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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中国政制发展要走自己的路 
作者:[朱永嘉] 来源:[公众号“文化纵横”2017-08-14] 2017-08-24

    导读:《文化纵横》2017年8月刊刊发了曹锦清先生的《以制度研究推进话语体系重建——简论文明复兴与21世纪问题》一文,引发广泛讨论。朱永嘉先生结合曹文,以及此前汪玉凯先生发表的《总统制是中国可考虑选项之一》一文,在文中提出:其一,新加坡体制或西方总统制在中国走不通;其二,宜从中国的历史和已有的制度经验入手,思考中国未来走什么路。朱永嘉认为,中国社会所适合的制度不同于西方体制,制度优越性不在于说得多么漂亮,而取决于历史实践的检验与完善。

总统制并非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行选项

最近我在网上读了二篇文章,一篇是汪玉凯先生的文章,题为《总统制是中国可考虑选项之一》,这是凤凰网的一篇访谈,汪玉凯先生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这篇访谈的主题是新加坡一党执政稳定性对中国有很大吸引力,汪玉凯先生认为新加坡是多党外壳下一党长期执政体制,这个体制实际上沿袭于英国议会内阁制模式。新加坡有总统,是一个名义上的首脑,作为国家的象征。议会有89个议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执政,由执政党组建政府,政府总理拥有最高权力,实际上是政党、议会、政府三位一体。在这个体制下,允许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连续执政六十多年。在新加坡还是有反对党的,并且也长期存在,可以起监督的作用。汪玉凯先生认为新加坡的体制可供我国参照借鉴,我国也能推行总统制,还强调了由刘亚洲领衔国防大学课题组所著《新加坡发展之路》,详细介绍了新加坡发展道路主要价值之内核。尽管这个观念有权威人士领衔来推介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参照系。

我读了以后的直接感觉,是此路不通。为什么?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它的存在不是靠什么政治体制,而是靠它的地理位置在马来半岛的顶端,靠的是海上交通必经的港口。这个国家的规模连上海也比不上,和广州也不能比。那么一个弹丸之地,所建立之政体和管理体制,只适应小国寡民的条件,中国是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新加坡那套体制怎么可能适应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呢?怎么能去学习新加坡的管理体制呢?也太小看我们伟大的祖国了。再说从地理环境上讲,新加坡的存在并不牢靠,我们洋山港发展了,如果马来半岛上开了一条运河,那么东西方的海上通道,没有必要再经过新加坡了,那时新加坡的生存也有困难。

新加坡那套政体的设计是沿袭英国的议会制度,但是这一套制度,并不能保障英国永远成为日不落的帝国之世界霸权地位,二次大战以后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取代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再怎么说,这套制度还是属于西方的传统,实际上是接续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的传统,它建立在海上通道的要害处,它那个民主制度,是有钱人的民主,依照财产划分人的等级,奴隶在这个国家是没有地位的。这个民主制下的国家制度还是君主制,在民主制下,只有不断强化君主的权力,才能遏制社会统治秩序的混乱。再看美国的总统制,建立在议会两党制基础上的直接选举,只要看看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直至如今口无遮拦的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体制能找到好的总统吗?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怎么找不到更有作为的人来参选呢?共和党找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头,民主党找了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太,这样的总统制不是闹笑话吗?到今天还要想着参照西方的总统制,甚至参照如新加坡那里的总统制,是不是对自己国家和制度太没有信心了呢?怎么忘了我们是有十三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呢?一定要驱除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奴才思想。

要说总统制,中华民国是总统制,在大陆搞了三十八年就搞不下去了,到了台湾,蒋介石一死,蒋经国开放党禁,搞多党制,结果国民党这个执政党第二次丢了执政地位,国民党在台湾是江河日下,现在蔡英文在台湾还在做总统梦,是没有前途的。我说汪玉凯这位大教授,对于中国当代史的常识,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呢。

