨这次论战,是不是也可以从中找到有益的东西呢?学术研究不宜浪费精力于重复前人说过的话,即便回到旧题目,也应该在已有的水平上提高一步,而不应该在原地转圈子。
  
  4、王芸生的研究方法,也不无可议之处。例如对“法道合抱”的道,他就远不如徐德璘研究的深入。对马超的不重用,对刘禅的“此间乐”的理解,都不够全面。特别在一些方面(如关羽的攻襄阳、不养才等),把本应由刘备负的责任安到诸葛亮头上了。刘备是有自己主张的人,例如他去东吴招亲,大起兵马为关羽复仇,都不听诸葛亮的劝阻。即便是蜀国不用才、不养才,很大一部分责任,也应该由刘备来负。刘、诸不分,至今尚有此种现象,其始作俑者,大约是王芸生先生吧。由于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王文的观点新则新矣,然而很多地方不足以说服人。这是笔者读了王文后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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