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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波:日本人的优点 
作者:[林治波]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5-02
一、善学他国之长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进展,中日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越来越弱,但两国在文化和民族性格上的互补性却很强。我之优长往往是彼之短处,而彼之强项又恰恰为我之不足。如此一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就有了可能和必要。我们很多同胞对日本的印象不好,本人也不例外,但这不应当成为拒绝学习的理由。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哪怕是敌人——的所长,我们都应学习。”
 
日本是一个国土不太大、历史不很长、根基比较浅的国度。它孤悬海岛,与世隔绝,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没有博大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体系;然而这个民族十分好强,具有强烈的进取心,于是就拼命地向外国学习,靠着摹仿借鉴先进国家的长处来发展自己。这是日本民族的特点,也是它的一个长处。曾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赖肖尔对此颇有感触,他说:“隔绝似乎带给日本人对于任何外来事物的敏锐感觉,并且特别用心于外国的长处。……日本人与其他人不同,他们清楚地区别着‘外国的’与‘本国的’,并且使文化的引进成为历史的主题。”
 
在古代,日本学习外国,其实主要就是学习中国。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这样一个庞大而繁荣的文明之国就坐落在日本的彼岸,自然成了日本学习摹仿的主要对象。
 
清中期以后,被日本视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逐步显出了衰相,特别是鸦片战争清朝战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让日本深感震惊,由此日本发现了比中国更强大的西方列强,于是将学习的目光迅速转向了西方。
从日本学习外国的情况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虔诚地学,如饥似渴。作为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国,日本人对外国十分敏感,一旦发现了比自己强盛的国度,会立刻掉头向它学习,态度虔诚,如饥似渴。公元663年,日本军队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与唐朝军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交战,结果被大唐军队打败,日本感受到唐的强大,开始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向唐朝派遣使节、学生和僧人,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时至今日,中国的许多古代文明,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得到了完整的保留。明治政府成立后,又急切地向西方国家派遣了岩仓使团等几百个考察团,对西方的经济、科技、教育、军事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在中国,人们将鸦片战争中炮轰国门、强行闯入的英国人视为侵略分子;而日本人则将冲开日本国门的美国人佩里尊为恩人,立铜像以敬之。日本人尊崇强者之虔诚与开放态度由此可见。
 
二是选择地学,择善适己。善于学习的日本人,一方面如饥似渴,一方面又精挑细选,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中国的武术,刀枪剑戟花样繁多,号称十八般武艺,而日本人认为中国武术大多华而不实,只从中学了最简洁实用的两样——刀、剑。他们从中国学到很多先进的东西,而对中国的一些糟粕,如宦官太监制度、僵化的科举制度、女人包小脚、男人留长辫等等,则避而远之,丝毫不沾。对于西方列强,也是如此。经过反复考察比较,明治政府确定的学习目标是:经济上学英国,殖产兴业;军事上学德国,富国强兵;教育上学美国,文明开化。实践证明,日本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精明。日本人似乎没有语言天赋,无论汉语、英语普遍说得不太好,但这并没有影响日本人的对外学习,他们的办法不是像我们这样硬性地要求学生苦攻英语,非要达到几级不可,而是广泛地翻译外国书籍,通过少数人的翻译让国民普遍受惠。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日本的外国译著居世界各国之最。这可以说是日本人在学习方式上的择善适己。
 
三是创造地学,超越先生。日本人学习外国的目的,决不满足于跟在后面爬行,而是千方百计超越先生,将其踩在脚下。他们的方法是先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学过来,然后进行二次创造,即从种种细微之处加以改进,从而造出更先进独特的日本货。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在他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无论如何,日本从来没有完全屈从过中国的传统。此外,由于中国的传统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和不具体的,而不是狭隘的和竞争性的,所以它看来不一定是‘中国的’。日本当地的文化传统则是非常具体的和狭隘的,所以它往往把传入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化变为自己独特的文化。”井上清先生也说:“如果说我们日本人与日本民族有智慧才能的话,也许是指能把外国传入的东西以不明显的形式变成自己的东西。”
 
他们跟英国人学工业制造,最终建立起超过英国的工业体系;他们向德国学军事,最终建立起强大的陆海空军;他们向美国学教育,最终建立起东京、京都、早稻田和庆应义塾等世界一流大学;他们向中国学习陶瓷、造纸、火药、纺织、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不是一般的摹仿,而是创造性、超越性的摹仿。日本人所以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首要原因是他们认真细致,对学来的东西能够仔细揣摸,吃深吃透,这样超越就有了基础;其次是日本人自尊好强——你厉害,我佩服、我学习,但最终我要超过你、打败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既佩服又不服的心理。
 
虔诚地学,如饥似渴;选择地学,择善适己;创造地学,超越老师。日本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学习,一步一步地追赶,日积月累,天长日久,最终后来居上,超越了诸多先生,成为世界顶尖强国之一。
 
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一点启发呢?
 
