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8月17日-8月18日，第一届“经学、经典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在福建古田蓝田书院举行，以下是大《六经》工程内容总监付金才先生向大会递交的书面报告。 一、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最优秀文化结合的历史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自第一代共产党人开始，一直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请注意，这里指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翟玉忠老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概括为四点：第一、道在帝先，神不胜道；第二、天人不二，内外不二；第三、建中立极，选贤与能；第四、天下为公，积极有为。
如果我们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的优秀传统文化放在宏大深远历史时空中比较，就会发现，在农业时代或前工业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全球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因为中华文明是全球唯一赓续不断的文明，这是最有力的证明。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是解释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最有效的理论之一。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农业时代人类优秀的文化与工业时代人类优秀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如果我们不从这样的宏大视野去认识，就很难理解鸦片战争后文明蒙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带下用了10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式发展。
没有金刚钻，干不了瓷器活。中国共产党人确实能干，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手中有金刚钻，有马克思主义，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能将二者结合起来。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行，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
二、社会主义把大同小康变成现实成果
古代我们有优秀文化，但中间走的弯路太多，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走了很多弯路，宋朝走了很多弯路，为什么呢？当没有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治国的时候，就会走弯路；当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治国的时候，国家就发展，人民就幸福。优秀传统文化是好，但如果执政者不用，国家走下坡路，老百姓受苦遭罪。
古人有很多优秀者，也有很多败类。宋朝以后的士绅地主阶层已经沦落为一个败类群体，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彻底消灭了士绅阶层地主阶层。在历史的长河中，共产党人的优秀超越了秦皇汉武。我们的历史叙事往往是厚古薄今，是古非今，对历史充满天真的想象，对现实政治却极为苛刻。贯通古今，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太优秀了，是中国共产党人挽救了近代深陷劫难的中华民族和文明，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挽救中国，靠的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用社会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下为公”与“大同小康”的观念出自《礼记•礼运》。西周，是贵族的大同小康；秦汉魏晋南北朝，是豪强门阀的大同小康；宋朝，是士绅阶层的大同小康。唯独到了新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工农的大同小康！社会主义把大同小康的理想变成了理论，变成了实践，变成了制度，变成了现实！
封建贵族、豪强门阀、士绅阶层在其发展壮大的初期，他们的利益与中央集权政府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当他们壮大之后，他们就走向了中央集权政府和国家的对立面，他们不再通过将蛋糕做大的方式实现本阶层的利益，而是开始走歪路邪路，通过侵蚀国家整体利益，盘剥下层百姓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剥削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入长达几百年的动荡，两宋时期中国积贫积弱，不断割地、赔款、南迁，直至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门阀阶层、士绅阶层的自私和腐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将这个腐朽士绅阶层连同维护他们利益的制度和文化一扫而光，三座大山被推翻，中国人民站起来。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小康的理想变成了科学理论、制度和现实成果。要知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古往今来中国各阶层优秀分子为此亟亟以求长达几千年。
三、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华治道的新境界
中华治道要求我们建中立极，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积极有为。我们对建中立极的认识不能仅停留于表面的加强中央集权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政令畅通，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宫墙大院，那就不是建中立极。秦国自孝公开始，就通过建设什伍连坐强化基层政权建设，使得秦国能够动员全部力量致力于天下统一。但是到东汉后期，豪强垄断基层，军阀割据，中央集权被架空，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南北朝时代。唐宋虽然重建中央权威，但是基层政权问题仍未解决，所以宋代学者叶适说当时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古代社会后期，基层政权基本是乡绅自治，所以才有了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近代以来中国再次呈现出魏晋南北朝的特征，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的近代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如何保证政令畅通的呢？概括地说，就是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村里，支部建在车间。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让人民觉悟，将人民组织起来。让人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从根本上做到政令畅通，坚决彻底打击削弱士绅豪强垄断基层政权。毛泽东主席说过：“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句话现在仍有意义，就是说，国外霸权霸凌力量、各种利益集团们应当明白，现在的中国人民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了，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用老子的话说，面对觉悟和组织起来的人民，那些所谓的“智者”们，是不敢为的。
与古代比较，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特别重视建中立极的经济基础。俗话说：手中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权为什么到了中后期便开始衰落，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建中立极的经济基础。士绅阶层的利益无限扩张，掏空了中央集权政府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目前的初高中教科书对此往往笼统地说：西汉后期，朝政越来越腐败；东汉后期的朝政，越来越腐败；唐朝开元末年以后，朝政日益腐败；北宋后期政治风气因循保守，行政效率低下；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等等。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央集权必然导致腐败，这个逻辑本身就是本末倒置。不是因为中央集权所以腐败，而是因为腐败导致中央集权被削弱，大一统政权才灭亡。其中腐败的主要经济原因是中央集权政府缺乏或者没有坚实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其初心就不同于古代的所谓打天下和坐天下，而是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作为最高战略。七届二中全会上便谋划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谨慎、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马上开始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三改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在出现了重大问题和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没有停下步伐。1959年党内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产生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不惜采用党内斗争的形式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方向。前三十年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后四十年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动摇，坚持发展国有经济，成功抵消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颠覆，成为党中央能够领导一切的雄厚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毫不松懈地狠抓教育文化、科学技术事业，也是建中立极的体现。