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字解经和以经解经要求我们从先秦质朴字义而非后世玄学化字义解释先秦儒家经典；以先秦思想背景和精髓而不是以后世佛教思想背景和精髓理解先秦儒家经典。用玄学化字义和佛教思想解读、理解先秦儒家经典是朱熹的擅长，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本质上是先秦儒学的佛教化。

儒家文化要返本开新守正创新，必须先要澄清理学的影响。朱熹将《大学》“明明德”解释成明了那个“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的本体之明，既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字义，更脱离先秦儒家思想背景和精髓。以字解经，即从先秦质朴字义溯源，“明明德”的第一个“明”理解为实现、完成、成就；将第二个“明”理解为强盛、繁荣；将“德”理解为恩德、福佑、贡献。这样“明明德”的就可以翻译成：创造一个福泽众生、普惠人民的伟大事业。

以经解经，即从先秦儒家思想背景和精髓理解《大学》“明明德”的含义：《大学》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即是说“明明德”就是“天下平”；再以《礼记▪礼运》、《大戴礼记》中的《主言》、《五帝德》、《盛德》等篇相印证和溯源，“明明德”即是实现大同时代；“明明德”即是实现“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的盛德时代。通俗而言“明明德”的含义就是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复兴儒学的形式，打断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统一，将先秦儒家思想道德化，玄学化，极力鼓吹内圣，以内圣消解外王，造成先秦儒家文化济世精神的萎缩，理学也顺势成为腐朽的士绅阶层的意识形态。而朱熹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误读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先秦经典文字的错误解释，在思想上表现为在解读《大学》、《中庸》等经典时，完全漠视先秦时代儒家思想背景，照搬佛教禅宗思想。这在朱熹关于《大学》“明明德”的解释上极为显著。朱熹片面将“明德”理解为内在光明之德，将“明明德”理解为禅宗的明心见性，甚至主张以“明明德”为话头来参以求“明明德”。

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返本开新，守正创新。先秦儒家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宋明理学将活脱脱的先秦儒学修正为酸腐的死水微澜，彻底窒息了先秦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成为地主士绅阶层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华丽繁琐说辞。为重新焕发先秦儒家生命力，我们必须剥掉宋明理学以士绅思想歪曲先秦儒家的画皮，方法之一是以字解经和以经解经。以字解经，用先秦解朴字义解释先秦经典，反对以玄学化字义解释先秦经典。以经解经是从先秦儒家经典的思想基础上理解“明明德”，反对用禅宗思想曲解“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大学》所说的“天下平”；南朝刘勰论创作说：“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文学创作如此，研究弘扬先秦儒家思想更该如此，必须从先秦儒家思想的背景和精髓为根据。

佛教禅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著名，禅宗更主张“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这既是禅宗的特点，更是弘扬佛教文化的最高境界，不局限于经典，又不违背经典精髓。刘勰和禅宗的对待经典的态度值得儒家文化研究弘传者深思，儒家思想的研究必须以先秦儒家经典为根据，而不是以理学为主。对于经典的解读必须以先秦儒家思想背景和精髓为根据，这种态度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就是以字解经，以经解经，经史相参等。我们可以采用以经解经的方法，从先秦儒家思想背景和精髓的角度解读《大学》“明明德”的含义。

（文章来源：节选自付金财著《道不可离：重新发现〈大学〉〈中庸〉本义》一书，此书由华龄出版社出版，读者可以通过京东、当当、淘宝或孔夫子旧书网购买。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fcje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