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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才:大同、小康——孔子的初心 
作者:[付金才] 来源:[作者惠赐] 2019-06-28


    内容提要:大同、小康和仁等都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构成。然而学界对孔子大同小康的研究远逊于对仁的研究。其实大同小康才是孔子之志向和初心,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礼、正名等都是实现大同小康服务的。孔子周游于卫陈蔡等国,为的是得到从政的机会以致力于大同小康的实现,仁是实现大同小康的情感起点,实现大同小康才是真正的大仁。然而孔子对缔造大同小康社会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实践性认识不够,只是谋求依附当时贵族实行改良来建设大同小康社会,没有像夏商周三代的缔造者那样从艰苦的基层工作——根据地和军队创建——开始,以至于孔子虽然志于大同小康,而社会现实却离孔子之志越来越远。孔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者和开创者,而后世则忽略大同小康思想,反倒将仁作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将本为政治家的孔子曲解为思想家、伦理家。孔子所开创的以大同小康为目标的儒家被改造成以仁为核心的儒家,这等于抹杀了孔子思想的最核心内容。以大同小康为目标的孔子思想具有革命性,虽然孔子本人没有革命。而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则彻底反对革命、主张改良,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地主阶级、士绅阶层的意识形态。地主阶级、士绅阶层为了自身利益修正孔子思想,打着仁的旗帜反对中央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干预和调控,反对底层社会农民阶层的革命实践,阻碍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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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以上数据,我们发现,不论是大众传媒还是学术界的普遍观念中,大同、小康与孔子的关联度远远小于仁与孔子的关联度。孔子关于仁的论述确实很多,而大同、小康同样出自孔子之口。可以说目前的大众传媒和学术界对孔子仁思想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孔子大同、小康思想。在考察权威工具书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1989年版《辞海》孔子词条说“孔子是春秋末年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认为孔子之学“以仁为核心。”【1】,没有提及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中孔子条认为孔子“以‘仁’为核心,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富于哲学智慧的思想体系。”【2】并用天命鬼神思想、知识论、中庸之道、仁学思想、德治思想、伦理学说、义利学说、正名思想、尽善尽美论、有教无类论、影响和作用等11个部分介绍孔子的思想,其中连大同、小康二词都未出现。

《礼记·礼运》中,孔子描述了大同、小康两种文明状态,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3】孔子感慨他生活的春秋时期的文明水平距离大道之行的大同时代与三代之英所营造的小康时代差距极大,他立志改变社会,让大同和小康时代再度变成人间现实。具体而言大同时代相当五帝时代,小康时代相当于夏商周三代。

一、周游列国,不变初心

孔子家境贫寒,地位卑微,自幼好学崇礼,最早参政是做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最高职务是季氏家的司空。以后的一生奔走于各国权门,谋求从政。从政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其祖国鲁国鲁定公九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先后担任中都宰、大司寇、以大司寇职务代理相国。主要成绩是粉碎齐景公要挟鲁定公的夹谷之会的阴谋,消弱鲁三桓。代理相国三个月,扭转鲁国的社会风气,“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与之以归。”【4】孔子参政治理国家的目标是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不是服务于贵族阶层,并且会消弱贵族阶层的利益。因此孔子直接参政的辉煌阶段伴随着孔子执政鲁国所取得的成绩而结束。因为贵族阶层的排挤,孔子在鲁定公十四年离开祖国,这年孔子56岁。此后孔子游走于卫国、陈国、蔡国等春秋时期的弱小国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弱小国家生存于晋国、楚国、吴国、齐国等大国之间,时时有被强国消灭的危险,这些小国更需要人才,至少孔子是这样认为的。经过14年的游走,孔子的幻想破灭,因为这些小国并没有重用孔子。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回父母之邦,再未离开,直到73岁去世。

周游小国期间,孔子师生生命安全多次陷入危险局面。在匡邑被误当成曾经入侵匡邑的阳虎而被追杀,在宋国遭到权臣桓魋(音tuí 的恐吓而离开。在蒲邑被当地守令公叔氏围困,经过激烈战斗才得以解围。最危险的一次绝粮三月发生在周游列国的后期,楚昭王向北扩张,进攻陈蔡等小国,因为孔子久居陈蔡,熟悉小国情况,楚昭王欲任用孔子,陈蔡当局担心孔子若被楚国所用对己不利,包围孔子,阻止孔子前往楚国,便有了孔子陈蔡绝粮长达三个月的典故。不为重用也就罢了,不少权臣当世者将孔子视为潜在政敌,威胁其生命。

