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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 
作者:[苏秉琦] 来源:[《考古》1991年第12期] 2017-06-05

                   (苏秉琦,1909-1997,中国著名考古学家)


编者按:本文是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而作,原载《考古》1991年第12期;苏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几十万年、上百万年以来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的结果”。中国文化是人类百万年文明成果持续融汇发展的结晶——从整体上看,全世界只有居东亚中心的中国文化如此,世人当珍惜啊,岂可弃如敝履!



问题的提出

在酝酿考古研究所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期间,徐苹芳同志就史前史的有关问题来征询我的意见,一共提了十个问题,总起来说,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史前史”这样一个大问题。已出版的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虽大都企求在理论指导下运用考古材料和古史传说,但限于目前的研究水平,理论与材料、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之间,难免缺乏系统的、有机的结合,尚未形成中国史前史的科学体系。

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传说材料,史前时代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供依据,建立史前时代信史的任务自然就落在考古学家的肩上。40年来,我们忙于日益繁重的田野工作,侧重于进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相对来说,重建史前史的任务无暇顾及,甚至在一些考古学家头脑里,重建史前史的观念淡薄了。由于研究机构的分工,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归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承担,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没有专人从事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持续多年的结果,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被人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贯通,以至对中国史前史各自只能有片断的而非完整的认识。台湾方面的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由于他们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无法实现。20世纪还剩最后的10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祖国走向统一,学术繁荣的新时期,理应趁此大好时机把重建中国史前史的任务提上工作日程。

我们现在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谈,而不仅仅是编写一本书。书是阶段性研究成果,而学科建设是长期任务。我们将要有的《中国史前史》,正如当代一些科学巨著一样,可以一版一版地编下去,随着学科的发展,每一新版从内容到体例都可以而且必然有发展、变化。

今天提出这项任务是否适时?我想,经过70年,特别是近40年的考古工作,应当说基本条件成熟了。当然,任何科学成果都是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没有现成蓝本也不可能企望天衣无缝,把什么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科学上总有未知数,需要不断追求,不断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史前史的性质与任务。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讲中国历史,是讲960万平方公里幅员内、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国史前史是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相对,史前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具体来说,中国史前史是指商代以前的历史;同时不限于中原、不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凡96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

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原始社会史(含文化史)也要利用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是讲生产方式、婚姻、家庭形态、社会组织结构,侧重于阐述原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按学科分,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教程性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运行的机制,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法则,构成历史的核心内容。但除此之外,各国历史有各国的特点,各民族历史有各民族的特点。特点就是差别,主要包括民族和文化传统两方面,其中既有体质特征的差别,也有非体质性质的差别,诸如生活习惯、民族气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虽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相同,但政体、文化、生活方式又千差万别,一国一个样,古今都如此。有些文化传统可能随社会性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淡化、消失,或被新形式的传统所取代;惟构成民族特性的传统精神,往往可世代相传,其根源甚至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当代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大量具体事实,揭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深厚的文化传承背景,应属于史前史的内容。

史前史的史源主要来自史前考古学,但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遗址、具体的遗迹、遗物,这些古代物质遗存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素材不等于历史,依考古文化序列编排出的年表也不等于历史。史前史不是田野发掘报告的堆砌,也不是田野考古资料的总合。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的田野工作、简报、报告是“硬件”,有了这些硬件,还必须编制科学程序即“软件”。硬件代替不了软件。又好像一个人,有了骨头和皮肉,具备了人的形体,还不够,重要的是还要有灵魂。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也是这样。艺术是通过形象反映客观,科学是通过逻辑反映客观,没有逻辑就杂乱无章,不成系统。这就是说,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

不要以为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实物资料,只要加以客观报道,自然而然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就能从中阐发历史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无时无刻不在运转并制约着人们的活动。但规律又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认识规律不那么容易。不然,为什么自然界的进化经历了亿万年,直到达尔文才提出进化论?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这样。世界各国出现过许多史学名家,留下不少史学著作,但直到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出科学概括,使社会历史规律同宇宙运转的自然法则统一起来,把历史学变为科学。史学史本身充分说明:只有依靠正确的观点、方法,才能驾驭浩如烟海、纷繁复杂的史料,对中国史前史做出科学的总结。

恩格斯曾经有过一段精辟论述:“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1]同一观点贯穿于恩格斯的历史哲学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始终。在该书结尾,作者引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说明文明只是社会发展一个短暂阶段,文明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并不文明,文明的发展将最终导致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爱在更高级的形态上得以复活。今天,我们钻研史前这以百万年计的历史,目的是为了阐明中国历史的发端和发展过程,以中国的材料充实辩证唯物史观,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做出贡献。

