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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津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深为民众所痛恨 
作者:[杨津涛] 来源:[网友推荐] 2019-04-02

近几十年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乡村自治”思潮,一再被中文知识界界重新发掘,意欲从中寻找到能够观照现实的历史价值。当年“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也获誉颇多。但揆诸历史,当年的“乡村建设派”,与其说是先驱,不如说是教训。以梁漱溟为例——自1930年代起,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氏所开展的“村治”实验,立意虽佳,实际上却产生了祸民的效果,并不值得称颂。 

对于韩复榘,梁漱溟曾称赞其人:“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①韩复榘对梁漱溟,则见面必称“梁先生”。 韩复榘之所以支持梁漱溟在山东开展所谓的“村治试验”,并非因赞赏梁的学术见解,而是梁的诸般理念,契合了其追求军阀割据的需要。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念,相当庞杂。简而言之,就是在广大乡村开设乡学、村学,这些学校,既是教育机关又是自治机关,用梁的话说,叫做“政教合一”、“行政机关教育化”、“社会学   校化”。 

梁这种“政教合一”理念,正中韩复榘下怀。

一方面,韩复榘名义上虽服从国民政府,但在山东却一再强硬取缔国民党党部,“取消各县预算中国民党县党部的党费,强迫摘下招牌,勒令停止活动”,②甚至逮捕杀害国民党省党委的委员。

另一方面,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招考的大学或大专毕业生,在毕业后,大都被韩复榘收入囊中,被任命为山东各级官吏。

梁漱溟主持的菏泽实验县,被划为20个乡,每乡设一个“乡农学校”,负责抽调壮丁、配给枪支,开办自卫培训班。梁漱溟原意是“寓兵于农,守望相助”,但实际效果是壮大了韩复榘的军事力量。1934年,韩复榘到菏泽检阅自卫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一看到有这么多人枪,就大加赏识,接着就划鲁西十县为行政督察专署区加以推广,并且继续向其它专区扩大。”通过“乡村建设”,“几年来为韩复榘训练的壮丁确实不少”。③

梁漱溟还曾希冀以其“乡村建设”来对抗农民运动在山东的发展。梁漱溟是农民运动的反对者,当时的山东恰好农民运动兴盛,在山东省政府看来,“甚于洪水猛兽”④。梁觉得,自己所主张的乡村组织,“实为农民运动的正规”,可以替代其他党派组织领导农民运动。⑤

这一点也被韩复榘所利用。为反蒋计,韩并不拒绝与其他党派组织在军事、政治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又需要时刻警惕其军队及地方行政机构被其他党派组织渗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念,恰恰契合了韩氏的这种双面需求。 

1930年~1937年,韩复榘主政山东,梁漱溟的实验与其相始终。

韩利用梁扩充力量,梁也知道利用韩与蒋介石间的矛盾,“推着韩复榘大量地办乡村建设”。

但二人之间也有矛盾。在对日问题上,韩复榘“以对日本(包括日本人鼓动的华北五省自治活动)的模棱态度,来挟持蒋介石”。七七事变后,中央军途经济南北上,韩复榘竟下令“通知日本领事馆,中央军过山东了。”⑥梁漱溟几次欲说服韩复榘坚持抗日,均不得要领。

日军发动对山东的攻势后,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弃守济南。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独立旅旅长孙则让,在菏泽“搜罗了约四千多人抢,随着韩复榘逃跑。”⑦愤怒的民众捣毁了乡学,多名参与乡村建设的工作人员被杀。

梁的“自卫训练班”,已成为忠于韩复榘的私人武装。

韩复榘被枪毙后,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宣布废止“乡村建设运动”的“政教合一”体制,恢复旧有的行政体系。国民党党部,也终于首次能够在山东公开活动。

对于自己数年间在山东的作为,梁漱溟自知成效有限: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即如我们邹平,假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征求乡下人的意见——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搬家了,你们愿意不愿意?投票的结果如何,我亦不敢担保。”

之所以“不敢担保”,是因为其乡村建设试验,本质上不过是为旧的乡村统治秩序,披上了一张新政治理念的虎皮。理念虽变,人事依旧。

比如:邹平县下设乡学,为“政教合一”机构。乡学设董事会,推学长一人负责;乡学下设村学,以所有村民为学员,以培养其政治参与能力为目的。但乡学、村学的权力,仍掌控在旧势力之手。耀里乡的“学长”李北辰“强霸族田三十亩,诱霸族长某人的全部家产,无理判案害死佃户孙光銑,勾结武装欺骗群众”⑨,此类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改善。而且,因其获得了新的光鲜的理念虎皮,对一般村民的盘剥,反呈变本加厉之势。

这种“以改革始,以祸民终”的结局,在陈诚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也有总结。陈诚说,“山东村治派”这群人,曾经“因收缴民枪,并增种种杂税,加重民众负担,致惹起曹县第八区民变。后曹县各区相继而起,单县、定陶、城武、郓城、巨野等县,亦预备响应。”好不容易才被韩复榘平息下去。

对梁漱溟在山东的试验,陈诚当日是这样评价的:

“毫无成绩,徒扰民及加重民众负担,深为民众所痛恨。”

1981年,梁漱溟回首往事,也承认:

“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

梁漱溟之事,其实是一个警示。今人在考察民国志士种种救国、强国的理念和实践时,须遏制住内心“浇现实块垒”的冲动,少一点情怀表达,多一些教训总结。

注释: 

①韩子华口述、周海滨整理:《父亲韩复榘并非一介武夫》,《河北青年报》2013年5月21日。

②⑥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 第1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35~156页。

③⑦⑨东畅:《我所知道的抗战前山东乡村建设派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 第1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21~134页。

④《山东省政府第二届第五周年工作报告》,1935年,转引自李先伦《韩复榘支持梁漱溟乡村建设原因探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⑤吴景超:《批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集),1979年,第486页。

⑧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⑩《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国史馆”2007年。

 文章来源:短史记微信公众号2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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