二、认真细致
 
到日本访问,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日本的高楼大厦、繁华市容,而是日本人的井井有条和细致作风。
到了日本,不会不乘坐新干线。车站站台上标有每个车厢的候车位置,只要站在那儿,届时列车会准确地停靠在标志处,上车十分便利。轻轨火车与新干线相互间可购买联票,省去了重复排队的时间。列车上的洗手间,分洋式、日式两种,供乘客选择。
 
地铁的出入口也讲究,因乘客出站时较集中,故出口较入口稍宽。
 
有的公共厕所,除了一般的小便池外,还设有带屏风的小便池,供一些特别注重隐私的人士使用。
 
在日本的饭店内,细腻与考究更是处处可见。电梯内一般设有两个甚至四个控制版,方便乘客就近按键。房间中不仅各种灯光齐备,还备有手电筒,以备停电时使用。挂衣柜内不仅备有笤帚,还备一把如意,供旅客搔痒挠背之用。在擦鞋的纸套旁,放着一个高度适合的小铁凳,擦鞋时用于垫脚。有的饭店房间中还备有纸鞋垫,纸垫的一面带有不干胶,以便洗澡后垫于拖鞋内防滑。有的饭店的窗帘滑轨,左右两端错开,并重合一小段,使之密不露隙。洗浴用的热水龙头打开就是热水,无需预放,既方便了客人,又节约了用水。坐便器有加热功能、冲洗功能、除臭功能,还有为残疾人服务的设置。便器旁安有两卷手纸,可以保证随时有手纸可用,而不至断档。水箱上安装了扩音器,如有漏水很容易听到响声,以便及时检修。有的洗手间墙上还安有一个翻板,供带小孩的妈妈临时放置小孩或给孩子更换尿布之用,既方便了住客,也不占地方。床头柜上设置了广播频道和音乐频道,不愿或不便于看电视的,可以听广播、听音乐,广播音乐频道的音量作了限定,即使开到最大也不至于影响到相邻房间。床头除安有台灯外,还装一管状阅读灯,供熄灯后阅读用,不影响另人睡眠。地灯均置于床头柜下,打开后仅露一线光束,亮度恰到好处:既看得清拖鞋,又不太亮。房门设有自动关闭装置,即使匆忙中忘记关门,也不会房门大开。房间的圆桌上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清扫人的姓名,下设感想栏,可以对清扫人的服务作出评价、提出要求或建议。
大一点的餐馆门前,一般会将当晚的各种预定宴请张榜公示,标明楼层和房间号,来客一目了然,无需打听即可直接前往。餐桌上放糖的小瓷罐,盖子边缘有一小缺口,舀糖小勺的把柄可以从缺口中伸出。
日本“经团联”的简介除介绍经团联的情况外,还附有关联机构的名称与联络方式,封底还印有经团联所在位置的示意图,并将四周的四个最显著标志作了重点标注,以便于来人按图索骥。在经团联为访华准备的一份文件《扩大与WTO加盟后的中国的通商及经济关系》中,他们就纠正贸易障碍向中国交涉,所提要求,极为细致明确。
 
《朝日新闻》的简介也细得让人吃惊,居然连每日新闻纸的用量、规格,报纸的字号、报纸的纵长横宽、报社平均每日出稿的行数、每行的字数和总字数以及印刷机的台数等等,都一一注明。
 
《丰田汽车公司简介》的最后,特别用一段小字说明:“本公司宣传册用纸的废纸投配比率为100%,白色度约85%。”为什么白色度是85%而不是100%呢?简介的解释是:“尽量减低漂白用盐酸的使用量,没有进行表面涂膜和特殊加工处理,在印墨中通过使用大豆印墨油减少了石油类溶剂的使用量,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低,未使用铅、水银和镉。”其细腻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人的细腻即便在用词上也有所反映。比如,我们曾将肢体残障者称之为“残废人”,十分不妥,后来改称“残疾人”;日本人则将残疾人称为“身体不便者”似乎比我们的用词更文明妥帖。可以说,日本人的细致入微,几乎渗透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凡是人的工作和生活所需求的各种可能性,几乎都考虑到了。
 
问题是,日本人何以如此认真细致?
 
