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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日本“武士”和中国“文士” 
作者:[钟庆] 来源:[作者惠寄] 2005-08-13

 

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眼前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日本绝不能也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可能是日本国土狭小,火山地震频发,无依无靠,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只能通过“群”去拼。没有比较优势,只有靠自己“物作り”的“技”。中国却是个人主义,可能是因为地大物博,还有一些比较优势。

研读中国近代经济史,却是另外一副光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什么挣钱做什么。在国难日渐深重的20世纪20—30年代,依然莺歌燕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想到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在不断捡芝麻过程中丢了西瓜,最后芝麻也被抢干净。

历史虽然已经走到了21世纪,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日本学者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做的学问自然是工业社会的学问。“社会”就是人群,研究人群需要有大量的统计图表。“工业”其实是机器,而对机器进行研究,则需要有现代工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和统计资料,知道这些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配合。日本学者以坚实的工业知识为基础,从大量的统计图表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分析它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制订相应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比对期望与实际的差异,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关于中国的数据我在这里出口转内销了。中国人喜欢根据主观好恶修改数字是有名的,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相关数据的比对,以得到比较客观的认识。日本学者是冷酷无情的,要么是“中国威胁论”,要么是“中国崩溃论”,却没有沁人心脾的“双赢论”,有个代替的词叫“共荣圈”,这可能是日本“武士”的传统。

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喜欢农贸市场卖茶叶蛋的模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坐而论道:1个苹果卖1元,赚5毛,有利可图吸引更多的人种苹果,价格下降,供需平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公正,自动实现资源配给最优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问题是自由市场真的这么神奇,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不知道是会卖苹果还是种苹果。

还有些人附庸风雅、邯郸学步,弄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和逻辑,卖弄一通所谓的严密推导之后,证明了XX理论,就堂而皇之地去指导实践。实践中出了问题是实践错了,理论是不会错的,因为有严格的数学推导,不需要实践检验。中国学者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出身,不熟悉现代工业社会,期盼搞“双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把西方思想的精髓——“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推崇,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现象。清朝末年,立宪派、革命派、维新派……诸派林立,争斗不休,但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市场化,刺激工商业,建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配的宪政体制,然后自立自强,富国强兵。只是在具体如何宪政以及宪政速度多快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始终不能深入认识到大工业时代的立国之本,因此,最后无论是哪一派胜利,终究脱离不了向外国借款求援,建立依附于外国大资本的经济体系的道路。相隔一个世纪,历史的轨迹竟如此相似。

尽管今天的精英们想方设法论证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历史是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敌人,然后用西方历史的模型来论证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源于缺乏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精神,但所有这些论证都不愿意用数字和调查来证明自己的圆满。事实上,如果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地区相比,中国自秦朝以来具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和平等,但这并没有导致中国产生工业革命和繁荣富强。

工业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以前,相对简单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使自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只有艰难的交通会限制交换的产生。中国文明独处旧大陆东端,既不至于因无法与其他文明接触而落后,也不至于因为太多的文明冲突而无法稳定,长期滞留在封建军事阶段,因此最早消灭了身份等级制度,产生了高效的中央官僚政府,允许农户和手工业者自由经营。但正是这种长期稳定的社会产生了惰性和固化的制度。而农业时代的生产力限制也使政府对扩张和冒险失去兴趣。

儒家士子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为宗旨,远离具体生产,把人伦的“道”作为唯一而又至高无上的目标。当然,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当年的儒家官僚不能未卜先知,对于他们和那个农业时代而言,中国的社会是最完美的制度。

19世纪初,旧大陆的技术积累冲破了工业革命的门槛,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西欧这个相对落后的世界抓住了这次机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中亚东欧本来也可能产生工业经济的竞争者,但由于与西欧距离太近,工业革命之火被及时扑灭。只有日本,在与西欧相似的落后体制下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又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受到遥远距离的保护而获得发展机遇,最终成为落后国家中唯一的幸运儿。而中国虽然富饶强大,却因为自己的惯性而拒绝了工业化的机遇。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落后,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和痛苦,不应该由任何个人负责,这是历史的悲剧。

现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士子们(主流经济学家)终于又拣回市场经济和明晰产权的理论当宝贝,以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所有资产归于能发财的个人,强国就指日可待,财富自然滚滚而来。殊不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靠自由市场而进步成发达国家的例子。为自由市场摇旗呐喊的精英们以“科学精神”自诩,宣扬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时却只能靠空想的模型和繁琐的推导,举不出一个实例来。这种论证已经丧失了最根本的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当然,想必以精英之睿智,自然懂得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只是例子难寻,只好做空头文章。

为什么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讲逻辑?文化上对旧制度的潜在认同自然是最重要原因,但西方大资本在中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居心叵测地鼓吹开放,其效果也不可忽视,青年一代就是在这种文化气氛下生长的。正如韩德强最近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所说“……记者和编辑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斯密教条信奉者,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甚至英国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起来的,他们甚至把贸易保护等同于“闭关锁国……”

百年前,中国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站在历史歧路的日本武士把日本引入了战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文士则把中国送到了“商场”,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百年后,又是全球化,中日两国的“士”再一次处于历史的歧路。日本的“士”依然把全球化当作战场,当然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研究和制定日本的战略战术。中国的“士”还是把全球化当作“商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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