在这种境况下,孔子并未改变自己从政的初衷,不为个人富贵,也不服务于贵族阶层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小康和大同。孔子没有曲高和寡,苟合权势。孔子在卫国居留时间最长,而卫灵公只将孔子当做智库对待,并不任用孔子治国理政,孔子感慨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5】但他没有为从政而改变自己的从政目标。孔子分别和学生讨论自己何以沦落如此的原因,子贡认为“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对于子贡的建议,孔子说:赐(端木赐,字子贡),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和孔子之志不同,孔子之志是从政以求小康,子贡之志是从政以求功名。还是颜回更理解老师,面对老师同样的问题,颜回的回答与孔子的看法相似,“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6】孔子听后欣然而笑,看来颜回是理解孔子的。那么孔子之道是什么?其实就是以从政的方式实现小康社会。但是孔子的志向仅仅是志向,贵族阶层不可能采纳孔子的主张、任用孔子主政,因为缔造小康社会与贵族阶层有着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孔子是中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少有的具有天下情怀的政治思想家和实干家。从其一生的思想和实践看,缔造大同和小康是孔子一生始终不渝的志向,是孔子的初心。缔造大同时代是孔子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高级目标,小康时代则是孔子所追求基本目标。

二、爱人是仁的起点,大同小康才是大仁

孔子思想的研究者往往以《论语》中孔子论仁最多,而将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其中关于仁的解释多采用樊迟问仁时孔子的回答:爱人【7】《礼记·中庸》和《孟子·离娄上》便采用了这个解释。

孔子关于仁的解释往往因人而异。回答颜回问仁时孔子便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说仁绝不止是爱人那么简单。颜回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对孔子思想理解最透彻。此言之义是执政者克除自己的偏见和私利,按照规则和法治治理国家,才是对天下的大爱。樊迟向跟孔子学习种植庄稼和蔬菜,被孔子认为是小人,即只想谋生而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樊迟问仁,孔子以爱人答之,因其没有远大理想和抱负,孔子便从最基本、最朴实的情感角度解释仁的含义。爱人是仁的起点,不是仁的全部。孔子用爱人释仁,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用近取譬而已。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8】还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9】《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0】

孔子所志之道是小康、大同时代的缔造,仁是缔造小康、大同时代的起点。培育涵养仁的情感,将其转化为制度政策措施,实现博施于民而济众才是根本目的。孔子从未轻许弟子为仁者,却肯定管仲为仁者,“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1】子贡因管仲未能为公子纠殉节而怀疑孔子的评价,孔子向子贡解释为什么管仲为仁者,“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2】后人因为孔子论仁较多,便以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对孔子的最大误解。以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就如同因为人一日三餐便将吃饭作为人生意义一样肤浅。更重要的如果将仁作为其思想核心,等于将孔子这样一位具有天下情怀的政治家降格为只知说教,纸上谈兵的劝善长者,这是对孔子极大地误解,用仁掩盖和抹杀了孔子思想的最伟大之处。佛教强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天主教基督教讲博爱,如果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若和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基督教的博爱相比,则没有存在的意义。博爱可将人引入天堂,慈悲能让人解脱自在,仁能给人带来什么?抹杀大同、小康,仁给人带来的只能是好人吃亏。而在孔子那里爱是改造社会的起点,孔子最关心的是大同、小康时代的实现。实现大同、小康,创造美好社会才是孔子的初衷和初心,仁仅仅是起点。以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不仅抹杀了孔子志在大同、小康的宏愿,更是对孔子的贬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贬低。

三、依附权贵,寄望改良,小康、大同成泡影

为改变现实,缔造小康,孔子主要采用游说权贵以求从政和通过教育培养从政人才两种方法。因为孔子出身贫寒,很难进入贵族的法眼,以至于直到51岁才在鲁国得到中都宰的职务。从政六年后,孔子开始游说三四流小国以求得到重用,而这些小国虽然危机重重也未重用孔子。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周游的大国只有齐国和楚国,其余的卫国、陈国、蔡国、宋国都是三四流侯国。孔子游说过的国君有齐景公、卫灵公、叶公。游说过的贵族有季桓子、季康子、蘧伯玉、司城贞子等。孔子真正从政的时间只有六年,而且是51岁才得以从政。

孔子从政的心情十分迫切,以至于孔子想通过投机的方式从政。鲁定公九年,孔子尚未做中都宰,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控制费邑的公山不狃发动叛乱,派人招纳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13】因为子路等人的反对,孔子放弃了这次投机行为。晋定公二十一年,晋国六卿之一的赵简子扩张自己势力,打击同为晋卿的范氏和中行氏,攻打中牟,中牟宰佛肸抗击赵简子,也派人招纳孔子,以壮大自身力量。“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4孔子的两次投机行为均因学生的反对而终止。

孔子十分熟悉五帝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清楚夏商周都是有小到大,通过武装革命建立政权的,他说周文王周武王起家丰镐,“今费虽小,其庶几乎?”然而丰镐之地是周文王、周武王亲自开辟建设的城邑,而孔子自己没有根据地和军队,依附权贵,寄望权贵重用自己实行改良。难以得到权贵重用时,孔子甚至想通过投机的方式获得自己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