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日本的环境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狭小,资源稀少。因为家小业小,就得精打细算,而不能大手大脚,久而久之就养成了生活节俭、做事认真、注重细节、一丝不苟的习惯。
 
二是得益于学习德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将学习的目光从中国转向了西方,特别是德国。德国人近乎刻板的认真作风,对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三是较早地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既然以人为本,也就时时处处为人着想,围绕人的需求和愿望设计产品、提供服务,给人以尽可能多的便利和选择的余地。
 
四是责任制极为严格。日本社会是一个责任明确的社会,上至首脑,下至员工,各司其职,责任分明,干好干坏不一样,出了问题要负责。如果马马虎虎,不负责任,必定丢掉饭碗。
 
感受日本的细致,给我们一个启示:认真是极其重要的品质,其重要性丝毫不下于智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智力水平相差并不大,能否干好一件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认真。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社会的井然有序,日本环境的整洁卫生,日本产品的精良优美,乃至于日本国的繁荣强盛,都与日本人的认真有关。与日本人接触多的人往往有一种感觉:日本人并不是十分聪明,有时甚至给人以机械木讷的感觉;但看看人家的管理,看看人家的产品,看看人家的环境,再与我们比一比,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知奥妙:不是人家比我们聪明,而是人家比我们认真。有人提出一个理念:认真第一,聪明第二。笔者深以为然。
 
三、团结一致
 
“一个人一条龙,三个人一条虫。”这是用来讽刺我们中国人不团结的一句话。在这方面,日本人恰恰相反,倘若单个相比,他们未必占优,而合起来却往往能形成超越对手的合力。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名著,其对中日战争进程的勾画和预测几乎全都被战争进程所证实,惟独一样没有应验的,就是对“日本国内的变化”的期待。毛泽东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是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直到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依然十分有限,根本没有构成一种像样的力量。这说明,即使在非正义的行动中,日本人也能大体上保持一致。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遗憾的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做到,以致汉奸丛生;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做到了,几乎铁板一块。中共地下组织策反伪军成效显著,但策反日军几无成功之例;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
 
在今天的国际市场上,我们的公司常常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相互拆台,而日本鲜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海外的日本侨民,也十分抱团,能够合作参与经济竞争和政治活动,让所在国的政府和民众不敢小视。
这些情况说明,团结而不内讧是日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不是说日本没有内部矛盾,而是说他们不会在自己人之间斗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笔者以为,要素有三:
 
一是天皇凝聚精神信仰。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自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以来,号称2600多年从未改姓,这与中国历史上皇位频繁更迭的情形构成鲜明对照。造成这一差别的主因是两国皇帝的性质不同。在中国,皇帝是掌握实权的最高统治者,也是社会矛盾的聚焦点。臣民对专制帝王所表示的“忠”,一半慑于威严,一半出于功利,而非发自内心。这样一来,中国的皇帝表面上权倾天下,威风八面,实际却是暗流汹涌,风雷震荡,一旦昏庸腐败,或滥施暴政,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皇位要么被重臣篡夺,要么被人民推翻;即便是殚精竭虑,朝乾夕惕,也难保重臣、宠宦、将军们不对皇座龙袍朝思暮想,垂涎欲滴。于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频繁更迭就成为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情形大相径庭。除了侵华战争期间的昭和天皇以外,绝大多数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位尊权轻、隔绝尘世,使皇位不致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从而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久而久之天皇也就被神化为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近乎宗教中的上帝、佛祖和真主。在多数日本人眼中,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日本能够举国一致地发动一场持续十四年的侵华战争,与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信仰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昭和天皇本人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侵略扩张分子。
 
二是矛头对外缓解内争。孤悬海岛又十分好强的日本人,犹如井底之蛙,本来以为天只有井口那么大,可是一旦爬上来,才发现天空是如此辽阔,心态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自惭形秽,极度自卑;一方面又急切地想抢夺他人的地盘,把自己变成大国。因此,日本在十分弱小的时候,就显出了对外扩张的野心。早在中国南朝时,倭王珍就要求宋武帝将自己加封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公然在宗主国皇帝面前表露自己觊觎朝鲜的野心。珍未能得逞,其子济继续提出要求,终于如愿。而济之子武更厉害,干脆自封为“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唐高宗时期,弱小的日本军队为控制朝鲜半岛,甚至不惜向大唐军队开战。到了明朝时期,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尚未统一日本的情况下,竟誓言灭亡中国,迁都于北京,天皇住北京。其野心之大,于此可见。1874年,日本发兵攻打台湾,从此每隔三五年就发达一次对华侵略行动,直到1945年战败为止。
 
