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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辉煌的亚洲文明,互动的东西方 
作者:[张西平] 来源:[网友推荐] 2019-04-10


“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

东西方文明是一个互动、互鉴的过程。但长期以来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二元对峙的思维方式下,亚洲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人类早期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超过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地区,水稻的培植、城市的出现、宗教中的多元、宏达的神庙、铸铁、指南针、纸张、丝绸、文字与书写、大学、规模巨大的国家管理、杰出的艺术作品等等,亚洲对人类早期文明的贡献,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亚洲因其伟大的古代文明成就而令每一位亚洲人自豪。亚洲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的传统对后世的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构成西方文明“根基”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产生了影响。就连现代西方史学家也都毫不吝惜地承认,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传统,与古代近东的文明尤其是巴比伦、埃及和希伯来文明,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深受其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中肯指出的,“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可说就是欧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系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及。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究其实际,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

亚洲在前近代时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亚洲不仅仅在古代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其发展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就是在前近代时期(公元1500年-1800年),也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早期的全球化历史中亚洲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和印度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如《泰晤士插图世界史》中所说的:

虽然人们很难准确地估量近代早期亚洲的经济总产量……但是人们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证明,东方的经济规模和利润比欧洲要大得多……南亚和东亚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欧洲人……及其商船仅为中国人及其船只的1/10;而其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的产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这两种商品的产量令人瞠目结舌。仅南京一地,众多的陶器工厂每年出产100万件精美的瓷器,其中许多是专门为出口而设计的——出口欧洲的瓷器绘有宫廷图案,出口伊斯兰国家的瓷器则绘有雅致的抽象图案……在印度,17世纪80年代,仅孟加拉的卡巴扎尔城每年就生产200万磅生丝,仅西部吉吉拉特一地的棉纺织工人每年就生产出口300万匹布……在整个近代早期,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洲。亚洲也是最强大的国家的所在地。当时最强大的君主不是路易十四或彼得大帝,而是满清皇帝康熙和“大莫卧尔”的奥朗则布。

亚洲在历史上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言说

“亚洲”(Asia)这一地理区划,最早是欧洲人提出来的。晚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绘《坤舆万国全图》,提出天下分为五大洲,便有亚细亚,利玛窦在图中说:“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蜡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图中分列出“万国”,中国只是万国之一。晚明儒生李之藻感叹“俯仰天地,不亦畅矣大观”。

西方文献中的亚洲观念只是作为欧洲人“他者”的一种想象。而国人对亚洲整体的自我认知却相当迟缓。在亚洲,最早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恐怕是日本人。1863年,日本著名思想家胜海舟提出“亚洲联盟论”。显然,这是日本逐渐强大后的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后来,在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后,冈仓天心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亚洲一体论”。他认为亚洲虽然有着不同的国家,但在精神上有着共同性,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它们都分别一一述说着古代亚洲的和平,并在这种和平中发展、孕育着一种共通的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开放着不同的、各有特色的文明之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划出明确固定的分界。冈仓天心自觉地将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实际上他是在代表亚洲,把欧洲作为“他者”,来确定亚洲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他说:

亚洲一体。虽然,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文明与具有佛陀的个人主义的文明相隔开,但是,那道雪山的屏障,却一刻也没有阻隔亚洲民族那种追求“终极普遍性”的爱的扩张。正是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通的思想遗产,使他们创造出了世界所有重要的宗教。而且,也正是这种爱,是他们区别于不顾人生目的、一味追求人生手段的地中海及波罗的海沿岸诸民族所在。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亚洲最早的自我言说、亚洲自我意识的最早明确表述。很遗憾,冈仓天心这个立足东方,反思西方文化的弊端,谴责西方文化侵略的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因素,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恰恰变成了日本对东亚民族进行殖民侵略的侵略理论。日本的这两种亚洲观都走向了反面,成为日本近代以来侵略和欺压亚洲其它民族的理论来源,这个事实也说明了他们的亚洲观的内在矛盾和问题。

泰戈尔、孙中山、章太炎眼中的亚洲文明

在亚洲,中国、日本、印度大约是对亚洲文明的价值和西学东渐后的东方文明自身价值最为关注的国家。印度三圣之一的泰戈尔,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中关注东方文明的,他对东方价值的守护,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之上的。他认为:“西方已经变成剥削者,已经尝到剥削的果实而丧失道德,我们却必须用人类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信心来战斗。”“我们东方人既不能借来西方的头脑,也不能借来西方的脾气。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自己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1941年泰翁临终前写了《文明危机》,结尾说:“我环顾四面八方,看见一个骄傲的 (西方) 文明倒塌,变成一大堆枉费心机的垃圾。”又说:“可能从这地平线上、从太阳升起的东方,黎明将会来到。”在中国近代以来最关注亚洲问题的当属孙中山先生。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做了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演讲开头就说:

