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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其山人:商鞅是秦政的掘墓人? 
作者:[不其山人] 来源:[作者惠赐] 2022-06-02

《商君书》的后世读者,无论是汉代乃至唐宋,以儒家对读法家的古人,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以西方思维对读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人,都对《商君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要么拜服、要么贬低,拜服的往往五体投地、贬低的往往嗤之以鼻。同样,对商鞅的认识,也是存在着同样的两个极端。无论是拜服还是驳斥,究其缘由,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秦制的成功。秦制的成功,使得汉唐宋明皆处于秦制当中,正如谭嗣同所言,两千年之制,皆秦制也。战国诸子著作中,能与《商君书》相媲美的,恐怕只有《管子》,但我们很少见到有人指摘《管子》。《管子》所支持和论证的齐制未能成功,没有最终走上历史前台。

走上前台的秦制,证明自己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短处。秦政败亡,但是秦制未亡。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历史现象是:身处秦制当中的一部分文人,在反思亡秦之鉴时,把秦政败亡的缘由归结到商鞅头上,认为在商鞅变法之处,就埋下了秦政败亡的祸根

《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认为:

“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

贤良与文学,在汉代中期就是儒家中坚力量。借助贤良文学之口,汉代儒家在商鞅的历史功绩之外,加了一大罪过:为秦致致亡道。也就是说,商鞅其实是秦政的掘墓人!

南宋有个人叫费兖,据说很有才,但平生不得其志,只能通过文章坐而论道。他写了一则读书笔记,“温公论商鞅”,文中写到:

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还为国害,丧地七百里,窜身大梁。予窃谓商鞅刻薄之术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术犹是也。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惠王犹不能听其言,其庸妄可知矣。温公不责惠王以不听孟子仁义之言,而乃责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说,何耶?公于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晓尔。”[1]

费兖质疑司马光的观点,点破却未说破,卖了个关子。他可能是顾忌司马光的名头,给留了点面子。他的观点显然与《盐铁论》如出一辙,认为商鞅之法“始能帝秦,卒能亡秦”。因此,魏惠王没重用商鞅,也不是什么损失:不用商鞅,当世有点损失;用了商鞅,后世有损失,早晚都是个祸害

北宋的苏轼则直接将商鞅的历史功绩一笔抹杀。他说: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

可见,苏轼把秦国兴盛的功绩归结给秦孝公,把秦王的罪过归结到商鞅头上。他认为秦孝公是个有为之君,有没有商鞅,秦国都是个强国。但商鞅就是个祸害,秦孝公用商鞅就埋下了秦亡的种子。

      汉代的贤良文学、宋代的苏轼,这些后世的《商君书》读者,面对商鞅和《商君书》有一种事后诸葛的视角优势。因为他们回望历史,不仅能够看到秦政的兴起,还能看到秦的覆亡。作为《商君书》预期读者的六世秦王,是秦制的构建者,他们没有这种事后诸葛的比较优势。秦王们想看到的、能看到的是《商君书》中的篇章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政治需求。而他们最大的政治需求就是富国强兵。从这个角度而言,商鞅也好,《商君书》的作者群体也罢,他们所论证的秦制确实是实现了秦国君主的政治需求。

六世秦王当然也有比较。任何比较都是在纵向的历史经验和横向的同时代竞争对手之间进行。商鞅改革和《商君书》是要在秦国破除既有的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分权式君主制,建立以郡县制为为核心的集权式君主制,对于秦王们而言,只能在分封制的制度效果和邻国变法的制度效果之间进行比较。已知的结论是:分封制、宗法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在邻国纷纷踏上变革之路的时候,抱残守缺的结果只能是等死。必须要变革,建立新制度。从“更法”廷论之后,这在秦国已经是共识了,秦国没走回头路。

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是常识。但是,新制度的弊端到底是什么,在当时的形势下并没有显现出来。秦王们不是事后诸葛,他们不可能像汉代儒生一样观察秦政的弊端,也不可能像现代读者那样用西方宪政理论来检讨秦政,更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辩证的看待“君主专制主义”的弊端。他们能够看到的事实是,秦国通过变法改制,一步步的强大起来,《商君书》中所构想的“王天下”的理想愿景一步步的成为现实。

人的理性,或者说,人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度的。按照《史记》的记载,秦孝公是个非常现实的君主。苏轼虽然把秦国强大的功绩归结给他,但他自己未必敢接受。因为他发布“求贤令”,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助其理政,成功之后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把错误推给商鞅。这个事不太地道。苏轼这是陷孝公于不义之地。苏轼在赞美孝公的同时,也隐含着一个判断:孝公“招贤令”是在引狼入室,自毁社稷。这是在把孝公当傻瓜。

即便孝公急功近利,那么,他之后的秦王都是傻瓜?他们祖孙数代,薪火相传,一步步的终于把秦国带入深渊,却不知悬崖勒马?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历代秦国君主的理性限度问题。史书中有很多记载,我们可以通过《战国策》中秦孝文王和苏秦的典故看看他们是不是昏聩无能,没有思考能力。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非兵不可。……”

       苏秦说秦孝文王的主题,就是《商君书》中反复强调的“战”。按照一般的印象,秦国君主应该对这个话题表现出十足的兴趣,表达出按捺不住的冲动,与苏秦 一拍即合。结果,苏秦上书十次,都没有说服孝文王。为什么?因为孝文王一是觉得自己实力不够,二是刚刚解决了商鞅问题,国内局势刚刚稳定,对外来的“客卿”比较警惕。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量力而行,而不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看似宏伟但不切实际的目标,然后盲目的去追求。所以,秦孝文王其实还是比较有数,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没有因为苏秦的几个马屁就飘飘然不知所以然。他很客气、很委婉的拒绝了苏秦。

商鞅到底是不是秦制的掘墓人,这个话题可以继续谈论,不同的人仍然可能提出不同的答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程中参与历史,与事后观察历史是完全不同两个角色。前者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后者只是个嘴皮子活。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能够有自知之明就很了不起了。后者对于前者,不宜过于苛求。



不其山人

2022年5月23日

(不其山人,本名王林敏,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副教授。专业方向: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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