中国史前史的内容和时、空框架

人类起源是史前史的头一个大课题。人从古猿分化出来,脱离动物界成为万物之灵,大约经过一千多万年的漫长历程。中国是古猿和古人类化石富集地区之一。云南禄丰腊玛古猿,这一千多万年前人猿超科化石的发现,为人类亚洲起源说提供了证据。

最初的人类大约出现在上新世,至今已有400万年的历史。史前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大致经历了原始群、前氏族公社、氏族公社和早期国家等几个发展阶段。原始群、前氏族公社到氏族公社初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氏族制度由发展、繁荣到衰落、解体并向早期国家过渡,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

从体质进化与文化发展角度看,初始的一大段(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最初阶段),主要是人类塑造自己的过程,靠的是劳动,靠的是群体的力量。那时能够制造工具,但迄今所知,当时世界上还缺乏稳定的打制石器的方法,缺乏个性;或可以说,那阶段文化特征因素还不显著。进入更新世以后的一二百万年,体质条件趋于成熟,创造的文化,一步步丰富多彩。元谋猿人和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都属于早更新世,距今一百七八十万年。被认为可能是元谋人的石器,特征还不明显。西侯度以石片石器为特征,包括石片、刮削器,砍斫器等,已按照一定方法打制,其中砸击石片的方法同北京人一致,可看成北京人文化的前驱。在中国范围内,发现于几十个地点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材料,构成一条相对完整的人类进化链,证明中国古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连续性;数百个旧石器地点代表了旧石器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向背面加工的石片石器为主体的小石器传统贯穿始终,构成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鲜明特征。尤以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清楚,特征突出。至少更新世以来的材料证明,中国人的主体部分是东亚大陆土著居民,是北京人后裔;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

人类进化与文化发展的道路都不是线性的,发展中包含着不平衡。例如,发现于河北阳原的东谷坨文化,属早更新世之末,距今100万年。东谷坨人是选用优质的燧石为原料来制作石器的,其类型较固定,技术较熟练,看来已达到了北京人中期(距今50万年)的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如果认为北京人文化上承东谷坨文化发展而来,那么,这一现象会令人困惑。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现象。北京人文化并非直接源于东谷坨文化,北京人是用劣质的脉石英来制作小型石器的,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文化源流。只是目前对东谷坨文化的来龙去脉还不清楚罢了。时间早的文化可能会先进,这正是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例证。另一个例子是发现于辽宁营口的金牛山人文化,其年代经测定在20多万年前,不论从地质年代还是从动物群,都表明它与北京人文化晚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共存的。但金牛山人的体质特征都远较北京人为进步,吴汝康先生认为金牛山人已属于早期智人。这说明,不仅在文化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在人类体质进化上也存在着不平衡。再就金牛山人本身的体质形态来说,其身体的不同部分也有进化快与慢的差别。金牛山人是世界罕见的保存了头骨、肢骨和大量体骨的古化石人类,金牛山人的头骨比北京人进步,而上肢骨比北京人更为进步。手的劳动首先促进了上肢的进化,上肢的进化又促进了头脑的进化。可以说,在人类体质的进化过程中,上肢、下肢、头脑也不是齐步走的。我们还可以蓝田人的体质特点再来说明人类体质进化的不平衡性。蓝田人在地质年代上与北京人接近或稍早,但在体质特征上却远较北京人落后。蓝田人的脑量还不及800毫升,而北京人的却达到了1100毫升左右。由此可见,人类体质也罢,文化也罢,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是普遍的,绝对的;而平衡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暂时的平衡又会被新的不平衡所打破。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后的十来万年尤为重要。中国以至整个旧大陆范围内,人口密度有了明显增长,彼此交流增多,这是人类生存能力、改造自然能力提高的结果。其关键是技术的进步。集中表现为石器刃部的细加工和从安把到镶嵌装柄一系列“复合工具”的出现与发展。早在北京人文化晚期就出现了长不过4个多厘米的“类似倒置箭头的”小石锥。它的实用部分是“铤部”,即锥尖。但其后部有一个加工的窄叶形“箭头”状的柄部,这种形制的小石锥,显然不宜以手捏的方式锥物,其叶形柄部应是安把的部位。也就是说,最原始的“复合工具”未必是始于几万年前的“细石器”的出现,它的萌芽可能追溯到20万年前的北京人文化晚期。发展到峙峪文化时期,那种带短铤的石镞、带短柄的弧刃小石刀等,都应是安柄使用的复合工具的部件。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小石器”工艺的发展,说明复合工具的日益发达。不论是细石器还是小石器多应安有木质的或骨质的柄、把、杆,否则难以单独使用。一万年前的河北阳原虎头梁的多种尖状器已具备了多种安柄方式,甚至连类似“直内”、“曲内”的石器都出现了,实际上可能就是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复合工具的雏形。虎头梁的各种安柄尖状器进一步发展,则成为像富河文化那种类似钺的宽刃斧、类似戈的窄刃斧,盘状砍斫器以及石钻等。这些石器显然是安柄使用的,但归根到底还是要上溯到北京人的从把手到安柄的技术。北京人文化,不论是下层的还是上层的,其主要的两类小型石器都是砍斫器和尖状器,正是在这两类小型石器上留下了从把手到安柄的发展踪迹。安了柄的利刃等于加长了手臂,于是带柄斧、梭镖、弓箭相继出现,人类起飞了。旧石器时代最晚期出现的间接剥制法生产的典型细石器,只不过是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业已发展起来的小石器的利刃与安柄技术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因此我认为,利刃的细加工及复合工具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突出成就。正是这一成就才提高了改造自然的能力,才使大型围猎成为可能或更富成效;人类可以获取大走兽,可以获取飞禽和游鱼。与此同时,另一项重要发明是以海城小孤山发现的有孔骨针为代表的缝纫技术。骨针虽小,却意义重大。有了骨针,解决了缝制皮衣问题,人们才可能离开洞穴走向平原,走向寒冷的北方,越过白令海峡走向另一个大陆,走向世界各地。在现今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那些相对说来环境不大有利的边疆地区,才会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国的北方和南方以及欧亚大陆东、西之间产生了交流。新、旧大陆之间在人种和文化上的相近之处,不是在更晚,而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可以这样说,现今世界的、中国的人类分布的大致格局是从十来万年前开始逐步形成的。以往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研究得不够。如果认为只是在二万年前随着典型细石器出现才出现了复合工具,才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显然是简单化了一些,而且也无法解释早在十来万年前人口就开始迅猛增长的历史原因。

