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把孝道推行到残忍的地步，借道德胡乱杀人整人，是皇朝统治乡村治理中，最大的恶。恶就恶在，杀了人，把乡村搅得乱七八糟，皇帝还理直气壮，还有人说好。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小偷偷了东西在逃跑的途中，掉进沟里摔死了，后面的追赶者还得获罪！
孝顺父母是个好事。儿女长大了，父母年岁已高，能照顾就照顾一下，哄哄他们，怎么说，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像古代一样，把这事夸张成孝道，变成儿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使被卖了换鸦片抽，也要无怨无悔，就走向反面了。
性格乖张的父亲无缘无故暴打儿女，孔夫子说，老子打儿子，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但按明清的法律，走的时候，如果父亲追出来，不小心绊到了石头什么的，磕到了一命呜呼。对不起，这种情况下儿女是要偿命的。
二十四孝是古代孝道的模范典型，直到今天，依旧被一些人挂在嘴上，刻在石头上，印在书里。可是里面的典型，半是矫情，半是绝情。矫情就算了，绝情让人受不了。比如郭巨埋儿，为了孝敬母亲，居然要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自己母亲很喜欢的亲生儿子活埋了。幸亏挖坑的时候，掘出一罐金子，否则，儿子的小命就这样活生生没了。
河南省博物院馆藏文物——郭巨埋儿画像砖。东方IC供图
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鲤
然而，这样残忍的孝道，在明清两代，尤其是清朝，却是真真切切在推行中。
清朝的统治者满人，是从山上下来的。当年在山上的时候，肯定没有孝经，也没有二十四孝。但是入主中原之后，却非常认真地推行其朱熹版的儒家伦理了。大概是为了向汉人证实，他们不是胡人，真的是周文王之后，是具有充分合法性的中国统治者。
乾隆五十二年，湖北汉川县发生了一起忤逆案件。该县秀才邓汉祯之妻黄氏，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跟自己的婆婆吵了起来，居然还动了手。
婆媳吵架，在中国的农村，从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动手不动手的，双方吵大发了，推搡撕扯也是难免。
吵完之后，邻居劝，亲戚说，哭闹一通，也就完了，日子还是得过。婆婆不会把媳妇往死了整，媳妇当然也得让一步，赔情了事。
当然，这是在古代，社会还比较重视孝道的时候。即使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乡村，这样级别的婆媳吵架，估计也是成千累万，乡里社会，不会有人太当回事的。
但是，不幸的是，这事儿居然被人告了官，最终闹到了湖广总督那里。总督当个大事，上奏乾隆皇帝，于是，事儿大了，跟天那么大。
乾隆是个心气特高，也特别自负的皇帝。自我感觉，是十全老人。什么事儿，都得十全十美。自己的治下，居然出来这样忤逆不孝的臣民，居然还是出自一个秀才之家，生可忍，熟不可忍。抓典型，本是专制皇帝治国的惯用手法，表彰节孝，是树立正面典型，而惩治不孝，则是抓负面典型。
于是，汉川的邓家，就成了当年全国第一号的负面典型。皇帝亲自下令，邓汉祯夫妇，当着邓汉祯母亲的面，凌迟处死。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刀刀给零割了。邓汉祯的兄弟以及族长教导无方，判绞刑，也是个死，但有全尸。
邓汉祯妻子黄氏的母亲（估计她父亲已经早死了），教女无方，脸上刺字，罚去看守城门。连邓汉祯的邻居也有罪过，知情不报（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好意思看人家婆媳吵架就报官？）一律杖八十，发配充军。
由于邓汉祯是秀才，所以，当地教官即训导，也受连累，杖六十，流放三千里。最冤的是汉川当地的父母官，知县和知府，他们平时高高在上，那里会管这些事儿？这回一律革职为民，子孙永远不许入仕。
这还气不过，邓汉祯的家，被掘地三尺，永远不许筑屋居住。邓汉祯那吃了媳妇打（其实应该是双打，对打）母亲，由湖北布政使司每月给二两银子养活。
这样株连九族，连带邻居并父母官受苦的处罚，当然是过了。乾隆远在深宫，没有人吃了豹子胆，敢在他面前争吵。但他不知，这样的事儿，在民间本是稀松平常。哪个族长，本家连带本地长官和邻居会有这个本事根本遏制住呢？哪个地方官，能管得了这些呢？顶多事儿出了，出头调解一下，也就算完了。哪知道，皇帝雷霆之怒，来了这么一手。
就算黄氏跟婆婆动手了，罪有应得，但他的丈夫邓汉祯，真的就是一个忤逆不孝之子吗？兴许他仅仅是是面性子，管不了老婆呢？邓汉祯的母亲，就算恨儿媳妇，也一样恨自己的儿子吗？把儿子儿媳一并在自己的眼前给用刀零割了，惨叫之声，传于四方，这婆婆真的会高兴解气吗？从皇帝的判词看，邓汉祯的母亲大概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儿子死后，她就得靠政府每月二两银子养着了。就这样，无端成为一个孤寡老人，她今后的日子，能过好吗？
但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经此一劫，最惨的人，不是死去的邓汉祯夫妇，而是他们的娘。儿子儿媳被剐的血淋淋场景，会一直在她的眼前晃。后来的事情，我们不清楚了，但这位孤寡老人，肯定万分后悔，绝无可能会感激皇帝为她出了口恶气。她余下的孤苦伶仃的日子，不大可能太多了。
当然，这一切，在北京紫禁城的皇帝，是绝不会理会的。他要的，就是一个负面典型，通过这个典型，一方面杀一儆百，一方面展示皇恩浩荡，最后，也顺便维护了他特别在意的孝道的尊严。
把孝道推行到残忍的地步，借道德胡乱杀人整人，是皇朝统治乡村治理中，最大的恶。恶就恶在，杀了人，把乡村搅得乱七八糟，皇帝还理直气壮，还有人说好。
幸好，即使在乾隆治下，王朝政府也没有这个能力，把政权延伸到县以下的乡村。乡村的自治，大体上是一种瞒上不瞒下的模糊政治。
没有深仇大恨，没有特别好事的恶人，不会有人动辄把乡里常见的纠纷往上捅。否则，婆媳吵架都像乾隆这样处理，乡村社会，非血流成河不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注】本文原标题为《孝道与霸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