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城市和地区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具有复合型特征的东方思维方式很适合中国国情。近20年来，我们积累了上千个政府和企业的咨询案例。实践使我们更加坚信，在专业、技术、管理与执行之上，必须有一套适应于中国特色的解决之道。当国人经历了对西方理论和经验的敬畏、崇拜之后，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不排斥西方的东西，但也不能囫囵吞枣，更不能盲从，将中国本土的智慧和哲学贬得一钱不值，还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深入把握东方战略思维的内涵。 作为一家中国本土战略咨询公司，我所理解的东方战略思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东方思维带有很强的感性直觉思维。我们做咨询讲究的是“顺瓜摸藤”，这就是经过考察调研之后，形成初步的判断和结论，甚至在具体的调研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大致的把握。练就这种“一剑封喉”的能力，绝非一日之功。 第二，东方思维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会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同样是医治发烧，不同的中医有不同的方案，同样的方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药，相同的药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剂量，不能一概而论。而西医就是降温杀菌，许多医生都是一个药方、一个治疗方案。 第三，东方思维是复合型思维，相对来说，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偏向于线性，擅长理性逻辑思维，注重个体，其分析方法是切块、细分，偏工业化、机械化、数据化。东方思维更偏向于多维度的整体观瞻，用“整体混沌”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追求“和而不同”，矛盾各方可以寻求共存、共生、共利、共同发展。因此东方思维有着更大的包容性，更大的解释空间、想象空间和创造空间。 当然，东方思维还很注重形象思维，这个在做品牌定位的时候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我们的“彩云之南，万绿之宗”，“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这样的广告语，西方的4A广告公司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在科学理性、逻辑思维上相对偏弱，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增长总体上来说是一种粗放式、跨越式的增长，我们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建立在数据之上的决策体制，也不可能像兰德公司那样用数据分析法来做出未来预测。我们的决策更多采取的是模糊数学的方式。如麦肯锡、罗兰贝格、波士顿、安永、毕马威等国际咨询机构是建立在数据库上的线性思维方式。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与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同台汇报。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报告，在很多情况下结论是一样的，只是研究分析的方法不同。如果用与我们合作的一家企业老总的说法就是：“一个项目，如果是创新性和突破性的，选择智纲智库；如果是规范性和复制性的，选择国际咨询公司。” 当今中国，正处在数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西300年走过的路。”“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这两句话，前者说的是变化的速度，后者说的是变化的难度。 巨龙翻身，风起云涌，三种文明同时升腾、激荡。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行业巨头，短短几年内，它们赖以生存的范式已经改头换面，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必然被时代淘汰。充分认识这种国情，从战略上把握大势，把握社会、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文化底蕴，是做好战略的前提。 也许时代又在呼唤一次新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了。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这篇著名的报告中，毛泽东号召全党从实际出发，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到了今天，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温这篇报告的精髓。当我们在海纳百川的时候，不能把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智慧和文化丢在脑后，只有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对整个东方文化的精神、哲学有相当的理解和体验，并辅之以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我们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疑难问题。 实话说，这条坚持东方式战略的路并不好走，这么多年来，依旧有人在说风凉话：“美国的麦肯锡、波士顿、贝恩已经成了国际化的顶尖咨询公司，而你们智纲智库只能在国内向土豪们讨生活。”面对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我的回答很简单：看任何问题，都要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否则就是坐井观天。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美国最初一批咨询公司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候，一是大工业流水线生产催生科学管理思想，二是经济步入萧条，需要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 麦肯锡咨询公司最初是一家会计公司，经济危机后帮助别人整理烂账和从事企业兼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企业管理的问题，并意识到其中的商机，于是开始从事管理咨询，一步步发展成为咨询公司的代表。 兰德公司诞生于“二战”期间，最初是作为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参谋机构，战后成为军工企业的研究发展部（Re— 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ctions, RAND)。伴随大量军事工业转化成民用工业（比如计算机及后来的互联网），军事服务业转化成民用服务业，原来服务于军事需求的兰德公司就继续服务于国家安全，以及进行相关发展趋势的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来看，一家咨询公司要想成长到具有麦肯锡、兰德那样的规模和影响力，离不开案例、口碑和方法论的累积，这些都需要时间，现在整个中国的咨询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别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麦肯锡可以说是美国工业化走到顶点的必然产物。今天我们看到的麦肯锡的背后，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相信，当时除了麦肯锡之外，还有约肯锡、杰肯锡等数以千计的人也在做这些工作，但最后沉淀下来的只有一个。 麦肯锡和兰德不仅是两家公司，更是整个西方咨询业发展历程的缩影。它们这样的机构在美国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人的作用。正是这些机构持续的研究工作，使得美国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商业领域，做决策都能够从长远着眼，比别的国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国家的全球化，就谈不上智库的全球化。麦肯锡成功的背后是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麦肯锡是美国文化霸权的代言人之一。如果没有美国实力的支撑，麦肯锡也好，兰德也罢，都无法随着美国的企业或政治军事力量把触角伸向全世界。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前途。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西方没有现成的答案，现有的理论家也解答不清楚。而社会又在快速变化，成千上万的人急需寻找坐标、确定方位。 从商业机会的角度看，中国是未来全世界的机会洼地，也是未来世界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源之一。谁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中国，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先机。 从技术进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的技术进化史，技术及其衍生的技术族群定义了时代的边界。人类自社会化生存以来，就是在不断通过劳动实践、技术发现以及哲学抽象，来增强对客观和主观世界的认知，核心目的在于应对生存世界的不确定性，提高驾驭现实和预测未来的能力。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数字化生存时代。20年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对数字时代就有这样的预言：“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随着商业流程的在线化、数字化，企业内外部组织边界逐渐模糊，内部打破了刚性金字塔式组织架构，商业要素在企业间的灵活流通引起了外部的变化，构筑了开放协同的网络生态，有别于传统企业的新型组织形态正在出现，并且大放异彩。基于大工业时代的战略理论不再能够适应于全新的商业实践。 从数据来看，中、美引领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形成。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多年蝉联全球第一，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第二，规模达到5.4万亿美元。在理论层面，东西方的战略体系终于又被拉回了同一起跑线，要共同应对新技术突破、新型组织形态、新商业逻辑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在这一全新的领域中，中国丝毫不弱于西方，甚至犹有过之。 从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来说，我们呼唤东方式战略，就是呼唤全球文明的交融与共生，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和哲学的复兴。中国的企业要想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并走向世界，就必须将西方伟大的管理、战略理论同中国企业深刻的生存发展实践相结合，舍此，别无他途。 （王志纲，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创始人；本文节选自《王志纲论战略: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该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