旧石器时代之后的历史时期是新石器时代。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我想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主要内容。一根主线是技术、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本身的发展。广义的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是一部从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具体体现的过程;另一部分内容则要具体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中国文化传统的组合与重组的史实。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几十万年、上百万年以来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的结果。我们先来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的研究。

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包括了农业的起源、农牧业的分工以及农牧业代替渔猎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随之出现了定居的聚落,从“前陶新石器时代”发展到会制作陶器、饲养家畜,以及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的出现与发展。中国考古学成果已证明中国史前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一系的。黄河流域是粟的发源地,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七八千年前的聚落在各大文化区都已有所发现,而以半坡、姜寨的聚落为最完整、最典型。与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是,氏族社会由旧石器时代晚期所处的氏族制前期发展到了氏族制的繁荣鼎盛时代。半坡、姜寨聚落可以说已达到了氏族制度发展的顶点。也正是在半坡、姜寨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氏族社会的转折,即由繁荣的顶点走向衰落、解体的转折。我们都知道,山顶洞人已有了埋葬仪式,那是有血缘关系氏族成员对死者的怀念,它反映了氏族意识的存在。哈尔滨的阎家岗发现了一处营地,考古资料表明,该营地是以比氏族范围更大的人群进行季节性的集体围猎的遗存,猎获的对象种类单纯。进行这类群体狩猎,必定有着相应的社会群体组织——氏族部落的存在。半坡、姜寨那种环壕大型居址,其中以大房子为中心,小房子在其周围所体现的氏族团结向心的精神,以及居址之外有排列较整齐的氏族墓地,墓地上同性合葬、小孩不埋入氏族墓地等情况所体现的典型氏族制度的原则,说明氏族制度发展到了顶点。而且其后不久就出现了在居址中心也可以埋人,男女老少同穴合葬的现象,就说明氏族制度的原则开始被破坏了。半坡遗址另外一些文化现象也说明它正处于社会转变期。如小口尖底瓶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瓶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半坡那种绘有人面鱼纹之类的彩陶,反映的已不再是图腾崇拜,已超越了图腾崇拜的阶段。有些彩陶应属“神职”人员专用器皿,当时或已出现了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仰韶彩陶无疑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大汶口文化早期那种带提梁的陶鬶和各种形制的陶杯、觚,具有同样的意义,是神器,不应看做简单的日用器皿。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崧泽文化而后流布各地的石钺、玉钺,大多不是实用工具,乃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物。其他区系文化所反映的社会进程,与仰韶相近或略有早晚。例如,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到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原始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古城是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城、古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变革的产物,作为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成为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距今4000年稍前,进入青铜时代,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代。

