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年间，中华大地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内有义军李自成、张献忠攻城掠地，外有女贞人皇太极虎视眈眈。

    但是这个时候的大明朝中，却不是没有能臣干将，有些人以为杀了一个袁崇焕，大明就没有了顶梁柱，这实在是与事实不符。 

    当时大明还有孙承宗、卢象生、孙传庭等一干猛人，把李自成打的只剩18骑，落荒而逃的时候也有过。可是阴差阳错，随着这些将星逐个陨落，大明的江山也如同西落的残阳，最后一抹余辉染红了大地……！

    主流学者们关于明亡清兴有太多的讨论，历数前朝种种弊病，盛赞新兴王朝的诸多优点……。其实前朝兴起的时候未必就比后朝开始的时候差，有什么可自夸的？用句流行话说：“哪个新欢，不曾是别人的旧爱？”大清灭亡的时候，比大明还窝囊！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对比哪个朝代好，哪个朝代坏了，还是说点实在的东西，思考一下实质的问题吧。

    关于大明的灭亡，众说纷纭，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比较流行。

        1、明亡于北半球小冰河期。

       2、明亡于财政税收。

       3、明亡于疾病的传播。 

       4、明亡于政府控制力的下降。

       5、明亡于粮食问题。 

        6、明亡于党争。 

    可以说这些原因都是事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因分为二类。第一类是天的原因，就是上面的第1条，但是所谓的自然灾害，不是生物毁灭那么严重的大灾难，起码不是主要原因。而上面第2至6条原因可以汇总为第二类原因，就是人的原因。 

    先谈明朝的财政、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为什么造反？没饭吃呗，为什么没饭吃？赶上灾荒却苛捐杂税不减，这都知道啊。天下百姓都造反了吗？显然没有。那么问题来了，没有造反的，就说明大部分税收征上来了，税赋高，那怎么朝廷连军粮、军饷都发不起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儒家历来鼓励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理论方面最有代表性，言之凿凿的就是《盐铁论》里边文学的言论了。至于实践，就是不停的鼓吹和推动他们的政治主张。元朝末年，十八路反王要夺取大元江山，这时候儒士们就给皇上出了三个主意，一是下罪已诏，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只是这赈灾款到哪儿了就难说了）。二是减税，减轻农民负担（税是减了，生产资料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三是大赦天下，显示皇恩浩荡。这么搞，能解民倒悬匡扶社稷吗？不用我说结果大家都知道。

    明末税赋高吗？据我查阅相关资料，明末税赋相比清代绝对不高，可以说相差很悬殊。但是这符合儒家门徒的一惯主张，下边民生困苦的时候，不厉行法办贪腐、加强武备，一味的呼号仁义空谈道德。这些国家的蛀虫，只顾着中饱私囊精打细算，哪管天下大局社稷安危？！

    二是粮食问题、

    历朝开国的时候，都建立戍边屯垦制度，军功制度，扶持农桑制度，但是随着腐败慢慢侵蚀，官僚资本家们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土地逐渐被兼并，那是数以百年的变更，错综复杂根深蒂固，到国家政治出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 

    在我耳边，仿佛又响起电影《大明劫》中，孙传庭那悲愤的声音：“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第三关于政府控制力的下降、

    这个论断我觉得纯属无稽之谈，崇祯皇帝杀魏忠贤、袁崇焕，指派卢象升、孙承宗、孙传庭等剿匪抗清，虽然有贺人龙之类的少数不听朝廷调遣的官员，但直到孙传庭战死（1643年），大局一直在皇帝掌握之下，崇祯不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所以几次与胜利擦肩而过。

    第四关于党争、

    这个也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当下西方民主世界不都是多党竞争吗？虽然有国家混乱战事频繁的，也有许多老牌大国几百年的政权稳固的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争了二百多年了，也没见败亡的迹象啊。乱象从生表面是党争，实质还是腐败。

    第五疾病的传播一说、

    明末确有大规模瘟疫传播的记录，但也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中医大家，他叫吴又可，他在多年与瘟疫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依据治验所得，撰写成了《温疫论》一书，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为中医的传承和发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中所记经方“达原散”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治疗病患收到了奇效。在那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中医以绝对的优势领先于西医，这不只是一个病例的治疗结果的胜利，而是中医辩证施治的思维方式的胜利。 

    瘟疫不会选择性的传播，官军有染病的，民军同样也有。所以说瘟疫与明亡不是必然关系。

    笔者认为，国家昏乱腐败轻描淡写，主观上回避核心问题，一个劲的找客观原因，就是罗列出再多条“原因"也解决不了根本原因。