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在与晚年南怀瑾先生深谈后得出的印象，称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传播，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诗人，著述丰厚，弟子无数；其实他最关心、在意的还是祖国的命运，始终乐意在促进统一大业中奉献一份积极力量。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我奉调回北京。不久，老师也秉持叶落归根的思想，决然迁回内地。老师侨居海外50余载，其间，为保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倾囊藏书达数万册，其中包括四库全书、大藏经、道藏，多为古本、善本、珍本。还收藏有少量佛像、书画、琴剑等，共计600多箱。老师致信说，“这些藏品很珍贵，不仅属于我个人，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我已年至耄耋，这些藏品亦当随同我叶落归根，回归祖国内地。” 我接信后，当即居中协调。海关对于一般私人藏书通关的确有限制的规定，我建议海关总署作为特例处理，玉成了老师的美好心愿。南老师逝世后不久，依法得以继承的子女们一致宣布将把这许多遗物捐赠公益。因此，我又联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周部长非常欢迎，并表示可以在国图辟出地方，设立“南怀瑾捐赠文献专区”。

老师回归内地后，定居在吴江庙港镇的太湖之滨，那里的绿化和水质特别好，是上海市自来水工程引流太湖水的咽喉地带。大学堂的设计图初成时，他在图上指点我看，兴致勃勃像个少年人。他不辞辛苦历时6年，看地、看风、看水，规划、筹款、督察，终于让无论规模、设施都堪称一流的太湖大学堂建筑群拔地而起。漫步波光粼粼、细浪拍岸的太湖堤上，联想上世纪60年代台湾基隆陋巷的授课堂，辗转东西南北、直到湖畔这占地280亩的教学基地，真是由衷地为老师的学问成功、人生成功高兴。而又有谁能想到，若干年后，老师最终在这儿化作一缕青烟，在这儿留下了无价的精神和物质的财富，还有一堆璀璨夺目的舍利子。

老师关心“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香港开始践行的情况。我向他报告，“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史无前例的创举，从未有哪国执政的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还允许一小部分地方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维护两种制度长期和平共处，互相促进，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昌盛。南老师赞同，没有发表更多评论，却为我背录了白居易一首对仗工整、连用叠字、诗味回环的七言律诗《寄韬光禅师》：“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我想尾联一句“天香桂子落纷纷”的点题，是道出了老师为“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情坚金石、不遗余力的始终念想。

2008年4月，我离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转任全国政协常委，不用天天“朝八晚五”上下班了。我南下拜访南老师。老师问我知不知道宋代名臣赵忭？我坦承孤陋寡闻。老师就讲了这位官至谏议大臣为人一生清正的故事，出行轻车简从，只带一琴一鹤，死后被谥为“清献”，即“清廉惠贤”的意思。老师又背录了赵忭退休后写的一首七言诗赐我：“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斎老，只是柯村赵四郎。”我明白，老师是要我效仿前人超然淡泊的心态。

老师让宏忍师复印了一张明朝普明禅师的《牧牛图颂》给我，《图颂》由10幅牛的诗画故事组成，展示了由浅入深、由勉力而趋于自然10个阶段的开悟过程。老师又像站在讲台上板书，解释《牧牛图颂》是心性之学，是认知生命本性之学。我说一定好好研学，身命得自于父母，慧命得自于老師。在太湖大学堂住了一晚，翌日辞行时我告诉老师，经同事、朋友们多方建议，自己也有愿望，把中英谈判交接香港的最后1208天亲历写出来，对国家、对一段历史、对自己和至爱亲朋作一份交代。老师很赞成，说：“这是为国家添一笔历史，要写真事，说真话。” 

2010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再度驱车从上海来到吴江庙港镇，拜访南老师。老师略显清瘦，戴了顶绒线帽子，衣服也穿的厚实了些，品学兼优的秘书马宏达伺候左右。这光景与10多年前老师在香港金鸡独立、执剑起舞能旋转360度，已不可同日而语。老师问我写回忆录的进展。我答，已经核实梳理完有关资料，开始动笔，打算用文学笔法，一个一个故事作为独立章节，写成可读性比较强的纪实文学。他含笑点头说：“等你写出来，我要看看。”我欣喜回答：“一定，老师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见证人！”

这次辞行时，老师要我在他的办公桌旁坐下来，抽出一张空白A4纸，想了想，给我写了两句话：“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接着破天荒地写下落款“庚寅仲秋于庙港”，并签了大名。这演变自《道德经》的精华，是可以管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理，却未想到是老师的最后一次训勉。现在反思，不由得一惊——正是2年后的彼日彼时，他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

2012年9月，我的书《交接香港》终于以简体字本和繁体字本，同时在内地和香港出版了。为了出席筹备已久的新书发布会，和20个当地青年团体联合座谈，18日我来到久违的香港。甫一下飞机，就接到老师的爱子、忠孝文武皆全的国熙兄电话，告知南老师病重已送往上海医院治疗，他原定后天出席新书发布会的，现在却急急匆匆往机场赶，飞去上海伺候父亲。我问国熙能否在相向路上短暂见个面？他说“好”，立刻嘱咐的士司机绕一段路。我俩在我下榻的酒店门口紧紧拥抱，心情都很沉重，都心照不宣，默默祝愿老师能够转危为安。我在刚出版的新书上写了请求老师阅正的话，请国熙转呈。

后来，据守候在老师床边的朋友说，国熙把《交接香港》举在老师面前说：“陈佐洱的书出版了，请你指正！” 处于病中的老师抬手画了两个圈（表示加倍赞赏）。平时，老师给一个赞，都很难得。

29日噩耗传来。虽有思想准备，我仍跌坐在椅子里久久起不来。皓月当空，泪出痛肠，许多回想、追思、懊悔充斥脑海，翻腾激荡着。稍事平静后，我用心向庙港的老师灵座发去了一对挽联：

庄谐温厉忆音容，

献后学迟交之卷，

感公犹锡嘉评，

向庙港凝眸，

倘可深恩藉报？

困苦艰难蒙诲勉，

抱高山仰止之忱，

愧我幸无辱命，

望中天满月，

不禁悲泪如倾！

                                                学生陈佐洱 拜挽

（作者简介：陈佐洱先生为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出版有回忆录《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及散文集、译著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