现在的日本,依然保持着矛头对外的传统。他们一方面拼命扩充军备,军费开支居世界第二,同时却大喊大叫中国威胁论。他们的经济不好了,则怪罪人民币币值太低。长期以来,日本就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在外面找茬树敌,矛头对外,内部矛盾借此得以缓解。
 
日本的找茬树敌、矛头对外固然可恶,但矛头对外可缓和内争的道理仍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示:在对外关系上只要大义所在、法理所在,就不该太软。适当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主权,提高国际威望,也可以增进国内团结。另外,在理论与实践上,应当向公民灌输一个大道理: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任何其他的利益都不应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倘若这一观念深入人心,我们中国人内讧内耗的劣根性相信会有所好转。
 
三是效忠精神十分强烈。公元7世纪,儒学开始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仁”与“忠”都是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范畴,而以“仁”为核心。但日本人敏锐地意识到,要把“仁”的道德观念转化为实际行为,离不开“忠”的环节,并且“忠”的观念更适合于日本民族的性格和等级社会的特点,因此他们把儒学的“忠”与日本社会的“认恩”、“报恩”观念相融合,形成了一个“纯度”更高的“忠”,并使之成为日本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支柱。在中国,“忠”被解释为对自我良心的真诚;而日本的“忠”则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真诚,为此不惜献出生命。在这种绝对的“效忠精神”之下,日本人很容易达成团结的目标。
 
四是集团意识深入人心。日本民族还有一个利于团结的文化心理,就是集团意识强,重视群体生活和公众意见的一致性。在这种民族心理的支配下,日本人更多的是强调群体的共性,而不是个人的个性。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他们可以在天皇、主人、领导的驱使之下,团结一致、不计是非地去干任何事情。在日本,政府和媒体对个人意见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每当遇到一些敏感问题需要发表意见时,日本人往往不是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先看看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上级和媒体是怎样看的,然后顺着他们的观点来。前不久,几个日本人在伊拉克被绑为人质,日本社会上上下下不是给予同情和关心,而是同声谴责人质给国家添了麻烦。这一让别国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现象,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的共性心态和集团心理。在日本人看来,几名人质的可恶之处,就是没有与政府保持一致:政府不是反复告诫不要去伊拉克吗?你们怎么不听话?真是活该!这种民族心理有利有弊,弊在盲从,利在团结。
 
由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大体可以找到日本人何以比较团结的根源所在。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兼存的,团结也一样。团结是一种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状态,无所谓好坏。如果方向正确,团结有益;反之,则团结有害。日本人的团结,有些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借鉴;而有些方面是他们独有的,是没办法学,也没必要学的。
 
四、强悍尚武   
 
虽然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但两国人的气质颇为不同。在一张合影中,如果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大致上是不难分辨的:面相和气的一般是中国人,面相强悍的往往是日本人。
 
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是这个民族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而文化特征则决定于经济模式。历史上,凡以游牧、贸易立业立国的民族,大都是强悍尚武的。这是因为,牧民每过若干年都需要迁徙到新的牧场,这往往要经过征战才能得手;商业民族和渔业民族,出于寻求资源、市场和保护海上通道的需要,也常常对外动用武力。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与日本列岛长期的割据混战有关,更主要的是同贸易和渔业的外向经济模式有关。
 
中国古代兵书,虽是研究和指导作战的书籍,却强调“兵凶战危”,推崇慎战,并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奉为兵学的至高境界。日本兵书则不然。诞生于日本平安时代(公元794~1184年)的日本第一部兵书《斗战经》强调,文与武相比,武为第一,文为第二,两者不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的并列对等关系,而是主次关系。这不仅表明了作者对“武”的认识,也反映了日本民族强悍尚武的思想倾向。
 
实际上,强悍的日本民族在自己并不强大之时,已经产生了对外扩张的野心。早在公元420年,中国南朝宋武帝在册封倭王赞为“安东大将军”时,同时册封朝鲜半岛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前。赞之子珍认为大和的实力在百济之上,对于自己的封号低于百济王表示不满。公元438年,赞遣使赴宋朝贡,要求宋文帝给自己加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意味着珍不仅要求将自己的封号排列于百济王之前,还要求由自己来控制朝鲜半岛,这是日本第一次表露自己觊觎朝鲜的野心,并且是在自己的宗主国皇帝面前公开表达这种欲望。这一非同寻常的要求,既显示了珍个人的傲慢不羁,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强悍性格。