以下,我再来谈谈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的问题。上面已谈到了夏王朝的建立。但是夏朝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大家知道,夏王朝时期,“执玉帛者万国”,先商、先周也各有国家,实际上是夏、商、周并立的局面;更确切地说,是众多早期国家并立,齐、鲁、燕、晋以及若干小国,在西周分封前都各有早期国家,南方的楚、蜀亦然。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早期国家的历史进程,各地进程虽有先有后,先后相差的幅度一般不超过500~1000年,但都可追溯到4000年、5000年、6000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同时我们还必须着眼于夏王朝所处的黄河中游之外的、作为中华民族各支系祖先所赖以生存、奋斗的更广阔的空间。

从空间来看,中国大陆东部面向太平洋,西部面向欧亚大陆;又可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分成南方和北方。南、北两半的面积和人口差不多。由于幅员辽阔,从很早就出现了地区性的差别和分化,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南方和北方的东部和西部的文化面貌已露出明显的差异。同时,南、北、东、西的旧石器文化都分化出若干文化类型。至 10000年以内,在原有四大部分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内,还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地方类型。不同地区的文化,都特征明确,源远流长,但彼此的渊源、特征、发展道路存在差异,发展水平不平衡,阶段性也不尽等同。相对而言,南部的三大区,民族多,方言多,文化呈波浪式发展;从文化传统、民族融合、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诸方面考察,应当说,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发展的重心常在北部。北部的前红山——红山文化、前仰韶——仰韶文化、北辛——大汶口文化三大文化系统,都得到充分发展,并在发展中交流,互相渗透、吸收与反馈,这种区系间的文化交互作用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进入高潮,文化面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然,以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都是最早,不都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从旧石器中晚期到新石器初期,很可能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早。海城小孤山遗存,据铀系法则测定距今4万年,有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梭镖、带倒钩的鱼叉、用两面对钻法穿孔的骨针,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时间比山顶洞人早,但比山顶洞骨针进步。这一发现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辽河流域为中心这一片,文化发展走在前列,从而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前导地位奠定了基础。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在中原地区与之相当的时期,还未发现具有类似规模和水平的遗迹。时间接近、规格相似、发展水平较高的一处重要遗址是甘肃秦安大地湾“类似坞壁”中心“殿堂式”大房子遗迹[2](遗址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大房子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属仰韶文化末期(约5000年前)。距今7000~5000年间,源于渭水流域或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经历了组合与重组的过程,半坡时代是人类群体和文化的一种组合,它的范围较小;到了庙底沟类型的时期,显然是又经历了重组,庙底沟类型的范围大多了。在这一重组之后的仰韶文化,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套一带,同源于大凌河流域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汇合。红山文化鳞纹彩陶罐、“之”字纹筒形罐同仰韶文化玫瑰花形彩陶盆共生。尖底瓶与“原型斝”交错,产生许多新文化因素。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组合,碰击出陶寺这支文明的火花,遂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与此同时,在北方甚至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黑、灰陶盛行,袋足器、圈足器发达。朱绘、彩绘黑皮陶代替了彩陶,大型中心聚邑遗址(古城)出现,墓葬类型分化,大墓中使用双层或多层棺椁以及由玉器、漆器、彩绘陶器、蛋壳陶器组成的礼器等等。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中华民族祖先的重组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终止。正和我前面所说,“夏有万邦”、“执玉帛者万国”。继夏之后,王天下的商、周,都有他们自己的开国史。在夏王朝时代实际上是众多国家的并立。周人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还只是一个理想中的“天下”。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才是实现了一统的中国。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

在民族的形成,民族文化的不断重组这样一个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是它的基础之一。区系类型的研究是一项通过考古实践得出认识,然后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反复检验并在高一层次的基础上指导实践,不断丰富、发展、深入研究的系统工程。其最终目的是从宏观上阐明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这一研究和我前面所说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40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使我们有可能从宏观上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总体系做出理论概括:相对于世界其他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中国文化是自我一系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多源的;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间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关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不妨再重复地集中概括为两点。