立足历史与实践探索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

我读的另一篇文章是曹锦清写的,题为《以制度研究推进话语体系重建——简论文明复兴与二十一世纪问题》,发表在《文化纵横》今年8月刊上。曹锦清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从身份讲,与汪玉凯都是教授。我们现在还是等级制,也许汪玉凯的社会地位还要高一些。但从道理上讲,还是曹锦清讲的比较在理一些,至少他还没有跪倒在全盘西化那种奴才思想的脚下。曹锦清计算了一下,中国的人口是十三亿,欧盟的人口,加上美国和俄罗斯,满打满算不超过十亿人口。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从1949年以后迅速崛起,从发展的速度上已远远超过了西方这十亿人口了。西方十亿人口,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怎么也搞不到一块儿去,矛盾重重,美俄矛盾不可开交,欧俄矛盾在乌克兰问题上也难以解决,美欧之间为了大西洋公约的军费开支也闹得离心离德,英国公投脱欧。西方的民主制度便没有办法把这十亿人口整合在一起,无法齐心协力,如中国那样把精力放到发展经济上去。为什么?双方制度上有根本差异,他们那儿是联邦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打算,欧盟这二十八个国家要联合在一起,那有多难啊。要把美、俄、欧联合在一起,那是无法想象的。而我们能把十三亿人口团结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郡县制,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机构的建制,即使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也能全国一盘棋。从效率上讲,是西方的制度强,还是中国的制度强?只要方针路线对头,当然是中国制度生命力远远超过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中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呢?那是因为1840年以后,中国这一百多年屈辱挨打的历史,失去了自信,才有人想着通过全盘西化来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即使你心甘情愿做洋奴,人家也对你不屑一顾。当年李鸿章去日本签《马关条约》,不是还挨了日本人一颗子弹嘛。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我们没有少挨打呀。欺凌弱小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中间地带,那就是伊斯兰世界,主要部分在中东和北非,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体制,西方要在那里推行民主制度,也就是颜色革命,结果闹得那里民不聊生,社会秩序完全失控,闹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局面,于是出现了难民问题,恐怖主义,美国的小布什、奥巴马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法国的萨科齐也是一个战争罪犯。美国也想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中国的现行制度不让它有丝毫活动的余地。搞总统制是否想在这方面为西方在中国开一个口子,让中国也变成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吗?

在我看来,为中国制度说明其优越性,用不到创造什么新的话语体系,还是毛泽东1973年8月4日的那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句话的要点便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郡县制,柳宗元的《封建论》强调的就是郡县制。曹锦清文章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他说:“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为强大,王朝有兴衰,但制度是有沿革,比如郡县制贯穿百代。”还说:“监察制度,巡视制度也例行2000余年,且巡视制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当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想,这是事实。什么叫沿,那就是继承。什么叫革,那就是改革,使制度适应形势的需要,改其不合适的部分。制度的基本面不能变,任何制度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基本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也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那就需要补正的。我写过一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是讲制度沿革的,涉及中国传统制度的方方面面,既讲它的得在何处,也讲其失在何时,如何沿,又如何革。改革这个词不是新名词,古已有之,王安石的变法不是也讲改革嘛!再说秦朝的灭亡,不是制度的问题,事实上到了汉朝,汉承秦制,基本的制度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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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书影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讲的主题也是这一点,其文云: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这些话是《封建论》全文的要点,朝代可以换,制度可以有沿革,但基本的东西不能变。州郡制度的特点就是文官制度,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地方割据。要坚持文官制度,那么科举制度就来了,那是如何培养文官的制度。中国推行文官制度比西方要早一千多年。监察制度,首先是监察地方行政的制度。汉代在几个郡上设刺史,便是监察官,御史的职能便是监察。巡视制度是汉武帝开始设置的,汉唐都有的。制度形成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修正的,任何一个顶层设计不可能是完美的,它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不断的补充和修正,法律也是如此。

制度的优越性,不是靠话语说得漂亮,做起来便是另一回事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从话语上看,可以说是天花乱坠、美不胜收,谁要信它,照搬那一套,非天下大乱不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就是前车之鉴。对比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他们那里难民泛滥、恐怖主义泛滥的情况便可以懂了。 

以上便是我对前面二篇文章的读后感,不同意见之处供二位参考,百家争鸣嘛,可不要生气啊!心平气和才能弄清思想。要说身份,我与二位无法相比了,论年龄,则我老矣,难免老糊涂了,若有错失,那就向二位拱手作揖说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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