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明朝灭亡历史原因解析之二——浅论中华法系的三大根本原则

    从上一篇文章(指最新文章中的《明朝灭亡历史原因解析之一——明末国家状况综述》一文)我们总结来看，明亡于腐败，而腐败不能除的原因，是治国方法的错误，这不只是大明朝的问题，也是汉唐以后诸多王朝的通病！今天我们就从治国的根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医道即治道。中医讲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治国讲治之于未乱，谋之于未萌。

每一个朝代，都有开国领袖或中兴之主兴利除弊，惩治贪腐，使王朝统治得以稳固和延续。但是这些努力最后的结局，都是人亡政息。这种治国方法，与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本质的区别。

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其中道理，皆是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之所以人亡政息，是因为没有以法治国，正所谓“道法万全，智能多失”，道法治国才是治之于未乱的根本。

    中医治病之所以注重治未病之病，是因为懂得病灶的根本在于看不见的“精气”“经络”，所以产生了养生为主，调理为辅，治疗为次的指导思想。

    当病人已发病，生命垂危，这时候就得对症下药，病急用猛药，方可有一线生机。就好比社会动荡，社稷危亡的时候，要以奇用兵。而在没有生病的时候，要注重养生防患于未然。这就好比天下安定的时候，要以正治国。

    真的到了朝纲凌迟、四海沸腾的时候，猛药也只是不得已的办法了，哪儿还有治病的把握？由此可知，最重要的还是以正治国。

    何谓以正治国，在《尹文子·大道》中讲解的极为清爽：“正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

    那么是不是有法律的国家，就是法治国家呢？绝对不是！商君说过：“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如果有法不能通行，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还叫法治吗？

    王安石曾高度称赞过商君，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纵观中国历史兴衰、朝代更替，很少有人如商君那样达到了以法治国之最高境界——治之于未乱。

    商君之治依靠的是中华法系三大根本原则，包括： 

    第一、法生德原则。

     如果法不以维护道德为目的，那世间何来公平正义？这似乎人人都知道，但是现实却多事与愿违。近年常有人在大道上行凶，路人避之不及。还有孩子被车轮碾压倒地不起，路过的人视而不见，不愿施救的现象。原因是对出手救人的没有法定的奖励，更没有对见死不救的人的法定的惩罚。没有人知道，以法生德、以德固法是中华法系的根本原则。 

    第二、连带责任原则。

    即所谓的连坐制度。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清楚。首先，连坐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条法令，它是一个原则，应该在所有的法令条文里都存在的原则。其次，连坐不是无辜的诛连，它是要讲证据，辨名实的。最后，连坐制度不是商君发明的，它普遍存在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西周时代的各诸候国当中的。连坐制度是使法令必行的根本所在，是中华法系的核心之术。可悲的是被儒生骂了两千年，现在还谈之色变。 

    第三、是重其轻者原则。

    《商君书》云：“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以刑去刑思想，和中国的以战止战思想完全相合的，汉字当中‘止’‘戈’为‘武’。毛主席在出兵朝鲜时说“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也是以战止战最好的解释吗。我们在沙场练兵，就是要严格训练，刻苦用功，沙场上多流汗，目的是在战场上少流血。我们让孩子多吃点苦，目的是增益其所不能，帮助他将来成就事业。这些都与以刑去刑、以战去战的思想是相通的。 

    重刑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法令被执行。我们的一些西化学者现在把这些原则忘得干干净净，还妄加诟病肆意菲薄，唯西是从。如此奢谈法治，何其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