三代王官学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央政府对科学技术的投入积累和传播分享。三代政教能够和其他几个古老文明拉开距离，做到跨越性发展，和三代王官学中的科学技术关系极为密切。夏商周王官之学中的天文学、农学、医学、冶金学、地理学、水利工程学为三代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秦汉以后，大一统集权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三代时期，比如在数学方面，唐朝已经极少有人明白《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了。而新中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突破和粉碎了西方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取得震惊世界的科技成就，以至于美国在新时代展开对华科技战。新中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对三代王官之学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选贤任能，是中华治道的核心内容。贤能在哪里？贤能曾经在西周的血缘贵族中、在先秦诸子中、在军功新贵中、在豪强门阀中、在士绅地主中，而中国共产党认为贤能在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依靠、信任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是我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法宝。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广泛深入全面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和迅速。
总有人将建中立极，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解为独裁专制。我党从成立之初，就极为重视与工农之外的阶层合作，与党外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因为我们的目标极为宏大高远，需要党内外、国内外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参与。国民革命时期，我党真诚地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组成联合战线反帝反军阀，此时的国民党表面上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便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创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国民党统一全国的基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我党不要领导权不要军权，只做政治和工农运动，全力支持国民党。而换来的结果是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和工农力量。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共同抗日。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等。
1949年新政协代表共662人，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约占30%。政府的六位副主席有三位是民主党派，人民政府委员会56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27人，其中就包括向美国泄露国家机密的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张东荪。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两人是民主党派，政务院所辖4个委员会和30个部、会、院、署、行等机构中，担任正职的共产党员20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14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党为将国家治理好，真诚自信地任用各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但是这些人自负又幼稚，1957年竟然想轮流坐庄，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他们根本没有领导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能力和愿望。
四、马克思主义令中国文化焕然一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同样，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道在帝先，神不胜道；天人不二，内外不二。西方是宗教和世俗、教权和王权二元论，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而中国是以政统教，以教辅政，政治统领神道。中国文化很早就认识到神道设教，神道辅助世俗教化，坚决否定神道宗教的最高权威。虽然三代时期有各种各样的占卜，但是为政者十分清楚，占卜只是辅助性的决策手段。只是因为文化习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国家和民间仍然保留大量的神道祭祀活动。比如《史记》的《封禅书》，《汉书》的《郊祀志》《五行志》等。明清以来的祭祀建筑，天坛、地坛、日坛、孔庙、城隍庙、历代帝王庙等等，民间祭祀内容种类极多。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后，国家和民间各种祭祀活动一律停止，并且佛教道教等只能在道场内传播，禁止在社会上公开传教。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是把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从神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捆绑中国人民的四大绳索，这四大绳索因为中国革命被彻底斩断。关于斩断政权、族权和夫权三大绳索，争议不大。争议较大是斩断神权绳索。神权对中国人民的危害，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华老栓们是生动的受害者形象。现实中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逃亡台湾，带走了孔庙祭祀官、正一道张天师、章嘉活佛，蒋介石还想以他们作为中国文化的招牌欺世盗名，进行愚民教育。新中国则彻底废除之，限制之。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敬畏心没有了，信仰没有了，中国文化断层了，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际十分肤浅。新中国成立后普及教育，消灭文盲，当时没有财力建设学校，大多数中小学就利用孔庙、城隍庙、寺院、道观为学校。试想如果神道祭祀盛行，如何普及义务教育，如果人们敬畏土地城隍，渴望他们保佑赐福，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如何传播和普及。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相信救世主、神仙皇帝，引导中国人民相信只有组织起来觉悟起来实干，才能创造人间幸福。这是最大的道在帝先，神不胜道，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做到了。中国人民从神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学文化，搞创新，抓生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充分发挥，我们用不到百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列强几百年的路，赶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过西方，和我党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彻底实现道在帝先、神不胜道有重大关系。
天人不二、内外不二，说的是现实存在和终极意义的合一，理想人格与世俗生活的合一，内在修为和外在事功的合一。这种合一在孔子那里表现为天下有道，身兼天下，道不行，乘桴于海；在孟子那里表现为天下有道，兼济天下，天下无道，独善其身；在陆秀夫那里表现为投海殉国；在文天祥那里表现为光照汗青；但在更多士大夫那里表现为逃禅逃道，在禅悦和长生中悠哉游哉。逃禅逃道，看似洒脱，其实是对民众深陷水火袖手旁观。事实上，这是士大夫阶层、士绅阶层软弱性、两面性的表现，是士绅阶层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缺乏责任和担当的体现，是他们对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没有关爱和付出的体现。他们以文化装饰其软弱性、两面性，很大程度上欺骗了许多人。近代以来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以士大夫们的态度面对劫难，那么，中华民族和文明真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就会印度化、拉美化，甚至比印度和拉美还要悲惨。
在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了天人不二、内外不二。共产党人将天人不二、内外不二概括为一句话，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包括生命。为何会如此？从宏观历史发展上说，西方列强、官僚买办和土豪劣绅对中华民族的剥削和压榨，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将一生无条件地奉献给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外，已经没有退路了，也就是说除了完全胜利，中国没有退路，除了拼命干，中国没有退路。这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对中华民族的担当，和对五千年文明的敬畏。
在21世纪全球大争的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没有选择，只有脚踏实地，践行“两个结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今天全体中国人的历史新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