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本书的确不错,能够教人修身养性,端己爱人,但是很多人将曾国藩家书视为登龙附翼的敲门砖,认为能够从中汲取成功之术,个人认为:如果你试图从曾国藩身上理解成功之术,你得首先真正了解曾国藩。曾国藩,曾经京城闲官一个,本来他的一生就是熬资历混日子,但太平天国的动荡,迫使清政府动员士绅阶层抵抗,穆彰阿门生的曾国藩作为闲官被打回原籍,动员湘湖的社会力量抵挡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敢于任事,坚韧不拔,眼光毒辣的性格,逐渐成为其崛起的资本。但是,如果曾国藩一直作为京官熬资历,他那种敢作敢为的性格早就在残酷的倾轧中完蛋了。太平盛世的大清体制需要的不是狠人、能人、敢人的曾国藩,而是善于卸责和服从的曹振镛——因为盛世的大清需要的只是哈巴狗,不是凶残的饿狼。二、曾国藩真正的处事法则从来不是他鼓吹的鸡汤美德,而是残酷无情的现实政治。曾国藩对待投降的太平军,向来主张杀光,罗泽南烹食太平军俘虏,曾国藩赞誉之,李鸿章扬言释放太平军俘虏,曾国藩则怒急。为何?因为杀光太平军俘虏,一方面可以让湘军士兵与太平军作战时,放弃投降求生的奢望,拼死作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战后维安的成本。赞罗泽南,就是因前者,急李鸿章,就是因为后者。这其中,纯粹是现实利益的考量,从来没有所谓的鸡汤美德。“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曾国藩部将描述曾国藩对俘虏的凶残对待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清廷朝不保夕,曾国藩身上从来没有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而是纯粹以利弊看待问题。当大清朝廷要求他紧急派遣湘军精锐鲍超所部北上抵挡英法入侵时,却以按兵请旨的策略拖延待变,奏折里曾国藩涕泪横流,誓死效忠,实际上却是坐观成败,心如铁石,就像曾国藩私下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所言,对于北方皇帝的命运,他实际上“有济无济,听之可也”。“北望滦阳,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涕零如雨。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当清廷要求曾国藩北上救驾时,曾国藩奏疏的文字感天动地,令人震撼。实际上这封奏疏只是为了敷衍清廷和其他忠于满清的湘军将帅如胡林翼(胡林翼表示,“此事(进京入援)不容计较利害”,“惟大义之所趋”)对此,忠于清廷的湘军统帅胡林翼对曾国藩“不忠”的作为深恶痛绝,在给自己前幕僚阎敬铭、严树森等人信中,胡披露了对曾国藩权诈的厌恶,“涤帅(曾国藩)以议附上。涤帅必不北援,此议亦南宋人之议论多而成功少也。实则涤帅必不入卫,何劳拟议!”意思就是,曾国藩真想救援朝廷,直接北上就可以了,结果反而上了一份奏疏,以“看似诚恳的语气”跟朝廷讨论如何援助的事情,这不过是曾国藩以拖待变的无耻而已。如果英法真灭了大清,那么他曾国藩也没什么损失,如果英法跟大清议和了,那么朝廷也就没有借口调他北上了。总之,曾国藩都是大赢家。“以拖待变”就是这个意思。这些技巧在曾国藩的家书里面从来没有。当英法入侵中国时,扫荡幽燕,当时的满清大员,无不愤慨。唯有曾国藩以极为现实的态度看待西方的入侵。当英法与清廷谈判时,对于通商口岸和势力范围划分的问题,面对清廷主战派的呼声,曾国藩却不屑一顾。曾在同治三年五月初七日,与眉生谈及洋务时,透露出他的看法“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务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认为所谓的主权和尊严问题,不过是小事一桩,朝廷决策应该着眼于现实利益。不久,曾国藩又上书清廷,表示,“对待西方入侵者”,清廷应该“奖其效顺之情,缓其会师之期,”以利益诱之,利用他们消灭太平军。正是基于这一主张,清军才迅速扫荡了苏南和浙江地区的强大太平军,最终覆灭了太平天国。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曾国藩的见识堪比李世民和郭子仪。但这种超出时代、决定胜负的大见识在曾国藩的家书和唐代的史书中从来不会刻意强调。——李渊、李世民太原起兵前,李世民向突厥输诚,借助突厥的援助,扫荡隋军入主长安,留名青史——郭子仪凭借这个谋略,借回纥兵破灭强大的安史叛军,从而名垂青史隋代杨智积备受皇帝打压,所以他深恐惹祸、子孙受难。杨有五个儿子,他只教他们读用来洗脑的经书,不容许其读帝王史、方志和兵法,且只让他们进学堂当上课,不容许他们交往豪杰宾客,用培养愚民的方式培养他们。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作为,他道:“如果孩子读书广泛了,就会增加才识,如果他们多与豪杰交往,就会滋生志向。人一旦才识多了,志向大了,就可能引来杀生的祸患。”后来,杨家上下果然得以保全性命,别人都很佩服他这种见识。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育儿初衷,曾国藩与常人完全不同,常人读多了一知半解的鸡汤,盲目模仿根本不存在的他,只会误人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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