我想我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人便已经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欧洲最古的国家,像希腊、罗马那些古国的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我们亚洲从前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来,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种种文化,都由于我们这种老文化发生出来的。

这里我们看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本质上说的是文化。学者们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其最强调的是亚洲有一个大主义,有一个大精神。这个大主义与大精神就是中国的儒教思想。他主张将这个大主义与大精神作为亚洲灵魂与亚洲发展发达的精神基础。

之后,章太炎先生也主张过“大亚洲主义”,发起过“亚洲亲和会”。他认为亚洲文化有着共同性,他曾将中国与日本、印度三国关系,比喻为一把扇子,中国是扇骨,印度是扇纸,日本是系扇柄的扇绳。

在章太炎看来,亚洲是在儒教与佛教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区域,在近代同时都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章太炎对于这种冲击,未抱全盘否定的态度,问题在于西学东渐后亚洲文明正走向瓦解与衰败。这使章太炎产生紧张与难抑的文化忧思,希冀通过亚洲,互勉互尊,既收西学养分又使亚洲文明大劫获生,更新发展。

重建亚洲自己的历史文化,恢复亚洲文化的自信

我们必须从长时段的历史中重新考虑亚洲的问题,从文化上重新思考亚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应十分清楚,中国首先是一个亚洲国家,亚洲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我们同亚洲国家山水相连,文化相通。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整个亚洲都是作为后发现代化而开始自己近代历史的,包括日本在内,亚洲国家在如何处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上有着同样的焦虑;我们和印度一样,都有被西方殖民或半殖民并在同西方斗争中,获得自己民族主权的共同历史过程。

因此,重新整理近代以来的亚洲观,继承这份重要的学术和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之亚洲是重要的。同时,将亚洲放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研究亚洲文化的特点、亚洲文化的价值,显得十分迫切。但是,我们知识界对亚洲的思考明显不足,正如学者们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领域有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讨论,不仅在数量上有限,而且真正能够将这些地区的研究带入当代中国思想讨论的文章少之又少,在许多重大的历史认识问题上,这种知识和思想事业上的局限影响深远。这一知识状况不仅对把握当代世界的脉搏构成了巨大的限制,而且也对建立新的自我认识形成了严重的障碍。

季羡林先生在谈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说:

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实。

季先生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豪感,这种对亚洲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是我们需要继承的。

了解亚洲,了解东方,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亚洲人应该做的,只有了解了我们自己,才能更好地学习别人。当然,回到亚洲并不意味着,中国-西方或亚洲-西方的思考方式完全无意义。1500年前的亚洲和欧洲也有着历史联系,但大体是在各自的文化中发展;1500年后欧洲人开始进入亚洲,亚洲自然的文化生态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扰,东西文化之间的互视、冲突和认识开始,亚洲史被强行纳入世界史之中。当西方在以殖民方式进入亚洲后,亚洲的自然发展状态已被打破,亚洲文化社会遭到破坏,强权的西方“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破坏性”与“建设性”在亚洲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以不同方式展开。这样,当我们今天重建亚洲观念,重新确立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时,完全忽视1500年后的500年是不可能的,希望重建1500年前的亚洲思想和文化显然也只是一种浪漫的乌托邦。

由此,我们只有从两个方面入手看待西方,才能梳理清楚我们自身的亚洲观:其一,对近500年的西学东渐做彻底的反思,通过系统梳理反思,在对近500年来欧洲文化对亚洲文化的侵扰进行批判的同时,反省自身,提炼、凝聚近500年的亚洲在西学东渐历史背景下的思想和文化进步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不能对近500年来的西学东渐做彻底反观,是无法说清亚洲自己的价值和文化的,是无法说清中国的亚洲观变迁的;其二,梳理亚洲的历史和文化时,我们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说1500年前的亚洲历史文献和文化记载重心在亚洲本身,那么,1500年后的亚洲各国的历史文献和自己文化的记载历史已经主要不在亚洲。例如,如果我们想真正搞清中国近500年的历史,仅仅靠中文文献和记载远远不够,不看早期来华传教士的历史文献,不了解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文献,亚洲和中国的近代历史是说不清的。这是一个交错的文化史。

因此,重建亚洲自己的历史文化,恢复亚洲文化的自信,梳理中国近代以来的亚洲观,就要了解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这是一个苦难与进步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是一个文明互鉴的历史。回到亚洲,不仅不能弱化对西学的学习和理解,反而要加强对西方近500年扩张史的研究。只是,这样一种学习,再不仅仅是一种对西方的追随,对西方理论的一种印证,而是站在中国的立场,站在亚洲的立场对自己历史的回顾,是重建亚洲文化的一种追求,是一种新亚洲观觉醒的开始。

作者简介: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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