珍死后,其子济即位。这时刘宋王朝已逐步衰败,济继续遣使来华重提珍的要求,宋文帝底气不足,终于同意册封济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济死后,其子武干脆遣使来华,告知自封为“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当时的宋顺帝无可奈何,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只是将“七国”改为“五国”而已。从此日本得寸进尺,并开始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日本与中、朝之间的历史恩怨就这样埋下了伏笔。
 
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遣使节朝贡隋文帝,名为“朝见”,口气却狂得不得了:“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听政,……日出便停止理务……”随文帝听了大臣的转述,大为不悦,严敕“训令改之”。

    663年,在中国的唐高宗(武则天的丈夫)时期,日本军队为控制朝鲜半岛,公然向强大的唐朝军队开战,这一仗史称“白江口之战”,结果日军战败。
 
公元11世纪前后,日本产生了以征战杀伐为职业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武士的总头领受封“征夷大将军”,执掌全国政权。所谓“征夷”,就是对外扩张,可见武士阶级和武士政权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与侵略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
 
到了明代万历初年,并不强大的日本就拟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1590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给首相关白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详述了该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先打朝鲜,再打明朝,打下明朝之后,恭请天皇于后年(1592)迁都北京,把明朝疆土纳为天皇的领地。
(二)灭掉明朝之后,日本诸公卿(贵族)都将获得采邑,其中下位者比在日本国内要增加10倍,居上位者增加得更多。
(三)以后朝鲜全境将由丰臣秀吉家族统治。
(四)以后全中国由日本统治,天皇居北京,丰臣秀吉坐镇当时中国最大的港口宁波指挥一切。
 
照此计划,1592年20万日本军队大举侵入朝鲜,占领了汉城与平壤。要不是明朝出兵抗日援朝,经过七年奋战把日军打下海去,那么日本军队早就侵入了中国。
 
武士统治日本长达700多年,其“武家习气”、“弓矢之道”逐步发展为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在这一过程中,融入了中国儒学思想,便形成了忠君、节义、武勇、廉耻、坚忍等一整套的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武士道的形成和广泛传播,使武士意识产生了理论性飞跃,这不但加固了武士阶级的地位,也为日本的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尚武烙印。
 
武士道使日本武士在嗜杀尚武的同时,讲究儒雅风度,从而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儒雅之风非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像中国文人那样弱不禁风,反而固化了武士的嗜杀本性,变得更加酷虐凶残。封建武士甚至可以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废除了武士统治,但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却把武士道继承下来,用来向国民尤其是军人和学生进行灌输。比如,为了培养小孩的胆量,深夜派其赴刑场取死人头颅,让学生喝红色羹汤,体验喝血的感觉。1912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沐皇恩”的乃木大将夫妇,居然剖腹殉死。可见武士道对日本影响之深。在武士道的熏陶下,日本人明显地比中国人强悍尚武,加之日本在列强中崛起最晚,日本军阀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态,因此日本比之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扩张。
 
对于强者的态度,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杨靖宇、赵尚志、张自忠等人,都是如此。我们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钦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敬畏,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如强者是好人,敬而不学;如强者是坏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不但要学习日本人,还要学习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曾经有两位日本要人遇袭身亡,一起是安重根在东北击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另一起是尹奉吉在上海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两起袭击都是朝鲜人干的。其实,日本对中国的祸害远大于对朝鲜的祸害,而中国人却没有朝鲜人那种同仇敌忾的气概,这说明了什么?
 
一个文弱而缺乏血性的民族永远不会强大。当然,这里需要明确,日本武士道的种种极端手段和侵略野心我们不能仿效;但同时也应明确,强悍尚武的风尚可以改善和强化一个民族的内在气质,使我们更有胆量、更有勇气、更有自信。我们已经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是中华民族仍然不是一个强壮的民族,我们的血性不够。为此,我们应当向日本人学习。如果我们在尚文的同时,真正树立起尚武的风尚,那么中华民族就会成为文武双全的民族,怎么会不强大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日本人的优点绝对化,优点的另一面往往是缺点,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比如,善学他国之长,自主创新往往就差,日本人的摹仿能力超强,而原创能力就明显不行;认真细致,就往往机械呆板,缺少灵活性,工作效率有时也有问题;团结一致,就往往缺乏个性,也不能容忍个性,干什么、说什么都要看领导、看上级、看政府、看媒体是如何说的;强悍尚武,就往往凶残横暴,没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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