一是中国人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这一特点在北京人时代已经形成。北京人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用劣质石材制造出超越时代的高级工具,例如用脉石英石片修整成尖锐、锋利的小型石器等。这种勇于开拓、善于实践的精神在其后的几十万年中得到传承。良渚玉器上的微雕工艺,历史时期享誉世界的丝绸、漆器、瓷器工艺,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用“蚂蚁啃骨头”办法制造出万吨水压机,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中国农业的传统是自古以来的精耕细作,延续到今天,创造出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奇迹。这种传统同中国人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美德融为一体,孕育出无穷的创造力,成为中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喷涌不竭的源泉。

二是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百川汇成大江大河,逐步以华夏族为中心融合为一个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文化共同体——汉族。它虽然幅员辽阔,方言众多,但在文化上却呈现出明显的认同趋势。大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以形、意为主又适应各地方言的方块字被大家所接受,成为其后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汉族从开始就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历史上许多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先后与汉族融合,给汉族不断注入新血液、新活力,得到不断壮大,并团结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当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的时候,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其根脉盖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

一部史前史,以时间说,上下几百万年;从空间说,要概括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中华祖先创造的光辉业绩,任务相当繁重。从何着手呢?鄙意可考虑:1.区系观点是个纲,纲举目张;2.文明开始是把金钥匙,是要大力开拓的课题;3.文化传统的根系要上溯到旧石器时代;4.由近及远,一个课题、一个课题逐步积累。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环境考古学是一门新产生的交叉学科,它的任务不是单纯研究自然界的进化,而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从刀耕火种起就在破坏生态平衡,随着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对自然的破坏也越加剧,同时,自然给予人类的报复也越加沉重。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认识到生态危机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需要重建人同自然界的协调关系。环境考古的目的就在于从历史角度阐述人类依附于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最终回归自然的辩证关系。

最后的一句话是对中国史前史给予科学总结,弘扬民族文化,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国情,提高民族自信心;同时,也将是对世界文化史的贡献。



注 释: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2、2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


[2]大地湾F901遗址,位于大地湾河岸阶地上类似“坞壁”聚落遗址的中部,现状地势高出河床80米。遗址反映这是一幢多空间的复合体建筑,主体为一梯形平面的大室,遗迹清晰可辨。前墙长1670厘米,后墙长1520厘米,左墙长784厘米,右墙长836厘米。主室前面有三门,各宽约120毫米左右,中门有凸出的门斗,室内居中设直径260厘米的大火塘,左右近后山墙各有一大柱,形成轴对称格局。主室左右各有侧室残迹;前部有与室等宽的三列柱迹,表明前部联结敞棚。整组建筑纵轴北偏东30°,即面向西南,正是古人推崇的昃位。这一建筑遗址反映如下特点。1.位于聚落总体的中心部位。2.为已知全聚落中体量最大的建筑;并为庄重的对称格局;大室中门设外凸的门斗,特别强调了中轴线。3.主室大空间南向开三门,总开启宽度约350厘米,加强了它的开放性以及和前部敞棚的连贯性。这显示出主室是“堂”的性质。4.主室前部连结的开放的敞棚,正是所谓的前轩。“堂”前设“轩”这一格局,大有“天子临轩”的味道。5.堂的正面并列三门沟通前轩,反映实用上的群众性和礼仪性,显然它不是一般居室性质,而是一座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建筑物。6.堂的后部有室,左右各有侧室——“旁”、“夹”,构成明确的“前堂后室”并设“旁”、“夹”的格局。这与史籍所追记的“夏后氏世室”形制正相符合。7.堂内伴出收装粮食的陶抄(与当地现今所用的木抄形制相同)及营建抄平用的平水(原始水平仪)等,都应是部族公用性器具。它们结合建筑形制,可以进一步表明这里大约是最高治理机构的所在。8.就建筑学而言,这座建筑显出了数据概念和构成意识:堂的长宽比为2∶1;二中柱各居中轴一侧方形面积的中轴上;前后檐承重柱数目相等(但不对位)。9.就结构学而言,以木构为骨干的土木混合结构承袭了仰韶文化“墙倒屋不塌”的构架传统,但与半坡类型(以F24、F25为代表)不同,其围护结构不在承重柱轴线上,而在外侧。综合以上几项特点,可以推测F901为当时部落社会治理的中心机构,也是部落首领的寓所。前部堂、轩用于办事、聚合或典礼;后室及旁、夹用于首领的生活起居。F901正可印证夏后氏“世室”(含义即“大房子”)的传说。“世室”这一复合体的大房子,从形式上讲是“前堂后室”;从功能上讲,是“前朝后寝”。F901——世室,奠定了中国宫殿制度的基本格局;上溯其源,它正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所见的比较简单的“前堂后室”的“大房子”——F1,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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