其实孔子可以效仿商汤、文武二王,开辟自己的领地,拥有自己的军队。退而求其次,可以通过投机的方式直接参与公山不和佛肸领导的费和中牟的政治军事行动,鸠占鹊巢,借鸡生蛋。孔子的投机行为遭到学生的阻止而没有付诸实施,从根本上说,孔子对于改造社会、建设小康、实现大同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孔子自身更没有彻底坚决的革命勇气和实干精神。以至自己虽志于道,也清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5】而社会状况却未得到改善,小康、大同无望,孔子则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6】安慰自己,颜回则用“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17】来为孔子宽心。所以孔子、儒生、乃至后世文人虽然对社会有着美好期待,但是却没有通过艰苦实践,实干创造美好时代的勇气,总是寄望于圣君贤王的出现,寄望于后代的努力。当遇到困难时,孔子以斯文的象征自负,“匡人其如予何!”【18“桓魋其如予何!”【19】孔子“没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也没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厚自信。

四、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孔子既是儒家之祖,也是百家之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创造者、奠基者。认识孔子之志、孔子的初心极有必要。孔子之志、孔子的初心,是缔造中国社会的大同、小康时代,仁作为情感起点与礼、法、兵等都是实现小康、大同的必要措施。而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一方面忽略大同、小康目标而用仁作为个人主义、家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理论根据,一方面将仁同国家法律、军事对立起来,将国家以整体利益对政治、经济、族群关系的调控干预行为污名为不仁不义。这样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沦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强大的利益集团——地主阶级或士绅阶层的意识形态。

这种局面最晚在西汉后期便形成了。西汉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会议上,地主阶级、士绅阶层的代言人贤良文学正是开始以集体无意识的自觉态度,打着仁义的旗帜全盘否定中央发展工商业、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系列措施,坚决反对有碍于土地资本扩张的一切经济形式,要求西汉中央政府坚决彻底取消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主张放任土地资本无限扩张。中华文明核心地带位于黄河长江流域,北部草原游牧民族长期以来是华夏农业文明区的主要安全威胁。汉武帝大规模用兵匈奴,需要雄厚的财政支持,为此实行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这必然影响到士绅的经济利益。士绅阶层坚决反对汉武帝维护国家安全的财政政策 。《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们此类言论比比皆是:“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20】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21】仁义在贤良文学那里俨然成了政治正确。贤良文学们满口孔子仁义道德,其措施大而无当,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社会阅历的他们难道会相信自己提出的措施具有可行性?当然不会相信!但是他们相信用这样的话批评中央政府的措施还是有效的。

西汉章帝认为“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2】其实这些俗儒们心中只达地主阶级利益的时宜,一切有碍于地主阶级利益的措施,他们都毫无保留的坚决反对,这有点类似近代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们。西汉章帝已经认识到孔子的仁理论已经成为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旗帜,而具有汉章帝这种认识的国人却少得可怜,因而章帝的认识也就更加可贵。东汉以后仁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名教。宋朝以后,理学家们借用佛教、道教思想发展孔子仁的思想,把孔子的学说改造成玄学和准宗教,仁、孝等基本情感和伦理义务俨然成为为人的标准。

士绅们蓄意抬高仁的地位,用以上抗中央集中领导,下压基层百姓的不满。明朝时期东林党人因为张居正主持改革不能为亡父丁忧三年,而被东林党人攻击为“学术则偏,自用太甚,设施乖张。”【23】毛主席多次谈论孔子,尤其在晚年,1973年8月5日谈到:“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非今,开历史倒车。”【24】“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25】

遇到问题,只讲仁义、和谐,无底线地向地方主义、向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妥协,最糟糕情况国家会四分五裂,会出现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所以毛主席批判所批判的不是真是原本的孔子,是被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包装过的,只讲仁义不讲大同、小康的孔子。纵观孔子所开创儒学的发展过程,经学盛行于豪强地主、士族门阀、地方割据的东汉后期、魏晋南北朝,程朱理学大行于宋元明清,两宋时期虽然内忧外患,却是士绅的乐园。明朝时期的东林党宣扬理学,坚决反对张居正改革,清朝入关,他们却率先投降。相比于西汉盛唐的国家统一,中央集中管理的高效,东汉以后的分裂、两宋时期割地赔款、明清时期中国原创力的减弱,和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成为士绅阶层的意识形态有直接关系。   

如果孔子英灵知道自己为追求大同、小康而开创的儒家被后来的地主阶级、士绅阶层曲解改造为维护土地资本的意识形态,阻碍中华文明的进步,会作何感想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孔子理想的蜕变意味一个族群的悲剧性衰落。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262.

2 网址:http://h.bkzx.cn/item/214830?q=%E5%AD%94%E5%AD%90#天命鬼神思想,访问日期:2019.06.20.

3】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32-333.

【4】史记.中华书局1963.1917.

【5】史记.中华书局1963.1924.

【6】史记.中华书局1963.1931-1932.

【7】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214.

【8】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138.

【9】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133.

10】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67.

【11】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236.

【12】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236.

【13】史记.中华书局1963.1914.

14史记.中华书局1963.1924.

15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257.

16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115.

17史记.中华书局1963.1932.

18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162.

【19】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144.

【20】盐铁论.诸子集成(十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1.

【21】盐铁论.诸子集成(十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1.

【2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277.

【23】明史.中华书局1974.6301-6302.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90.

【25】网址:http://www.xinfajia.net/15166.html,访问日期: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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